华娱1992:从青歌赛开始 第162节
于是她十四岁就辍学了。
十六岁那年,村里有人从广州回来,穿得光鲜,带着大包小包,说在广州打工一个月能挣两三百。
她爸第二天就去求人家,把秀英带出去。
“好好干,挣了钱寄回来,供弟弟妹妹读书。”
她妈把一包煮鸡蛋塞进她蛇皮袋里,红着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爸站在村口,背着手,只说了一句:
“别丢人。”
她走了。
十六岁,第一次出远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站票,挤在厕所门口,靠着蛇皮袋睡了一路。
到了广州,她傻了。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楼,到处都是她听不懂的话。
老乡把她带进天河区的一家制衣厂,跟管工说了半天好话,才把她留下来。
一个月一百五,包住不包吃,住的是十二个人的宿舍,上下铺,比现在这间还挤。
她不怕苦。
她怕的是空落落的感觉。
每天在缝纫机前坐十二个小时,针脚扎得手指都是茧。
下了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第二天,又是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下来,她攒了一百块。
寄回去八十块,自己留二十块零花。
她爸在信里说:“好,继续挣。”
只有三个字。
连个闺女都没叫。
“可是我不能不回头,可是我不能不挽留,可是我不能不回头,可是我不能不挽留……”
杨钰莹的歌声还在继续。
秀英的眼角,有一滴泪滑下来,洇进枕头里。
她想起去年过年回家。
两年没回去了,攒了点钱,买了两件新衣服,给弟弟妹妹带了广州的糖果、饼干、还有几盒没见过的方便面。
她妈拉着她的手,翻来覆去地看,说“瘦了,瘦了”,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爸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半天才憋出一句:“回来了?”
“回来了。”
“挣了多少?”
她报了数。
她爸点点头,没再说话。
年夜饭,桌上多了几个菜,还有一瓶她没见过的饮料。
弟弟妹妹抢着喝,她妈在旁边笑,她爸也难得的喝了点酒。
秀英觉得,挺好的。
可初三那天,她爸把她叫到跟前。
“年后还去吗?”
“去。”
“嗯。”
沉默。
“那个……你弟明年要上初中了,学费得交,你妹也要念书,家里盖房子还欠着钱……”
秀英明白了。
“爸,我会多寄点。”
她爸点点头,没再说别的。
初五,她就走了。
回广州的火车上,她靠着车窗,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山,眼泪流了一路。
“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
杨钰莹唱到了最后一段。
秀英从床上坐起来。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
石牌村的夜,比老家的夜亮多了。
到处都有灯,到处都有人声,到处都飘着饭菜的香。
楼下的麻辣烫摊子还在冒着热气,几个人蹲在路边吃,一边吃一边用四川话聊天。
她听不懂四川话。
但她听懂了那种感觉。
都是离家的人。
都是没有家的人。
……
上海HK区,某纺织厂的女工宿舍。
这是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外墙的石灰已经斑驳,露出里面的红砖。
三楼尽头那间屋子。
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能看见屋里昏黄的灯光。
八个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里。
上下铺的铁架床锈迹斑斑,一翻身就吱呀作响。
墙上糊着《新民晚报》和《劳动报》,报纸已经发黄,边角卷起。
唯一的一张桌子摆在窗下,桌面上摆着一台巴掌大的收音机。
是红灯牌,旋钮上的塑料已经掉了,用胶布缠着。
这是大家凑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的,一人两块,一共十六块。
窗户开着,但没有风。
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
晚上八点,刚下班的姑娘们挤在一起,围在那张桌子前。
她们都穿着同样的白色工作服,袖口卷到手肘,露出被汗水浸得发白的小臂。
头发用发网兜着,有些人还没来得及拆。
“快开收音机,八点了。”睡下铺的小翠第一个喊起来。
她十九岁,圆圆的脸,眼睛很大,一笑两个酒窝。
来上海三年了,还是改不了四川口音。
阿芳从上铺探下头来,头发披散着,刚洗完澡,还滴着水:“急啥?又跑不了。”
“你不急我急!今晚有《广东新歌榜》,甘萍要唱新歌!”
旁边的小梅正在拆发网:“甘萍?就那个唱翻唱《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对对对,就是她。”
收音机被拧开。
沙沙的电流声之后,主持人苏晓的声音传出来:
“接下来,是甘萍带来的《大哥,你好吗?》,这首歌献给所有离家在外的人,献给那些为我们默默付出的亲人。”
小翠一下子坐直了喊道:“甘萍,快快快,音量调大。”
阿芳故意逗她:“你喜欢的人多了,上周你还喜欢毛宁呢。”
小翠急了:“那不一样,毛宁是长得帅,甘萍是唱得好。”
“得了吧,你啥时候听过甘萍?”
“就现在啊。”
“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
甘萍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
那声音很温柔,像一只手,轻轻抚过每个人的心。
宿舍里渐渐安静下来。
小翠不说话了。
阿芳也不说话了。
“噢——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多年以后,还想看一看你……”
挺的小翠眼眶泛红。
她盯着收音机上那个掉了一块胶布的旋钮,但她的目光已经穿透了那台小小的收音机。
想起了自己的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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