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第539节

　　“千里上卿想要和万里国君平等。”

　　“你们墨家是鼓吹什么说知推理之术的，难道你就从未想过这样的天下会混乱成什么模样吗？”

　　“百里大夫想要和千里上卿平等，怎么平等？”

　　“拥有百里的封地就想要千里，封地都不平等，人和人怎么平等？”

　　追求平等，是墨家的一大罪状。

　　不只是此时，而是之后的数百年都是如此，平等是罪。

　　就像是适自小所被灌输的那一切，他可能不知道人和人为什么平等，为什么非要平等，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论证出来的人和人应该平等。

　　但他自小所接受的一切，就是平等是个理所当然的概念。

　　然而此时，平等是罪。

　　罪不可恕的罪。

　　百五十年后，韩非子非天下十二子中，给予墨家的罪状之一，就是平等。

　　所谓：“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之徒也。”

　　韩非子认为，崇尚功利实用，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间有分别和差异的存在、也不让君臣间有上下的悬殊；但是他们立论时却有根有据，他们解说论点时又有条有理，足够用来欺骗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就是这样的人。

　　其中墨家有两个罪状。

　　一个是崇尚功利实用，也就是说韩非子认为墨家的功利性太强，批判墨家有功利主义色彩。

　　这个“罪状”，墨家得接。

　　本来这个“罪状”墨家就得接，尤其是适加入墨家之前的道义，功利色彩很浓。

　　功利分为狭义和广义的。

　　狭义的功利，体现在墨家的“权”字上，那是狭义的功利，是权衡利弊，取其大利而扬其小利。

　　广义的功利，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认为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职能。

　　最开始墨者为什么要为利天下死不旋踵呢？因为墨家一开始的道义认为，使得大多数人幸福，那是世界上最为有意义的事情、是快乐的——吃得好、穿得好，那只是表面的享受，真正快乐的事，是那种精神层面的享受——为利天下，短褐草鞋，死不旋踵，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换而言之，墨家要做“精神贵族”，摒弃外物的衣食的快乐，认为精神层面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以此来号召许多的仁人志士投身到利天下大业之中。

　　这是墨家在适加入之前能够弄到成百上千的、类似于苦行僧一样的、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理想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我利天下，既是为了天下大利，也是因为利天下是我的精神幸福，这就是韩非子认为墨家“功利”的缘故。

　　任何学说，都不能脱离其时代，没有物质基础，有些学说就根本不可能出现。

　　“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个看似相似但实则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墨家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启蒙学说”的缘故：墨家追求平等，追求多数人的幸福，感性上觉得天下人不平等，却没有深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因为这时候，最大的不平等是真正的等级制度下的血统的不平等，虽然本质上也是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导致的，可原本墨家没有深究这么多，于是很正常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目光投向了等级秩序下的不平等。

　　包括适后来修正墨家的道义，都是维持在“启蒙学说”的基础上的。

　　经过修正的墨家三义是同义、平等、兼爱，但现在墨家的人性观、经济学说、多数人得利、权衡多数人的大利小利这些东西，实际上也只是启蒙学说的一个变种。

　　正如墨家不是道家，但和道家在反礼法这件事上站在同一战线上一样，也使得后来墨家三分势弱之后黄老之学有一派一直希望调和儒墨矛盾一样，两边的道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又是互相影响有所调和的。

　　至于另一项“罪状”，平等，那就更是坐实了。

　　此时，人不平等，理所当然。

　　人人平等，儒生反驳墨家，很容易提出的一个反驳理论就是：人要是平等了，那低阶贵族想当高阶贵族，士想当大夫、大夫想当上卿、上卿想要取代君主，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这个反驳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等级制度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并且以此考虑了一个悖论：等级制度下的人人平等。

　　经过修正的墨家，要做的是“虚伪”的平等，远还没到追求真正的“物质基础”上的平等的地步，这就使得墨家足以大逆不道。

　　儒家反对墨家平等的重要因素，就是这个“等级制度下的人人平等”的悖论。

　　认为人人平等，那就意味着犯上作乱之心会充斥天下，从而导致“天子坐得、我坐不得？”的想法会招致天下大乱。

　　这个问题可能在二十年前墨家还需要想办法驳斥，而于此时，告子对于这个问题，哼笑一声道：“有平等，便意味着没有礼法等级制度；没有等级制度，也就没有天子、诸侯、上卿、大夫、士、庶农、奴婢的区分，人人都是人的平等。”

　　“大夫高于庶农奴婢的缘故，不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吗？如果分掉他们的土地归属于天下人，剥夺了他们做‘蠹虫’的根源，那么又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

　　“大夫没有封地，没有兵权，没有一方的执法权和行政权，他们又凭什么想要作乱呢？”

　　“他们作乱又作什么呢？现在大夫之间作乱厮杀的根源，是为了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土地、为了封地、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农夫、获得更多的封地、当更大的‘蠹虫’吗？”

　　“以现在我们墨家的道义，天下人人平等，不因为等级身份的差距而拥有不同的权利、不同的饭食、不同的礼乐、不同的衣衫，也就意味着这天下没有大夫、士、天子、诸侯，只有一个又一个的、因为自己的人性的需求所努力的人。”

　　“你有利天下之心，就依靠尚贤而取的选择，真要是有从政之心，又有才能，选天子以为天子，治理天下，何以不可？”

　　“你有致富之心，就依靠节用节葬勤劳耕种土地、经营工商，获取财富。”

　　“这难道是不对的吗？”

　　儒生亦是冷笑道：“你们说的有道理，可我们儒家的难道就没有道理了吗？”

　　“假使每个上位者都有仁义之心，克己复礼，大的不想着去侵吞小的、小的不想着去谋反大的，那么天下就没有了战争。”

　　“天下没有了战争，那么就不必征收那些违背礼法的税收。”

　　“不去征收违背礼法的税收，那么就可以使得民众居于封地之内，使得封主各爱其民、民众以公田代税，井田制度，这样天下就可以安定的。”

　　“所以我说，祸乱天下的，你们墨家为最大的罪人，你们使得人人求利，从而使得民众想要更多。”

　　“有吞并天下之志的诸侯，次等之罪。”

　　“有不臣之心的大夫，再次等之罪。”

　　“有开垦土地的农夫、想要要更多的财货的工匠商人，为最末之罪。”

　　“我只问你，若是人人都能守礼，克己复礼，天下能不能安定吧？”

　　“你不要说我们的学问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天下人不能人人守礼，况且，文武之治的时候，已经证明天下人可以人人守礼，不去僭越。”

　　“但天下从未有一处可以证明，人人平等、为了需求求利的天下，是可以存在的。泗上不是天下，就算泗上可以，你又怎么知道天下可以呢？”

　　“如道家所言，小国寡民、一切依自然之法，那在很小的村社可以达成，放于天下又怎么能够达成呢？”

　　“你们现在在泗上可以做的很好，你怎么就能确定在天下一定也可以呢？可是读过史书，却可以知道，文武之时，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人守礼的天下，诸侯不乱、大夫治家、百姓不求利，这是过去已经做到的啊。”

　　“你们没有办法证明不可能人人守礼，所以夫子的学说就没有错。”

第三百一十九章 告子辩性（六）

　　这反驳的言辞，连带着道家的学说一起斥责。

　　看似是在辩论中又拉到了别家的仇恨，可实际上儒道两家的关系此时一直也是相当不好，杨朱列子那一派的人算是道家的分支，而道家向来又认为这些礼法都是束缚人的东西，是圣人违背人的天性弄出来的，根本没有法理性。

　　告子明白对方的可怕，对方明知道再继续争辩“真”与“假”下去，已经不可能获胜。

　　于是趁着这个机会，挨着儒生同伴的骂名，将人性是需求这种这个“真假”的辩题，折到了“好坏”、“对错”上。

　　真假是真假。

　　对错是对错。

　　在一些学科上，这二者等价，比如算学。

　　可在人文上，这二者不等价，真的未必是对的、假的未必是错的。

　　告子明显能感觉出来对方在避重就轻，想把问题往对错上引，因为再继续辩下去告子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这和刚才的“仁义之心人皆有之”的那个辩题其实是一样的套路：仁义之心看不到，也可能不表现出来，但你凭什么就说它没有呢？

　　就像是给你一个木桶，不准打开，也不准称重，更不准摇晃剖开，我偏说里面有东西，你怎么证明没有呢？

　　你不能证明它没有，那么就可以扭曲为你承认它可能存在。

　　你承认它可能存在，那么就可以扭曲为你承认它真的存在。

　　你承认它真的存在，那么就等同于你承认人性就是仁义之心。

　　这个“人人可能会有仁义之心、人人可能都守礼”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凭什么就说这种人人都守礼的天下不可能存在呢？

　　如果你不能证明这种人人守礼的天下不可能存在，那么就证明我们的不是错的——好比现在我就说一加一等于三，三加一等于五，那么我说一加一再加一等于五，有错吗？

　　现在你们墨家说人的需求是人性，那你们推知所得的天下应该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法令也应该是你们说的那种法令，但是你们的学说是在一加一等于二的基础上推出的。

　　你们的学说也对，但不代表我们的学说就是错的，因为如果一加一等于三，那么三个一相加真的等于五，你能证明没有这种“人人守礼”的可能吗？

　　告子也是在墨家内部沉浮了二十余年的人物，内部的辩论远比这个更需要思考。

　　既然对方明白继续辩论人性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克己复礼完全被推翻的可能这才选择了论证对错善恶，告子心中微动，便想到了顺着对方的话题继续往下谈。

　　对方一直没明白，在空地民众面前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明真假，而是为了说服民众。

　　只不过，恰好是真理更容易让民众接受而已。

　　告子于是问道：“我记得，仲尼以为稼穑之事，是小人事，对吧？”

　　对面的儒生无可奈何的点点头，明知道下面旁听看热闹的民众多数都是所谓的“贱人”，可他不能说连这句话夫子都没说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算是个很出名的典故了，樊迟前脚问夫子农事，夫子说我不如老农，转头就和弟子们说樊迟就是个小人。

　　告子又问：“既然你们不学稼穑，那么你们能知道现在一个人一年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吗？”

　　“你们不知道。仲尼尚在的时候，一亩地也就能产三五十斤的粮食。现在两季却能产四五百斤，涨了十倍且不止。”

　　告子这也是睁眼说瞎话。

　　因为那时候的亩和现在泗上的亩，根本不是一个亩，前者只是后者的三分之一。

　　对方是儒生，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区别。

　　台下的民众又确信告子说的没错，两季加在一起可不是四五百斤吗？若是一些水浇田、又有粪肥，只怕两季要有七八百斤。

　　告子再问道：“如你所言，克己复礼，那是因为天下的粮食布匹就那么多，所以按照规定每个等级要有合适的物质，这是唯一目的吧？”

　　“若不是唯一目的，那就等同于承认，礼法是为了让贵族当蠹虫来盘剥民众的。”

　　对面的儒生似乎想到了什么，可已经来不及，只好道：“是唯一的目的。夫子大仁、周公大圣，目的自然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不是你们所说的为了让贵族当不劳而获的蠹虫。”

　　告子笑道：“现在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民众手中富余的粮食增加了五倍十倍，却又不允许他们违背礼法，就算要积存粮食渡过灾荒之年，完全按照礼法，还是会剩下比以往数倍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