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苏氏，苏允最贤 第87节

　　苏允见阿回处理得都很好，也不多说什么，第二天又回太学了。

　　苏允带了从章惇处拿来的谷梁传、公羊传，以及三传的注疏，《春秋左传注疏》(也叫《春秋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

　　这段时间，他准备将春秋三传尽数给啃下来，过了年，他就要开始参加月度、季度、年度的考试了。

　　虽说他并没有走太学赐官的路径的打算，但参加这些考试，也算是为科举做准备了。

　　毕竟他从没有参加过这种考试，贸然参加科举的话，能考得上才是咄咄怪事呢。

　　他的基础比大多数的太学生都要薄弱一些，毕竟他们都是童子功，自己这算是半道出家，想要考及格，还得下一番苦功才行。

　　宋代的节假日，一年“凡七十有六日”，其中有传统三大节：元日（春节）、寒食、冬至，各休假七天。

　　天庆节、上元节也休假七天。

　　春节休七天假，所以到初七之前，苏允都算是得到一个空闲的时间读书，除了每天去章惇家里吃晚饭之外，其余时间就在太学里面读书。

　　当然啊，别人叫苦读，他就叫读书，因为沉进去之后，当真是很有意思。

　　苏允经过汉书以及三国志的磨练，他的史学功底已经是很扎实了，读春秋对他来说不算难，何况都还有注疏呢。

　　从进太学开始沉浸去读书之后，苏允感觉内心极为充实，再没有以前那种心里轻飘飘的感觉，他感觉自己的根已经慢慢扎了下来了。

　　苏允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正儿八经的修一部史书，另外，还要在经义上写出一部著作。

　　这两个事情都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花费很多精力的事情，有这两个事情压着，那他的精神疾病将不会再有复发之虞。

　　当然，这是主要目的，次要目的他还是觉得，虽然后世人批判儒家，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时期，包括在国家经济落后的时候批评得尤其猛烈。

　　但苏允读了这儒家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总体问题不大。

　　可以说，这十三经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的底层架构，别看有些人批判儒家犀利得很，但仔细去剖析这个人，他依然是深受儒家影响的。

　　就算是去留学归来，一副二鬼子样，但真把他跟外国人放一起，你依然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就是一个中国人。

　　经典的问题不大，问题出在于注释他们的人身上。

　　五经注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还有春秋三传等等，说是为正经注疏，但里面的私货可太多太多了。

　　苏允不否认这些人的成就，但里面有些东西他并不认可，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是有谬误的，会造成大影响的。

　　以前苏允对经义不太了解也就罢了，现在机缘巧合之下闯了进来，何不尝试着纠正一下？

　　苏允不是一个不积极的人，而是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那也不用头撞南墙，比如说当官拯救大宋这件事情，他是觉得就算是神来了，也没有办法拯救的。宋朝立国不正，为了维持这架底盘有缺陷的马车跑动起来，赵家人给这架马车叠了太多东西了，一旦想要通过变革拯救这架马车，就会发现，你但凡想要抽掉任何一个东西，这架马车立马就得散给你看。

　　所以，除非将这辆马车全都拆了重新构建一个扎实的底盘，否则根本救不了大宋朝。

　　明知不可为，自然就不为了，逍遥一些过日子不更好？

　　但他现在的目标又不同了，修史书这个事情，大家各抒己见，想怎么修就怎么修，了不起大家互喷口水，但修了就是修了，没有人拦得住你。

　　而纠正经义这个事情，比修史书的争议可能要大得多，而且可能风险更高一些，但这个时期，正是最好的时候啊。

　　儒家思想从春秋时期正式形成，经历了秦朝的低谷，在汉朝时候开始系统化。

　　传到隋唐时候，儒家思想开始变得僵化，好在有一个韩愈重振儒学，经过五代的混乱时代后，宋人开始觉得儒学又渐渐进入一个僵化的阶段了。

　　所以，最近这几十年，就是儒学重新掀起新高潮的时期。

　　现在已经有这个端倪了，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的理学、苏轼兄弟的蜀学等等，到了朱熹这个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出现，让理学成了影响后世千年的儒学。

　　后世人多仇视理学，认为理学是文化糟粕，但在苏允看来，理学其实并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承二程衣钵，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本论的思想，将理学推至顶峰。

　　南宋为什么推崇理学，其实与当时的政治人文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宋朝丢掉了半壁江山之后，世家大族，地主富商跑到了江南，他们被金人打怕了，不愿意再打仗了，只想过自己的安宁小日子。

　　有钱有权的整天沉迷于享乐，三妻四妾，山珍海味，豪宅美院。

　　百姓们日子也富起来了，有好日子过，谁又愿意再去打仗呢？

　　但偏安一隅，耽于享乐，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风一涨，不仅无法收复旧河山，恐怕连南方的半壁江山也保不住。

　　东晋南渡，南北朝等都是惨痛的教训。

　　所以，理学自然而然便被推崇起来。

　　这是个时代的产物，应对当时的时代其实是没有错的，但这套东西一旦进入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的时候，势必会禁锢人的思想，阻碍社会的进步。

　　所以，苏允有个野心，便是在这个一切都还可以改变的时候，将后世的唯物理论、辩证思想等先进理论加入进去，让儒学变得更加开放有活力。

　　嗯，未必能够像理学那样一统天下，但能够往儒学里面掺进去一把沙子，说不定对某些事情有所裨益呢。

第139章 孟子集注！

　　整个汴京城陷入假期的狂欢之中，苏允却是在圣贤书中不可自拔。

　　苏允不是为春秋所折服，实际上，是因为在读春秋的过程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

　　近些时日，苏允已经读完左传，左传主要是记载历史为主，议论不多，也就是说，左丘明往里面塞的私货不多，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公羊传以及谷梁传读完，苏允已经记载下满满的一本笔记。

　　哦，就是苏允认为应当予以纠正的地方。

　　给大家科普一下，六经是孔子整理的，春秋是其中之一。

　　但是春秋记载的历史过于简略，所以大多数人是看不懂的，所以需要注解。

　　有五本注解比较有名，就是这左氏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其实另有邹氏、夹氏二家。

　　不过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学者只能凭借“三传”研读《春秋》。

　　但问题又来了，若是凭借三传读春秋，有些人依然还是读不懂，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再再做注疏，这种注疏可就多了，但每一种都有一个相对来说公认的经典。

　　也即是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毫无意外，这些注疏者都在里面塞了大量的私货。

　　也就是说，三传里面先塞了左丘明等人的私货，然后孔颖达等人注三传的时候又塞了很多的私货。

　　这也无可厚非，写书不塞私货，那书就白写了不是，所谓五经注我五经注我，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苏允要写经义注疏，一样要往里面塞私货。

　　苏允记在笔记本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挑出来的，打算重新阐述的部分。

　　到了这个时候，苏允已经渐渐有了一个相对成型的想法。

　　就是依照朱熹的路子，提出四书的概念。

　　将《孟子》、《大学》、《中庸》提高到与论语并肩的位置，然后顺势提出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嘿嘿，格物致知大家都知道的吧？

　　格物致知其实在礼记之中便有提及，但各代儒者对其解释颇多分歧，不过这个不重要，在苏允这里，格物致知便是后世的科学。

　　嗯，先占领一个理论高点，然后推出格物致知的理念，再之后推出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学科等等用来格物致知的工具。

　　当宋代读书人们用物理化学数学等工具解决社会问题之后，便会证明苏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正确的。

　　亦可以证明他注释的四书五经注疏亦是正确的。

　　说明白一些便是，苏允提出一个理论，然后用物理数学这些工具去证明这些认识论是对的，最终将这理论化作普世价值观。

　　大约就是如此。

　　不过苏允并不打算从春秋开始，而是将目光瞄准在孟子一书上。

　　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孟子的研究最为深入，而是因为孟子一书原本并不受重视。

　　虽然自唐代韩愈以来多有提拔，到了本朝亦是多加拔擢，但地位依然还是不够高。

　　对于新学说来说，苏允必须有所试探。

　　地位太低的，写出来怕是关注的人不多，但地位过高的，一下子提出来诸多新理论，势必被人围攻。

　　孟子处于一个上升期，但又没有被奉为圭臬的时候，这个时候试着注释，却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苏允将春秋三传读完之后，便立即投入孟子注疏之中。

　　经过苏辙的引进门之后，苏允对孟子的研读其实已经足够的深入。

　　他引入后世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对比，让孟子的理论变得更加深入且厚重起来。

　　当然苏允不是全盘照抄共产主义，而是进行借鉴。

　　孟子的理论本身就有共产主义的味道，有人称孟子是第一位从经济、思想和政治三方面来构建一个衣食富足、君民同乐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儒。

　　比如说孟子的“四端”体现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最高素质。

　　在孟子的“井田制”中，土地被划分为井字形，每口井周围的土地由八个家庭共同耕种，每家耕种一部分，共同维持生计。

　　中间的土地为公田，由大家共同耕种，收获归公。

　　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

　　这些理论自然是存在理想化的部分的，但不理想化的理论又算得上什么理论。

　　苏允想要做的就是将孟子的理论进行深入的描述且具象化。

　　毕竟他在后世见识过更多的东西，对这些理论的理解比宋人要深入得多，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更有说服力的。苏允对孟子研究很深入，因此这集注写起来也快，不过七八日时间，便将框架给打好了。

　　但苏允非常谨慎，打算进行精修之后再将其面世。

　　可以预料得到，这本孟子集注一旦面世，将会引来世人侧目，亦会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

　　这本孟子集注是苏允借助经典来诠释一个创新的哲学体系，虽然已经是尽量重视古注，追求本义。

　　但对于那些追求经典绝对本义的经学家来说，这就是在歪解经典！

　　而且宋朝虽然以仁孝治天下，又有爱民的传统，甚至还提出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说法，但民贵君轻这个概念依然没有深入人心。

　　所以，届时他们的批评与指责将会是极其严重的，苏允不得不谨慎。

　　但是，这个风险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