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万盛世 第1161节

　　不过南京六部确实没太多事儿，真正的大事儿都是飞报京城。

　　南京那边的衙门，有个尚书或者侍郎，确实已经可以处理公务了。

　　“叔大兄的意思是，南京缺员，非紧要不必推补？”

　　魏广德试探问道。

　　张居正点点头，算是表达了他的意见。

　　魏广德想想也明白，张居正是在南京给一些人留下位置。

　　好吧，朝中有反对他的人，就可以直接去南京，那边空位置多，还能升官儿。

　　要是早早就补满，还不一定有位置给他们。

　　“和卿兄意下如何？”

　　魏广德这次没有表态，而是看向吕调阳，询问他的意见。

　　这就是他这个次辅，上面有个张居正，下面还有个吕调阳，他在中间也得两头兼顾。

　　不能大事小情就他和张居正商量，把人家视为无物。

　　“南京职务轻简，要说没什么，可若定下此制，不知外面人会如何评论。”

　　吕调阳显然有点摇摆，即认为不是大事儿，可也不敢下定决心，担心因此被人诟病。

　　南京的官场，其实比后世人想得要麻烦的多，也是最容易闹事儿的。

第1060章尝试

　　明朝的两京制度其实很早就出现，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的时候，除了定都于南京，他还在开封弄了个“北京”，这也是明朝两京制度的雏形。

　　后世都以为明朝两京制度发起于朱棣，其实是错怪他了。

　　朱元璋这一制度旨在解决明朝时期南北之间的资源分布矛盾，确保国家安宁，并尝试在南北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重心南移和军事力量北聚之间的矛盾，为明朝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后来朱元璋发现这样的设定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就在洪武十一年，撤消了开封京城的头衔。

　　再后来燕王朱棣搞了一场靖难之役，抢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但是朱棣进入南京后，“被迫”处理了一帮不肯降服的建文旧臣，弄得南京城人心惶惶。

　　等到朱棣在南京正式登基称帝，他心里还一直不踏实，总觉得南京不如自己的根据地北平好。

　　于是朱棣果断下旨，迁都北平，并将北平改名北京。

　　虽然北京成为了明朝新都，但是南京也还是名义上的都城，所以明朝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两个都城。

　　直到明英宗继位后，才正式确立了北京“正都”和南京“留都”的地位，两京制度也就此形成。

　　“留都”南京又到底起个什么作用呢？

　　简单地说，就是管理着南方的这小半壁天下。

　　虽然南京没有都城的名头，但是南京的政府机构却保留了下来。包括完善的六部制度和翰林院、督查院等重要机构，北京有的，南京全都有。

　　比如说南京六部，也算实权机构。

　　吏、户、兵、工四部分别负责南京及其周边各省的官吏考察、税粮征收、地区守备和水利屯田等职责。

　　只有礼部和刑部有些尴尬，皇帝和朝廷都在北边，礼乐制度和法律制定自然也轮不到南京的小朝廷。

　　所以南京礼、刑两部的职能进行了弱化，只能管管南京礼制和治安方面的小事。

　　钱多事少官还大，整日悠闲自在，看似南京做官貌似很幸福才对，其实不然。

　　明朝南京里做官的大多都是什么人？

　　做事劝谏惹皇帝不开心，去南京做官。

　　办事能力差，达不到皇帝要求的，去南京做官。

　　老得上朝都困难的，皇帝看着都急的，去南京做官。

　　可以说皇帝不想见的大臣，又不好查办的，就去南京做官，所以南京还有一个头衔“明朝专用养老机构”。

　　所以南京做官的这一群人，远离权力中心，基本上政治前途已经破灭了，除了个别“咸鱼”，其他的官员的内心都是非常痛苦，哪怕是从北京的二品，升到了南京的一品大员，那种心理落差也足以宣告一个人仕途理想的破灭。

　　现在朝廷貌似想取消这个养老院，可想而知那些不得志的官员会怎么想。

　　到时候民间传播一些谣言，可不就坏了他们的名声。

　　吕调阳把顾虑说出来以后，就看见魏广德不断点着头，就知道他的话，魏广德听进去了，就是不知道张居正怎么看。

　　等他目光转向张居正时就发现，他此时双眉紧皱的样子，心里不由一突。

　　是啊，这是张居正的想法，提出前肯定考虑了许多的。

　　吕调阳倒是不担心自己的话得罪张居正，但是为这点小事儿也不值得。

　　于是，他就想着是不是说点什么找补一下，不过这时候魏广德开口了。

　　“叔大兄，我觉得和卿兄的顾虑言之有理，若发布此事，怕是会在下面有不好的传言。”

　　魏广德这此地看法，确实和张居正相悖。

　　些许小事儿，完全不值当和天下官员斗。

　　去南京的，虽然清贵，可绝对不是好差事儿。

　　大家都不愿意去，你又何必如此限制南京的官位。

　　“有些事儿可以做，但没必要拿出来说。”

　　最后，魏广德意味深长对张居正说道。

　　其实，魏广德的话已经很直白了，这个事儿可以实际操作，但没必要公开行文，把他变成潜规则就好。

　　只是，张居正紧皱的双眉依旧没有舒展，显然他对魏广德的提议无动于衷，没有要更改的意思。

　　实际上，张居正考虑的比魏广德、吕调阳要深远得多。

　　用南京官职做文章，不过是他第一次尝试，把一些台面下可以运行的东西，搬到台面上来，形成制度。

　　是的，其实就是张居正对于大明官场很多潜规则改革的一次尝试。

　　“潜规则”也叫“钱规则”，是当代历史学家吴思在研究了明清历史之后首次创建的这个名词，并以此为书名全面阐述了明清的官场生态。

　　在此时，大家对这些规则都是心照不宣。

　　古代的“公务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从小就接受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的洗礼，并且他们每个人嘴里都高喊着“忠君爱民、清正廉明和仁义道德”。

　　当然，这些都是假大空的玩意儿，在他们背后却另有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潜规则。

　　在官场上，干什么不用钱？

　　当官的又有谁不是为了钱？

　　从当官开始，升官、考核、社交没有一个地方不用钱，大家的俸禄又那么低，一个月的俸禄都不够随一次份子的钱！不贪还能怎么办？

　　再说这官是靠拿钱买着升上去的，不贪怎么捞回来本钱？

　　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最初的逻辑，千里为官只为财，大家考功名就是奔着钱程来的。

　　所以，明朝潜规则第一条就出现了，不是让大家贪钱，而是谁提反腐败，谁遭殃。

　　此外明朝官场其实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潜规则，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明朝，不作为，会被认为是公正，真正干事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

　　因为真正干事的人，做事时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由此就会有过。

　　有了过失，官位也就不保。

　　而在此以前，大明官场上，只要为官不犯错，那基本上就是终身制，直到吏部考评认为你干不动了，才会把你撤职。

　　官员只要不犯错哪怕无作为也不会降职，这种风气使得官场越来越糅杂，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说起来，这个潜规则最初形成，大部分人都认为和朱元璋发起的空印案有关系。

　　空印案是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一起著名案件，涉及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的做法，最终导致大量官员被处决。

　　空印案的核心问题是明朝官员在处理财政账目时采用的一种简便方法，即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待实际使用时再填写具体内容。

　　这种方法在当时被广泛采用，以节省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财政账目时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这种方法被明太祖朱元璋视为官员可能利用空白文书进行舞弊的证据，因此他对采用这种做法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由于空印案的发生，官员们对皇帝的权威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以至于在官场上形成了严格的潜规则，那就是官员们为了避免触犯皇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意主动做事。

　　不作为，最多被朱元璋认为不称职，会被免职。

　　可做了事儿，有可能被老朱当成犯罪证据，直接拉出去咔擦了。

　　于是之后百多年时间里，官员们都默契的才有不作为的方式处理公务，在吏部、都察院考察的时候则挥舞黄白之物大肆贿赂，为自己谋前程。

　　而张居正在推动考成法后，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评不过的官员是撤职还是调职。

　　张居正要把人撤职，势必动了官员为官的潜规则。

　　毕竟，关于考成法的考评和京察等活动是不同的，而且是每年，每季都在进行。

　　官员只要不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随时都可能因此被认为不合格，面临被裁撤的风险。

　　对于潜规则，张居正是按照政治斗争的办法，拉一批打一批的办法。

　　那就是想办法废除掉一些潜规则，同时也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潜规则，或者说已经没法改变的潜规则扶正。

　　比如地方上的苛捐杂税，都知道这些东西对朝廷危害巨大，可是却是地方官府不可或缺的，任何人想要杜绝，那就是和全天下官员为敌。

　　这样的东西，就是不能动的。

　　不仅不能动，还要想办法洗白。

　　对此，张居正已经有了想法，那就是把民间反应最多的这些杂税，揉进一条鞭法里，正税杂税混在一起，愚昧百姓也就不知道了。

　　这样，在他治下的大明，杜绝了苛捐杂税对百姓的侵害。

　　而对于像先前说的官员不作为的潜规则，在张居正眼里就是需要打破的。

　　实际上，张居正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他推进的考成法，其实和后世的KPI考核制度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看数据，其他的不考虑。

　　在考成法实际实行中，由六部和都察院发布KPI指标和绩效指标，给官员定下办事规矩与做事期限。

　　这些官员做事的优劣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上司的评价，更加受到六科言官的纠察和弹劾，弹劾的内容以及上司的指标综合评价都会影响并左右官员的奖惩和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