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373节

　　军事上，他押上的是大宋倾尽国力打造的全部精锐。

　　为了这场决战，朝廷动用了大宋一半甚至是一多半的精锐。

　　一旦战败，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士或将战死沙场，或将被俘受辱，大宋的军事力量会遭受毁灭性打击，精锐尽损后，北方防线将彻底沦为不设防的空城。

　　若是大宋战败后，金国和一众草原部落的残余势力会趁机反扑，挥师南下，如果真是那样，大宋不仅得不到东北这块宝地，可能连中原腹地都会沦为胡骑践踏的疆场，重蹈历史上的靖康之耻的覆辙。

　　更可怕的是，战败会摧毁宋军的军心士气，此后再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国家的军事威慑力将荡然无存。

　　经济上，赵俣将自己的政治改革和大力发展商业、发展海上贸易、开启工业革命赚到的钱大多都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中。

　　招募更多的军队、打造军备、打造大海船、转运粮草辎重、大搞基础建设、大力研发新武器，可以说，半个大宋都在为战争服务。

　　百姓虽因“收复东北、消灭胡患”的愿景暂时隐忍，但这份隐忍的底线，便是胜利的结果。

　　一旦大宋战败，穷大宋一半的国力发动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就荡然无存，百姓的不满会瞬间爆发，流民四起、盗匪横行将成为常态；而国库空虚、粮草耗尽的大宋，既无力安抚流民，也无法支撑后续的国防建设，经济体系会彻底崩溃。

　　届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良田荒芜，最终形成“民不聊生→内乱频发”的恶性循环，让大宋陷入“外患未除、内忧又生”的绝境。

　　民生上，他背负的是亿万百姓的生存希望。

　　战争意味着无数家庭要面临生离死别，青壮劳力奔赴沙场，粮草转运、基础建设也会占用大量的青壮劳力，使得无数家庭因战争而散。

　　——好多汉人或出去打仗，或出去当民夫，结果，因为跟当地的女人成家，就留在当地不再回来了，使得其家的父母妻儿孤苦过活。

　　这些牺牲，百姓都寄托在“攻取东北、永绝胡患”的结果上。

　　一旦大宋战败，所有牺牲都成了徒劳，百姓的绝望会转化为对朝廷的怨恨，轻则引发局部的民变，重则蔓延成席卷全国的动乱。

　　而北方边境的百姓，更会直接暴露在胡骑的威胁之下，家园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状会再次上演，这份民生之殇，最终都会算在作赵俣头上，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的前兆。

　　所以，于赵俣而言，这场决战从不是“胜则功成名就”的豪赌，而是“败则万劫不复”的背水一战。他作为最高统治者，没有任何退路，不能推卸责任，不能转嫁风险，所有政治崩塌、军事覆灭、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后果，最终都要由他一人独扛。

　　就像历史上的赵佶。

　　赵佶登基之初，一度纠正宋神宗、宋哲宗朝党争弊端，稳固统治根基：

　　他摒弃“元祐”、“绍圣”以来的党同伐异，下诏“元祐、绍圣均无偏党”，试图弥合新旧党裂痕，起用部分不同派系官员，缓解朝堂内耗。

　　又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停止不必要的工程征役，赈济受灾地区，安抚因长期党争和变法动荡的民生，稳定社会秩序。

　　还严惩贪腐渎职官员，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强调“为官以廉为先”，一度扭转朝堂颓靡风气。

　　更在初政时延续对文化教育的关注，鼓励学术发展，修缮国子监等教育机构，为后续文化繁荣埋下伏笔。

　　除了调和党争、安抚民生，他还支持王厚、童贯率军出征，通过军事行动收复青唐地区，设陇右都护府管辖，将宋朝西北疆域拓展至湟水流域，巩固了对河西走廊东段的控制，也暂时增强了王朝的边疆威慑力。

　　同时，为摆脱财政困境、强化中央集权，他还重用蔡京推行一系列改革。

　　经济上，他们君臣改革盐法、茶法、酒法，推行“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的修订版，扩大专卖制度范围，增加财政收入。

　　行政上，他们君臣完善官僚考核与监察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削弱藩镇残余势力；同时整顿货币制度，发行新币，试图规范市场秩序。

　　社会层面，他们推行“居养法”、“安济法”、“漏泽园”等福利政策，救助孤寡老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前（尤其是方腊起义之前）的赵佶，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中兴之主，而不是一个失国的大昏君。

　　哪怕后来出现了方腊起义，大宋的国本和赵佶的统治根基都没有动摇。

　　只是，赵佶太不甘心做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大宋夺取长城沿线这个天然的胡汉分界线、完成大宋历任皇帝都没能达成的这个终极战略梦想对赵佶也太有诱惑力了，再加上，当时金国自东北快速崛起在很短时间内就吞并了大半个辽国确实是大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佳战机，赵佶才没太考虑大宋自身的情况，发动了燕云之战。

　　公平公正地说，赵佶的这份动机本无可指摘，燕云十六州作为中原王朝的北方屏障，是汉人心中横跨百年的执念，更是大宋国防的咽喉之地，举全国之力去争夺，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份魄力也绝非庸碌之君所能拥有，甚至在当时一度点燃了朝野上下的复国热望。

　　可偏偏，赵佶在收复燕云的关键一战中惨败，原本的宏图伟愿瞬间化为泡影。

　　随后，战败的恶果如洪水般席卷而来，朝野上下的指责与恐慌压垮了赵佶的统治根基，大臣们纷纷逼宫，迫使赵佶禅位于太子赵桓，昔日的帝王尊严在败绩面前荡然无存。

　　更惨烈的是，这场战败彻底暴露了大宋的虚实，让崛起的金国看清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随即挥师南下，酿成了千古惨剧——靖康之耻。

　　赵佶本人被掳至金国，昔日九五之尊沦为阶下囚，在异国他乡受尽屈辱，直至身死都未能踏回大宋故土，那份收复失地的壮志，最终只落得国破家亡、身死异乡的悲凉结局。

　　同样是承载举国期盼的北伐，同样是关乎王朝命脉的关键之战，同样是作为最高统治者押上全部威望与国力的豪赌——赵佶曾有的魄力与动机，他皆有；赵佶所面临的风险与压力，他更甚。

　　一旦赵俣在灭金收东北的决战中重蹈覆辙，赵佶的结局很可能便是他的下场。

　　赵佶的前车之鉴，让赵俣对战败的后果有着最清醒的认知，也让决战前的每一分压力，都重得足以碾碎一切。

　　这份风险之重，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凡人，也让决战前的每一个日夜，都成了对赵俣意志与担当的极致考验。

　　好在，赵俣顶住了一切，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昨晚，赵俣将自己这段时间的压力全都释放给了库尔阔她们这些草原女人。

　　她们人多，身体也都比较好。

　　所以，哪怕她们承受了赵俣的剧烈冲击，也没有像其她女人那样，第二天下不了床。

　　相反，由于赵俣昨夜强壮至极的表现，她们对自己新的命运更容易接受一些。

　　对库尔阔她们这些草原上的女人而言，所谓的贞洁与归属，从来都排在活下去之后。

　　草原上的法则向来直白——牛羊归强者所有，女人亦是如此。抢亲不是耻辱，而是弱肉强食的常态，被更强的男人夺走，本就是命运的另一种延续。

　　就像历史上的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掳走，数月后才被铁木真夺回，彼时她腹中已孕育着不属于铁木真的骨肉，可铁木真没有弃她，反而将她依旧立为大妃，那个孩子术赤，也被纳入黄金家族，享有皇子的尊荣。

　　没人觉得这有何不妥，草原女子从出生起就懂，她们的归属从来不是自己选的，而是跟着胜利者走的。被抢不是污点，能被强者留在身边、护住性命与族人，才是本事。

　　库尔阔她们也是如此，昨日还是合不勒的可敦、一众草原部落头领的妻妾或是女儿的这些草原女子亦是如此。

　　赵俣的强大是实打实的——他能击败金国，能让草原各部俯首，能给她们安稳的容身之所，这就够了。

　　她们不会纠结于从一而终的桎梏，也不会为命运的转折哀怨。

　　对她们来说，跟随赵俣，不是屈辱，而是抓住了生存的最优解。

　　就像孛儿帖即便经历过掳掠与怀了别的男人的儿子的波折，依旧能以正妻之位辅佐铁木真统一草原，成为草原上最尊贵的女人，她们也明白，眼前的男人能给她们的，远比固守所谓的名节要多得多。

　　昨夜赵俣的强悍，更是让她们知道了，赵俣不仅势力强大，身体同样强大。

　　这样的赵俣，肯定能护佑她们更多时间，让她们短时间内不用再经历奔波、劳累、饥饿之苦。

　　这对她们来说，可是一大幸事。

　　这种源于草原血脉的生存智慧，让她们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没有矫情的抗拒，没有无谓的悲戚。

　　早上，赵俣起床以后，她们跟着迅速起床，同一旁伺候的女官和宫女一块伺候赵俣，用顺从与敬畏对待这位新的主人，就像千百年来草原女子所做的那样：把自己交给强者，换一个活下去的资格，换一份安稳的未来。

　　这些草原女子的润腻与爽朗，帮赵俣排遣了所有压力之后，赵俣开始正视自己取得的这场至关重要的大胜，以及收获胜利的果实，最好能扩大胜果。

　　这个时候，赵俣就需要有超越这个时代眼光的张纯帮自己谋划了。

　　老夫老妻的，赵俣和张纯也没矫情，主要是，这些后续的谋划，大多都是阳谋，也不用保密，所以，在这些女官、宫女、昨夜侍寝的蒙古女人伺候赵俣洗漱时，赵俣和张纯就开始商议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像是，在黑龙江的四大煤城探寻煤矿，在大庆探寻石油。

　　像是，对金国残部和这次参与宋金决战的草原游牧民族实施围剿的同时，还要对他们实施严酷的经济战，断绝他们的一切补给，让这个寒冬来消灭他们的大量有生力量。

　　像是，大宋这边要加速从后方送来过冬的棉被、棉衣、帐篷、麻晓娇发明的炉子加蜂窝煤等等取暖设施。

　　像是，在东北地区以“高薪”招募本地的民众去南方当民夫，减少东北这里赈济灾民的压力，还有，赈济东北这里的灾民，也必须要以工代赈，冬季不能搞基础建设，就上山去伐木，收集柴火，总之，不能养闲懒人员。

　　还有，在草原上大量增加黄教的建设，用宗教来消灭胡患。

　　等等……

　　让赵俣和张纯意外的是，在他们说到如何治理草原时，比如在哪里建黄庙时，库尔阔她们这些蒙古女人竟然会主动帮忙出主意，一点都没意识到，她们的行为其实是蒙奸……

　　……

第421章 最重要的冬天

　　…

　　宋军在决战中击败金军了之后，

　　刘仲武、童贯等在第一时间就率领西军控制住东北平原通往蒙古高原的所有核心通道，也就是大兴安岭西侧隘口与河谷，以及呼伦贝尔草原通道。

　　赵俣君臣早就商量好了，大宋要对这些核心通道进行长效治理，筑牢固的防线——不只是军事防线，还有经济防线。

　　只要大宋严格封锁了长城沿线不给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南下打草谷的机会，再切断了这些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并且传旨给那些西域小国禁止他们跟那些战败的草原游牧部落贸易，那些逃回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这个寒冬，便如同困在冰雪囚笼中的孤狼，连一丝挣扎的生路都无从寻觅。

　　届时，那些不愿投降、执意西逃的残余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肯定会闯入蒙古高原北部的极寒荒原。

　　那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五十度，既无足够草场，也无稳定水源，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畜群，要么在风雪中冻毙，要么因缺乏草料成片倒毙，部落成员只能靠猎杀少量耐寒动物苟延残喘。

　　而从东北到蒙古高原的核心通道被宋军严守，截断了这些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商贸与补给线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失去补给，只能靠啃食冻硬的兽骨、甚至煮雪为饮勉强支撑，在冰天雪地中陷入绝境。

　　粮食稀少，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抵御严寒，这些草原部落之间肯定为了争夺仅存的一点食物与草料，爆发惨烈的内讧。

　　原本就残破的族群会更加分崩离析。

　　那些不愿意投降大宋的草原游牧部落，最终要么死于饥荒与内斗，要么在严寒与饥荒中大批消亡。

　　而幸存者要么被迫向更北的极寒之地迁徙，前往基辅罗斯，与斯拉夫人抢地盘，要么只能放下武器，向大宋投降。

　　前去基辅罗斯的草原游牧部落就先不说了，只说那些向大宋投降的草原游牧民族。

　　大宋肯定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就是，将归附的部落拆散为小型族群，迁徙至长城内侧的指定区域，与中原民众混居；

　　同时推行“汉化教化”，要求部落成员学习农耕技术、穿汉服、说汉话，禁止游牧习俗，年轻男子编入宋军，参与边境戍守，年老体弱者则从事农耕劳作。

　　久而久之，这些曾经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原本的部落标识与游牧传统慢慢消失。

　　当然，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可以选择远遁西域。

　　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俣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具体就是：

　　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在蒙古高原南部的绿洲与河谷要地，数百座规模宏大的黄教寺庙拔地而起（初时只是用帐篷圈地），大量的西域高僧被大宋朝廷请来担任主持。

　　与此同时，大宋朝廷还明文规定：凡入寺为僧的人，不问种族，皆可获大宋朝廷发放的“度牒粮”，每月按时领取粮食、蔬菜，且僧众可豁免一切徭役赋税，不受部落纷争牵连。

　　消息传开，那些在寒冬中走投无路的蒙古残余部落，瞬间看到了绝境中的曙光——他们不必再为争夺草料而自相残杀，不必再面对宋军的坚壁清野而坐以待毙，更不必远走极寒之地或西域荒漠苟延残喘。

　　对于不愿投降大宋、却又渴望活下去的蒙古人来说，黄教寺庙成了他们最稳妥的归宿。

　　而这恰恰中了张纯之计：出家的草原游牧壮丁脱离了部落武装，等于釜底抽薪般瓦解了游牧族群的战力；部落成员分散依附各寺庙，原本抱团的族群自然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黄教“不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会慢慢磨平这些草原上的人骨子里的剽悍，让他们从“马背征服者”变成“寺庙依附者”。

　　随着时间推移，草原上的人渐渐习惯了依赖寺庙的供给，习惯了定居生活，原本的游牧技能逐渐生疏，人口繁衍因男子出家而自然锐减。

　　最终，就像历史上清朝时的蒙古人那样，几代之后，草原上再也难觅能弯弓射雕、聚众起事的强悍族群，只剩下虔诚的信徒与依附寺庙的牧民，对中原王朝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