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从边军开始覆明灭清 第405节

　　在临时征用的县衙大堂内，高迎祥屏退左右，拆开了江瀚的亲笔信。

　　“高闯王久违矣。”

　　“自从山西一别，匆匆数载，兄甚念之，常思昔日并肩之情。”

　　“今闻你部虎踞汉中，欲行子午奇谋，兄甚忧之。”

　　“今时不同往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绝非甘学阔等庸碌畏事之辈可比。”

　　“其才具魄力，不下于洪亨九、卢建斗等人。”

　　“孙传庭至陕以来，整肃吏治，清查屯田，颇见成效，绝非无兵无粮之人。”

　　“此人必然已经窥破汉中虚实，正于子午道一带张网设伏，专候闯王你部。”

　　“你若执意北上，恐怕正堕其彀中，数年英名，一朝尽丧。”

　　“本王与你虽然各据一方，但同举义旗、共抗暴明，实在不忍你部深陷重围。”

　　“为反明大局计，不如暂移营盘，入川修整一番。”

　　“本王愿以粮秣军资相赠，助你一臂之力，同时开放夔州水路，供你部众沿江东进，重返湖广.”

　　读完来信后，高迎祥脸上阴晴不定，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后背窜起，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精心筹划的方略被人看穿，高迎祥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惊悚感。

　　而惊悚后，随即又涌起了一种恼羞成怒的情绪。

　　难道自己的谋划就这么不堪？竟然如此轻易就被人点破出来？

　　他下意识地攥紧了信纸，胸口起伏不平。

　　但他转念一想，写信的人可是江瀚，是当年与老大哥王嘉胤并肩作战的老前辈。

　　其人眼光毒辣、用兵老道的名声，在义军当中传闻颇广。

　　如今更是据有全川，实力雄厚。

　　被他看穿，似乎……也不算太丢人？

　　只不过，高迎祥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

　　江瀚远在成都，也未曾和那孙传庭打过交道，凭什么就如此笃定自己必败？

　　凭什么认定，孙传庭也能看穿自己的计谋？

　　他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要北上，如果因为一纸书信就轻易放弃用兵，岂不是有些儿戏？

　　要是这事传出去，他这个义军盟主，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高迎祥压下心中情绪，将信件收入怀中，并对信使点了点头：

　　“汉王的好意，高某心领了。”

　　“汉王远在成都，仍然惦记我部安危，实乃高某之幸。”

　　“只是这退兵一事，还关系到数千弟兄的身家性命和前途大计，绝非高某一人可以决断。”

　　“事关重大，本帅还需要与军中其他几位首领仔细商议商议。”

　　他顿了顿，显得十分客气：

　　“这样吧，使者远道而来，一路辛苦，还是先下去好生休息一二。”

　　“等本帅与众将商议出结果后，再回复汉王也不迟。”

　　江瀚派出的信使也不废话，只是抱拳拱了拱手，便退了下去。

　　反正他信件已经送到，至于闯王听不听，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打发走信使后，高迎祥却并没有召集其他首领，而是独自一人坐回堂上，陷入了沉思。

　　改去湖广？

　　说实话，对这个去处，高迎祥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之所以选择北上陕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补充兵员，尤其是恢复老营的精锐骨干。

　　之前他被卢象升一路追剿，麾下精锐死伤惨重，赖以纵横天下的老营精骑更是在关宁军手下全军覆没。

　　湖广虽然富庶，但那里的兵员素质却不怎么样，高迎祥根本看不上。

　　只有重返三边，才能招募到那些悍勇耐战、精通骑射的边军将士，重铸他的老营骑兵。

　　思来想去之后，高迎祥还是有些不服气，又或者说不信邪。

　　江瀚的来信，或许只是一种谨慎地猜测罢了。

　　大丈夫，岂能因一言而废大事？

　　最终，他猛地一拍桌案，下定了决心：

　　“我倒要看看，那孙传庭是否真的如江瀚所言，能挡住我进兵。”

　　而对于这个问题，身在西安府的孙传庭本人，无疑是最有发言权的。

　　自从孙传庭上任山西巡抚后，这几个月里，他可谓是呕心沥血，没有有片刻清闲。

　　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山西代州镇武卫人。

　　作为明末最后一位能臣干吏，他在梳理内政和谋划军略方面，与卢象升相比可谓是不分上下。

　　孙传庭自幼聪慧过人，二十七岁便高中进士。

　　此后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官职。

　　孙传庭在天启年间，因不满魏忠贤专权祸国，于是愤而辞官，赋闲在家近十年之久。

　　直到崇祯八年，后金军二次入塞，他才重新崭露头角。

　　为了保家卫国，孙传庭毅然派出家丁王承嗣、孙剑等人，率领自家训练的乡勇私兵出击，成功击退了小股清军。

　　这件事，被时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如实记录在《汇报擒斩虏贼功级情形疏》中，并上达天听：

　　“.内如乡绅训练亲丁，如吏部郎中孙传庭之遣王承嗣等，用飞炮击贼，贼以远遁；又遣孙剑等设伏，夺获马骡。”

　　正是这份奏疏，让焦头烂额的朱由检发现了这位在野的能臣，并急召其入京任职。

　　崇祯九年四月，因时任陕西巡抚甘学阔剿匪无力，致使陕西局势愈发糜烂。

　　震怒之下，崇祯下令将甘学阔押解京师，下狱问罪。

　　这已经是第三位折戟陕西的巡抚了，前有练国事被流放，后有李乔被削籍。

　　陕西巡抚这个职位，在朝堂上已到了“无人愿当、无人敢当”的境地。

　　值此危难之际，孙传庭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前往陕西任事、

　　对此，朱由检大为感动，并特批给了孙传庭六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

　　当然了，这笔钱也不是白拿的，崇祯对孙传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而今岁饷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

　　意思就是以后治理陕西，募集兵员的钱粮全由孙传庭自行解决，中枢就不管了。

　　无奈之下，孙传庭也只能领了这笔银子，奔赴陕西上任。

　　但问题是，他面对的陕西，是一个“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的烂摊子。

　　官军与起义军在三秦大地上反复拉锯，天灾人祸并行。

　　在这片土地上的军民，每天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孙传庭到任后，陕西的军事、政治、财政、法纪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以屯田为例，崇祯元年，陕西一带尚有屯田四十六万多顷在册。

　　但到了崇祯九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军屯连两万顷都不到。

　　陕西三边本就贫瘠，却还要供养瑞王、秦王、韩王、肃王等数位藩王。

　　所谓“陕西外供三镇，内给四王，民困已极”。

　　面对明末的危局，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三位巨头，分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洪承畴比较粗暴，倾向于以杀戮和劫掠，来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

　　卢象升则是依靠高超的治理能力和个人魅力，动员士绅百姓共度时艰；

　　而孙传庭不一样，他将矛头直指陕西本地的既得利益集团——豪强乡绅。

　　为了盘活陕西的经济与军事，孙传庭祭出了“治吏”和“清屯”两大杀器。

　　基于早年治理永城、商丘的经验，孙传庭上任的第一把火，便烧向了陕西的官场。

　　他要大力整顿吏治。

　　他在给崇祯的劄子中明确指出：

　　“剿寇必先安民，而安民尤在于察吏”

　　孙传庭上任后，严令陕西各级郡县：

　　凡百姓诉讼问理，不得滥施刑罚，不得收取赎金；

　　凡是涉及到征收钱粮，不得额外勒索火耗；官府日用物资，必须按市价公平购买。

　　但问题是，规定虽然发下去了，陕西的官员们却大多不以为然。

　　大家来出做官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捞钱和晋升吗？

　　尤其是陕西这种四战之地，一不小心就会被反贼乱民杀了祭旗。

　　要是不趁机捞取好处、打点晋升之路，岂不是白来一遭？

　　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何必要求这么严格？

　　新官上任三把火，敷衍敷衍就行了。

　　可他们却大大低估了这位新巡抚改革积弊、挽救危局的决心。

　　孙传庭久在官场，深谙这些贪官污吏的秉性，这帮人都是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

　　于是他亲自部署，派遣心腹干吏四处探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