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24节

　　然而，这种手段虽然是常凯申暂时获得了核心军事力量的增强，但比起他在历史上逐步蚕食、瓦解杂牌军部队的手段来说，对于部队的实际控制效果要相差甚远。与此同时，常凯申的中央军缺少足够的发展时间，又中原大战中遭遇过重大损失，绝对数量上十分不足，其麾下杂牌军依然占据了主流。

　　这些部队虽然表面上对其忠诚，但常凯申控制的部队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一旦土共和红军方面对其核心部队，特别是中央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在短期内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损失，常凯申对于其他部队的控制就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手握兵权的国民党将领们，未尝不会有新的军阀想法……

第302章

把李德胜的电报文稿向后翻去，文济民继续读了起来——

　　“在国内革命战争当中，我们必须要实现军事力量的集中。因此，红军在一部分地区可以采取攻势，在另一部分地区则要采取守势，从而将力量集中到采取战略进攻态势的区域，避免四面出击。

　　不过，红军指挥员不可机械地选择进攻和防御，在作战中，两种作战样式有时会相互发生转换。为了进攻而防御的防守反击、为了防御而进攻的攻势防御等情况，在当前的革命战争中时常发生，不可僵化否定之。”

　　读到这里，文济民就颇有体会，红三方面军在前段时间的战争实践当中，特别是潼关兵团的潼关战役和东线兵团的井陉战役，充分验证了进攻与防御的内在转化关系。

　　“这方面的战争思想，倒是与润之的唯物辩证法紧密联系起来了，唯一的问题……恐怕是只有具备足够指挥天赋的指挥员才能够领会其中的主旨。

　　对于指挥天赋一般的一线指挥员来说，恐怕……能够理解阶段作战的重点到底在进攻或是防御上，就已经很不错了。”文济民忍不住摇摇头低语道。

　　看到这里，文济民就想起了红三方面军目前老大难的中下层指挥员培训问题。

　　经过了近几个月的培训，第一批红军大学指挥员学习班的学员已经毕业，进入红三方面军的指挥岗位中，算是让他这个部队的大的管家松了口气。

　　不同于稳扎稳打逐渐发展起来的南方红军，红三方面军在过去的半年里，吹气球一般膨胀了起来，所以对于具备基础的指挥技能的合格指挥员需求格外迫切。

　　对于从灵活的游击战血火中成长起来的南方红军指挥员来说，承担复杂作战任务，指挥游击战乃至运动战并不困难。

　　但……对于许多只在井陉经受过简单防御战磨练的红三方面军指挥员来说，能够按上级命令完成单一的进攻和防御就已经不容易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对李德胜提出的因地制宜的作战指导思想进行分析，结合部队实际情况来落实，大概也算得上一种因地制宜吧……当然，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还是需要专门提交军委进行讨论。

　　文济民继续向后看去——

　　“总的来说，当前我党与常凯申势力边界有西北中原、浙中赣中，以及两湖地区的省会武汉和长沙与边界的中间地带这三大主要潜在战略交战区域。

　　其中，前者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而后两者处于战略防守态势。而这一点，其实反映了在三个战略交战区域中，敌我实力的对比。

　　在北方的西北中原这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常凯申这个主要敌人；而在南方的两湖和赣闽浙粤，常凯申势力仍暂处于优势地位。

　　这是我们年初制定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的胜利！”

　　文济民点点头。

　　虽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三方面军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迅猛发展，甚至有一批同志无视了全党的资源倾斜以及南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全力支援，开始唯我独尊乃至吹捧起了文济民自己。

　　但，文济民非常清楚，他只是作为执行土共中央战略的直接领导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共在西北革命力量的迅速膨胀离不开全党战略的正确和支持力量的支持。

　　因此，文济民作为这股风气的主要吹捧对象，反而旗鼓鲜明的反对这类宣传，并在整风运动当中刹住了这股邪风，压制了快速产生的山头主义，就像他作为留苏派的代表人物，压制留苏派的乱来一样。

　　想到这里，作为西北局书记的文济民还是忍不住一阵头疼。政治工作就是这样，不是你批倒了一种错误思想后，就能在组织中形成正确的思想，只要稍不留神，思想问题就会迅速产生。

　　网址：www.53dushu.com QQ群：284251450

　　西北局领导下的党委普遍处于快速发展当中，即便是整风运动和反腐斗争都没有阻挡这种积极入党、扩大党组织的风潮，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阶级出身、不同思想的新同志，往往需要持续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和党中央的思想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文济民此时无比庆幸，李守常总书记和土共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来到了西北，给他在根据地持续推行整风运动乃至肃反工作提供了支持。

　　以文济民他自身的威望和权力，虽然同样可以推行下去，却难免有更多人借机利用革命职权，扩大两项工作的打击面。一旦这样决定，许多问题就会严重起来，有小问题可抓可不抓的人最后只能处理。

　　在路线问题和政治原则的要求下，文济民自己恐怕也不得不吃下哑巴亏，像李德胜历史上给“富田事变”背了最大的锅一样，主动承担起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弄出影响军心的政治事件的责任……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在具体的战术行动上，这双方恰恰反了过来。战略进攻的西北反而因为常凯申临时组织的百万联军围攻，在潼关这个战略要地上处于战术防守，只能争取防守反击的胜利；

　　而战略防守的两片南方主要区域，则由于常凯申及周边军阀势力的分散，特别是在其必须要将大量兵力用于核心统治区域的防御的情况下，南方红军反而可以在局部集中力量，对敌人的弱点进行打击。

　　这种战术与战略的错位并不是永久的，当国内战争形势发展到某个节点时，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譬如西北与中原，当常凯申的部队在联军围攻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时，西北红军就能从战术守势迅速转为战术攻势，撷取胜利的果实。”

　　文济民颇为高兴，在这一点上能够与李德胜所见略同。

　　正如前面提到的，文济民判定这个世纪的常凯申的势力，远不如历史上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他那样稳固。当核心嫡系力量中央军大幅受损时，常凯申麾下的那些杂牌军就会动摇。

　　像山东的韩复榘、广东的陈济棠……未尝没有如张、冯、阎、李等人那样，争一争的打算。而常凯申麾下那些中小军头，野心膨胀也是必然的结果，甚至可能会像四川军阀那样有一点军队就割据，遍地草头王。

　　而常凯申的核心力量，也就是中央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契机，正是李德胜所提到的，西北红军在战术上转守为攻的关键节点！

　　时间来到十月，常凯申从德国采购的德式武器已经乘坐商船从德国抵岸，逐渐被分发到其麾下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手中。在这些德械被卸下商船的时候，在港口的另一侧，一批德国机器设备也被同时卸下商船……

　　这批土共旅欧支部在德国采购的设备的运输到了国内，就一转变成了走私，只不过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管辖下的各地官员，并不敢稍加阻拦。因为……这批货物的走私，都是“国舅爷”宋子文、“孔财神”和二陈等人的买卖，上面直接写着“军需物资”的批条。

　　对于迫切需要工业化的土共来说，缴纳这笔“买路财”的价格虽然不菲，但大致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经过山西战役后的“打土豪分田地”，土共获得了大量金银的收入，财政一时甚为宽裕。

　　而在这些“意外之财”当中，一大主要来源就是对山西孔家的清算，在这个过程中收缴的金银等物资，甚至堪比陕西半个省挖浮财的收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用孔家的钱办土共的事，交他自己设下的买路钱了。

　　而收到德械运达的这个好消息后，常凯申也难得暂时忽视了红军方面的新动向，不必去计算自己麾下的部队又被消灭了多少，亲自考察接收后，下达命令让麾下部队尽快展开德械使用的训练。

　　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南方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能够在数月时间的疲敌后，终于在最近取得了最终胜利的原因之一。

　　对常凯申麾下部队将领来说，换装德械后“剿匪”更加顺利，也算是他们糊弄蒋总司令，把部队撤下来休整的一大理由。而当这些潜在的监军和督战队离开后，参与围剿红军的地方军阀部队就更有理由出工不出力，尽量保存实力了。

　　而对于北方的红三方面军来说，南京方面订购的德械的到来，则意味着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

　　常凯申酝酿已久的百万联军“围剿西北赤匪”的战役，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根据土共地下党获取的多方情报，随着德械大规模送达的消息到来的，是常凯申派出联络这场围剿的使者们骤然加速的行动。

　　这些人在各个军阀势力之间努力串联，争取能够达成蒋总司令的目标，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到来时，同步对土共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而在这些人当中，联络军阀的工作最简单却又最复杂的，当属负责对张学良、冯玉祥和阎锡山三人联络的何成濬、吴铁城了。

　　说他们的工作简单，其实也不难理解，自从张、冯、阎三家秘密在北平订立共同进退的盟约后，协同三方的军事行动就简单许多，现阶段，再加上配合常凯申的洛阳行营方面在十一月对西北进攻的军事行动也不算困难。

　　至于他们的工作复杂，则是考虑到常凯申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将来能够“统一全国军政令”，对于分化张、冯、阎三方军事联盟的长远需要。为此，何成濬和吴铁城辗转奔波于上党、石家庄和北平三地，就是为了协同此次军事行动的同时，给三方的联系埋下一根刺。

　　看过了最关心的这部分内容，文济民的阅读速度逐渐加快起来。他把李德胜的电报文稿读到最后，终于发现了对西南局与红二方面军的专门阐述——

　　“西南局与红二方面军所面临的情况有着太多特殊性，与其他战略区域有显著差异。因此，他们的任务不涉及牵制常凯申麾下的武装力量，主要目标以发展自身为主，为革命事业提供稳固的大后方和后备革命武装力量。

　　首先，相比于直面常凯申核心根据地和直属力量的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部队，他们长期只需要应对西南的军阀势力，敌人实力相对较弱。

　　其次，西南局领导的川北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及桂西北革命根据地虽然已经连成一片，但其中客观的地理阻隔依然存在，力量无法完全集中起来，只能分散成几个小的战略区域进行发展。

　　…… ……

　　最后，红二方面军下辖的桂西北独立师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与军阀势力合作，借机发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办法，即帮助地位不稳固的新上位地方军阀压制省内其他派系的力量，从而掌握更多军政权力、向其麾下国民党军发展兵运……

　　虽然结果尚未可知，但在常凯申接下来可能在与红军的战争中遭遇失败，短期内使局部地区产生更多军阀势力的情况下，这种尝试还是有益的……但必须坚持革命原则，在合作的过程中以我为主，持续发展革命的力量。”

　　读到最后，文济民不禁摇了摇头，略微有些遗憾。

　　事实上，以全国红军当前的实力以及发展趋势，在战胜常凯申之后，一举消灭接下来产生的新军阀以及现存的各路旧军阀并非不可能，但……会把土共的兵力用到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土共的机动兵力难免被抽调一空，而这种结果，对于已经知道鈤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努力准备抗日的文济民和李德胜等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避免鈤本军队利用土共与国内军阀势力打得两败俱伤的机会，大举发动侵华战争，李德胜和文济民想了无数的办法。但，在客观条件和土共有限的实力的约束下，采取相对保守的国内革命战争方案，也就成了一个无奈的必然结果。

　　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次的反围剿，文济民推演得出的结果是，红三方面军能够获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将冯玉祥驱逐出山西境内的上党盆地、将张学良从山西北部击退，以及击败洛阳行营的三十万蒋军后，夺取南阳和洛阳两个人口密集的盆地。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再向东夺取郑州和开封，对于西北红军来说都难以承受。而倘若邓希贤等同志开拓出的新模式能起到一定作用，土共就能在本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吃下更多的胜利果实……

第303章

一封电报文件读罢，时间已经悄然来到了傍晚，文济民目光从院落中夕阳的残照上倏然扫过，起身略微舒展筋骨，便再度伏案处理起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文件了。

　　虽然总参谋部和党中央的到来给文济民分摊了很大一部分工作，但由于他在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开创性和技术性的，其他同志难以替代，所以如今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职权范围依旧相当之大，稍重大些的问题往往都需要他的决策。

　　接下来文济民处理的，便是来自总参的一份文件，里面提到的是有关红军大学和总参学院两所军事院校的改组和发展问题。由于土共在这方面底子薄、党内人才少，产生了许多军事培训和教学的问题。

　　“当前，中央军政大学西北分校的军事指挥部分向红军大学的改组已经基本完成，学校在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上保持了基本稳定，保证了教学的连贯性，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学校的秋季教学任务。

　　为满足扩大培训规模的需要，红军大学吸纳了一些军事理论功底较好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作为讲师，负责对我党进修的指挥员做基本的理论教学。从第一批培训班毕业学员的表现来看，这一做法的效果较好……”

　　看着伍豪亲自撰写的总参谋部报告，文济民点了点头。

　　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当中军事领域决定权最高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文济民可谓是持续主导了红军大学的建立过程，对其中其的主要阶段都做出了最终决定。

　　不论是学校组织上的“以我为主”，还是下定决心吸纳国民党俘虏做讲师，在土共党内都存在一定的争议，倘若离开了能够最终决断的文济民，都不是这么好决定下来的。

　　另外，提到红军大学，就不得不提到原学校的政治工作培训的另一部分。这部分学校系统被单独划分了出来，在经过以李守常总书记为主导的党中央的批准后，成立了中央政治学院。

　　土共中央政治学院专门培训各根据地所需的政治工作人才和行政人员，着重培养学员经营、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技能，确保每一位都能成为根据地党委中的多面手。

　　为保证教学与实践的充分联系，中央政治学院不仅保持了学校固有的教员编制，还定期从各根据地抽调政治和行政工作突出的先进代表，对学员进行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教学。

　　这部分工作文济民并没有深入参与，但在先进代表选拔当中，他组织西北革命根据地精挑细选，算是给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直接帮助。

　　“总参学院由阎锡山在太原组建的北方军官学校改组而来，综合改造的任务压力很大，特别是要强化党的政治领导。而在学校的组织架构上，我们只做出了部分调整，以保证尽快恢复学校的稳定，顺应红军的人才培养需要。

　　根据红军大学吸纳国民党俘虏将领作为讲师的经验，我们决定保留总参学院绝大部分的原有教师，一部分在作战中被俘的北方军官学校教师也在接受政治教育后被放回学校，继续承担教学任务。

　　对于学院的管理系统，我们在强化党的领导、建立学校党委的基础上，对其他学校管理部门采取了先行维持的办法，在裁汰了一些政治立场上不合格的管理人员的同时，争取一部分主动合作的人员参与人事、教务等多部门的管理。

　　除此之外，我们按照文副主席的指示，进行了教学和教材的改革，让原本的教员适应新教材，同时在教学当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培养出政治过硬的指挥员……”

　　看到这里，文济民不禁摇了摇头。总参方面对于北方军官学校的改组……实在是过于浮于表面了，居然就连学校的基本管理结构都没有进行重组。

　　“简直是乱弹琴！”文济民叹道：“哪有改组了军事学院后，连人事权都没有动，倒叫人把学院的实际管理权力拿过去的？这样一来……我们在总参学院的政治部恐怕只是个摆设，这到底是给谁培养军事干部？

　　这样的一味统战，简直是无视了军事教学领域早就定下的以我为主原则！不但没有和原地下党学员充分交流，获取更多学校实际情况后深入改组，反而和原北方军官学院的高层妥协……不行，我必须得到总参学院去看看了！”

　　想到这里，文济民简单对这份文件做了批示，便顺带收拢了自己离开山西后，山西工业系统重整中积累的问题，准备此行一并解决。接着，在向李守常总书记以及西北局的同志做了通报后，文济民便动身赶往了山西……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日，山西太原。

　　由北方军官学校改组而来的红军总参学院校园内，文济民和暂时得了清闲的原红三方面军参谋长梁锡祜一边漫步，一边就学院的一些新问题交谈着。

　　在从参谋长的职位上卸任之前，梁锡祜最终还是选择向组织提交申请，到需要从头改组、领导难度更大的总参学院来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了。这也是文济民在匆匆抵达总参学院后，与他先会面的原因。

　　至于红军大学，在文济民主动推辞后，由于改组工作难度不大，最终由李守常总书记挂名校长，已经入党的杨虎城前参谋长蒙浚生同志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在此之前，经过与梁锡祜的初步交谈，文济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大半，对于这位老搭档，他还是相当信任的。

　　根据梁锡祜的坦言，虽然从北方军官学校向总参学院的改组保留了一部分原有管理人员，但绝对没有到达总参在汇报时描述的那样突出的地步。其中相当一部分问题，都只存在于组织上从红军方面抽调的管理人员到位之前，属于维持阶段不得已而为之。

　　梁锡祜并非只是简单说说而已，作为校长兼党委书记的他，一面给文济民介绍总参学院的实际情况，一面带领文济民到学院的对应部门进行考察，特别是总参报告中提到的人事、教务等部门。

　　在刚刚随着梁锡祜依次对总参学院的各个部门考察过一遍后，文济民终于彻底可以确定，这是一场汇报不清的“乌龙”事件，总参学院的组建和发展尚在土共党组织的掌控范围内。

　　于是，文济民才能放松下来，同梁锡祜在总参学院内漫步，沟通学校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如今，我们红军的指挥员们刚打了一系列的大胜仗，普遍心气很高，对被俘国民党将领担任的教员颇为抵触。在劝同志们接收这些曾经的手下败将担任教员的问题上，我和学院里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们可是没少花心思。

　　一开始，我们先观察情况发展，不得已暂时采取了压制争议的和稀泥的办法，许多被俘国民党将领出身的教员也就自认实力不足，暂时维持了下去。后面还是遇到一次特殊情况，学院政工部门才彻底找到办法，让来学习的指挥员端正态度，认真学习基础军事知识。”

　　梁锡祜一面说着，一面给文济民指出了远处的一个教室。他颇为感慨地看向那里，对文济民解释道：

　　“那个教室，就是由原晋绥军名将，第十军军长傅作义执教的教室，他负责的课程，就是战争中的防御作战，以及相应的土工作业和火力配置。在半个月前，傅作义刚刚通过了我党的政治教育，经过分配来到了总参学院参与教学工作。

　　而傅作义负责的这批学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东线兵团的中层指挥员，经历过对第十军的围攻战斗。因为战斗中我军部队伤亡惨重，第十军又最终落败，这些指挥员有的因为同志的牺牲而对顽抗到底的傅作义颇为怨愤，有的因为其失败对其防御指挥能力比较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