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4节

　　在红一师主力外线出击牵制住敌赣军精锐部队的同时，文济民和伍中豪等前委同志统筹指挥根据地各独立团，在赤卫队的配合帮助下迅速解决了盘踞在根据地外围的地主武装，共计歼灭了大约十七个营的保安队、挨户团和三个地方民团，把根据地周边的反动势力一扫而空。

　　战斗取得胜利后，在文济民的安排下，根据地迅速派出土改工作队，在独立团和踊跃参与革命的群众的保护下将土改工作快速拓展到周围的七八个县。

　　工作队首先与重建后的地方党委合作，以县委为骨架建立起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

　　此外，在敌主要部队放弃驻扎的边缘区域，文济民也选派了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前往，利用敌统治力量短暂真空的机遇建立游击区，为后续进一步发展为根据地打好基础，拓宽根据地的发展空间。

　　对赣军作战顺利结束后，恰逢唐生智与李宗仁的大战告一段落，为执行牵制湖南军阀的任务，文济民就带领暂编的湘南支队与朱德部汇合，准备完成湘南特委筹备的暴动。

　　距离暴动发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文济民可不是凭空率领湘南支队匆匆赶来与朱德部提前汇合的，部队合并后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命名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二师，但名字改了并不意味着这支起义部队就有了质的变化。

　　想要在接下来的湘南暴动中经得起考验，就需要对新生的红二师进行彻底的改编，把红一师叁湾改编后得到中央认可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和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军事民主等原则贯彻下去，融入到这支部队的血脉中来。

第8章

　　文济民之前为了改编，提前安排联络小队宣传红一师战绩、组织湘南支队会师前重整并排练等伎俩终于派上了用场，好在有足够扎实的实力支撑，他的把戏倒不至于露了马脚，反而加快了红二师的新同志们对陌生的纪律原则的接受速度，促进他们更快地转变为人民军队的战士。

　　完成了先声夺人的会师后，文济民主动和朱德陈毅等中高级起义军官会面，此时他倒也没再故弄玄虚，而是一五一十地把他此行的目的和湘南暴动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困难性做了说明。

　　然而，这种坦诚反在这群一度迷茫的同志们这里赢得了共鸣，他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毕竟经过了南昌起义为主力部队断后的惨烈战役，对艰苦和牺牲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这些同志因为那段战斗结束后失去和组织联系的迷茫日子，无比害怕找不到前途，害怕被组织所抛弃，而文济民所坦诚的内容恰恰给了他们明确的方向。

　　说明了后续工作的基本情况后，文济民终于谈到了部队的改编问题，虽然做了许多的准备，但他开口时仍非常谨慎。

　　在他的历史记忆中，无法确定是否是因为中央路线的多变和省委特派员们的瞎指挥，朱老总在是否支持党指挥枪这个问题上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动摇后才得以转变，而其他的各种军队纪律原则同样经历了不断的反复才最终确立下来。

　　令文济民意想不到的是，听到他谨慎地谈起军队改编和相关的红军纪律原则问题，朱老总非常坦诚的表示这支部队已经做好了改编的充分准备，对相关纪律原则也在熟悉的过程中。

　　原来，这件事还是文济民自己凭经验主义行事、调查不够搞出来的大乌龙。

　　相比于原本历史上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和军事民主等原则一开始只是从井岗山到中央苏区的红军自行使用的规定，这个世界线的井岗山根据地有李守常书记在中央鼎力支持，各类实践经验在党内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推广，党指挥枪等建军纪律原则同样在推广之列。

　　井岗山根据地派出的联络小队抵达后，朱德陈毅所部不但和红一师建立了联系，还和土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在了解到中央推广的党指挥枪这些新型人民军队的纪律原则后，基于自己党员的品格和对红一师连番胜利的认可，朱德就在联络小队这些改编亲历者的指导下在部队中推行改革。

　　只是苦于党员干部和政工人才的缺乏，改编进行的不算顺利，湘南支队这支政工人员超配的队伍的到来，算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胜利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在军事上，胜利永远最有说服力。

　　当红一师这支队伍在普遍失败的愁云惨淡中一枝独秀地不断胜利时，红军的指战员们就会自发地认可它的一切，这是世界物质性的胜利，有着一切辩经都无法比拟的说服力。

　　当土工中央不再作为这支队伍继续胜利的绊脚石，甚至在总书记的坚持下不断推广其经验时，全国红军向红一师学习的“叁湾改编”就顺理成章了。

　　伴随着帮助沿途各地方重建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队不断归队，湘南特委的组织不断加强，群众工作更加深入，红二师的改编也愈发顺利，等到十多天过去，湘南特委的组织得到极大的改善，焕然一新的红二师也出现了。

　　做好准备的红二师不再隐藏，随着和湘南特委约定的暴动时间到来，红二师主动出击，在湘南特委动员起来的群众帮助下快速机动打击湘南各暴动县的主要敌军，给湘南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成熟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带领下，贫苦群众普遍参与，积极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在湘南大举展开了。

　　在翻身农民的积极参与下，暴动的湘南诸县首先在各乡中建立了赤卫队，随后又建立起了县赤卫大队，各村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多或少组织起了民兵。

　　不同于井岗山根据地建立时，红二师此时并没有选择分派部队中经验丰富的指战员指导赤卫队训练，仅仅由组织土地改革的工作队中的政工人员自行训练。

　　在工作队出发前，文济民在强调了土改工作的重点外，还特别说明了斗争环境的残酷性，提醒党员同志在完成土改工作后，及时对群众通告湘军可能的动向，进行一定的转移动员训练，以保证湘系军阀部队进犯时尽量减少群众的伤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这样做的原因也很清晰:相比于井岗山根据地建立时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湘南暴动一开始就必然引来湖南军阀唐生智的疯狂进攻，只能够在一开始就尽全力确保主力的力量集中，以图能和进攻的国民党军持续周旋，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争取时间。

　　同时，也只有红二师在湘南对敌保持足够的威胁，才能够在红一师自井岗山根据地出击时造成敌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实现不断拉扯敌人，产生足够的歼敌空间。

　　湘南暴动时间卡的很好，起义发起时，刚刚结束了和桂系军阀李宗仁部的对峙和厮杀的唐生智部主力才返回其原本靠近核心的驻地，再度集结前来“进剿”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一过程中，湘南的郴州、永兴和耒阳等诸县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农村基层政权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在吸纳积极参加革命的贫雇农的踊跃参与中得到扩大和发展。

　　没过多久，湘系军阀唐生智调动的军队就抵达了湘南，红二师开始了周旋斗争的过程。

　　由于调度匆忙，湖南国民党军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分先后依次抵达。这在往常的军阀内战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军阀部队的行军能力非常有限，在携行的重火力不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消灭一支短暂前出的部队。

　　然而，这个定律在红二师这里再次失效了，在前番打击地方民团和次等部队中小试牛刀的红二师再度打出精彩的战斗，干脆利落地击溃先头抵达的湘军团，通过白刃战完成了歼灭。

　　首战必胜，这是从红一师传来的作战心得，红二师的指战员也很快认可了这项潜规则。

　　在初场战斗胜利后，品尝过胜利的喜悦的红二师很快建立起对当面国民党军胜利的信心，在后续湘军部队集中后陆续到达的过程中，红二师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把敌人拖得疲劳，仍然成功咬下几块肉，在敌人的重兵集团中一击即走，始终保持对敌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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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红二师对湖南国民党军的调动异常有效，听闻井岗山根据地在江西一侧大举扩张的湘系军阀唐生智急中生乱，竟几乎精锐尽出派往湘南“进剿”。

　　修整完毕的红一师自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趁包括长沙一带的湖南中部空虚，红一师先是一记黑虎掏心，主力佯装进攻长沙，把相当一部分在湘南的湖南国民党军调动回来。

　　随即，红一师在李德胜的指挥下虚晃一枪，以罗雅怀率领的1团1营偏师假扮主力继续佯攻长沙，自身则隐藏行踪，主动和向北回防之敌相向而行，在湘军不知红一师主力真正行踪的情况下，一路隐秘行进至回防敌军中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以一团二营三营分别阻援的情况下，在两天之内歼灭利用汉阳兵工厂储备枪炮全员换装的第三十五军第5师，消灭了驻扎在一起的第5师师部和第三十五军军部，击毙了军长何键、师长刘建旭。

　　随后，湖南国民党军一面对着红一师畏葸不前，一面把湘南的“进剿”部队集结撤回，红军第一师得以仔细打扫完战场后安然地撤退，红二师也胜利结束反围剿作战，开始分兵支持湘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这次战斗给敌人以极大震撼，工农革命军的实力从打击赣系军阀时单次只能消灭一个团发展到现在，已经可以在敌群中抓住并歼灭掉最精锐的一个师，从此，国民党军再也无法以团为单位“进剿”革命根据地。

　　此外，当罗雅怀率领1营从长沙左近佯攻的时候，在与一定程度上恢复的土共党委联络获取敌军动向相关情报的过程中，还一个意外之喜——和参与党委工作的李德胜妻子骄杨取得了联系，找到了他寄住在长沙附近的三个孩子，做通了工作让四人随队返回井岗山根据地。

　　话题回到湘南暴动。在完成了改编后，红二师的主要领导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动，就是朱德同志改任红二师师政委，伍中豪和陈毅分别担任了师长和参谋长，至于文济民自己，并没有在这支新部队里任职。

　　从原本的纯军职转任政委，对朱德而言是一个巨大变化，他这次转变是在文济民的提议下完成的。

　　当然，这样的建议并非出于什么恶趣味，而是有着自身的考虑:

　　其一，朱德作为这支部队前身的最高领导，在新生的红二师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以他作为红二师的政委可以更深入的推行党指挥枪等一系列改编方针，减小内部阻力；

　　其二，考虑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担任红二师政委的同志掌握着作战指挥的最终决定权，所以必须是指挥经验丰富的同志，而朱德作为久经考验的土共党员，有多年的军事指挥经历，指挥经验丰富、能力突出，是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

　　其三，从文济民自身的后世历史经验来看，在长征完成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朱老总主要的工作不仅仅是军事指挥，还有党的纪律监察等方面，其在党务工作上的潜力也很大，适合在政工工作上长期发展，在国内革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综合其个人意愿和组织需要，转为专门从事党务工作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其四，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朱德在主观意愿上是很高兴接受这个转变的。自从朱德主动选择下野寻求救国道路后试图在国内入党失败，一直以来朱老总就因为自身的曾经的军阀历史成分而为党内同志们所怀疑警惕，最后甚至不得不远去欧洲辗转法德，才得以在伍豪的介绍下于土共旅欧支部入党。

　　然而，在千辛万苦成功入党以后，朱德遭受的质疑也从未消散，即便他后来在苏联接受军事指挥训练后回国参加革命，理应负责武装斗争的工作，也因为无法获得同志们的完全信任没能做到。

　　直到南昌起义时，他因为李守常总书记的信任，才得以由原本警察局长这样仅仅指挥微不足道的千余兵力转而获得近三千部队的指挥权。这坚定的信任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他也因此希望更深入地融入到党的工作生活中来，回馈李总书记的关注和信任，也向同志们进一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此外，就目前改编后红二师各主要领导岗位的工作职能上来说，师长这一职位主要的负责工作其实是加强部队的各类军事技能训练和作战计划整体方向的把握，在直接的战斗指挥上权限并不大。

　　出身黄埔军校且从井岗山根据地到来的伍中豪事实上更加适合这一职位。一方面，由于在湘南暴动中红二师的作战计划不能仅考虑自身一师一地，更需要和井冈山根据地的红一师进行有效联动，在对敌人的不断调动中完成战役目标，所以担任师长这一职位的同志本身需要对红一师和李德胜的作战风格和战略规划有着足够全面的认知，从这一点而言，整支部队中其实仅有文晋民和吴忠豪两位同志能够满足。

　　而另一方面，起义部队的兵力来源非常复杂，急需通过起义前的整训完成针对正规化所必须的作战技能训练。

　　在起义后的红军中经过正规军事指挥训练的干部大多黄埔军校出身，他们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不足、经验有限等问题，但已经是红军内部最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选了，只是必须在整训中不断纠正他们的问题。

　　伍中豪作为和他们同样出身的黄埔军校生，在身份上没有隔阂，可以更加直接的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督促他们在训练水平不一的战士们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虽然这支队伍中也存在王尔琢这样担任团长的黄埔一期老学长，以及其他级别较低但资历更老的同志，但军队内部最重战绩，门户资历之别都排在后面，有着跟随李德胜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果做背书，伍中豪取得这个职位也无人能够非议。

　　同时，凭借战绩快速提升为师长的伍中豪就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活生生的金字招牌，他只要处在师长这个职位上就能起到最好的激励作用。在这种刺激下，他们能够最大程度使他们放下科班出身的包袱，轻装上阵，彻底融入到人民军队中来，在未来的战斗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10章

　　在湘南前委的会议中确定好红二师的指挥序列后，文济民终于放下了红二师军队这方面的担子，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湘南暴动的筹划工作中来，把井岗山根据地的相关经验落实到位，准备以更加成体系、多管齐下的方式展开土地革命。

　　虽然同时有着后世成熟经验和井冈山实践经历，但没有李德胜极具洞察力的查漏补缺，文济民对第一次独立主持一个地区土改工作这件事仍压力颇大。

　　这也是他彻底放下军队指挥方面担子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也是考虑到重组后的红二师指挥体系比较成熟，不需要自己这个只是在情报运用上比较突出的二把刀指挥过多插手。

　　按照在井岗山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形成的经验总结，暴动首先建立人民的代表会议，在党委的组织下，借助革命群众基础好的条件，县、区、乡工农兵代表会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旧社会重重压迫下生活极端困难的贫苦人民踊跃加入。

　　在此基础上，由县、区、乡各级工农兵代表会选举出对应的工农兵政府，统筹管理随后的暴动相关工作。随后，筹备负责分田的机构，也就是土地委员会在土改工作队的不懈努力下也纷纷建立。

　　暴动范围内的县、区、乡就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它由工农兵代表会选举产生，由五到七人组成，成员一般是贫雇农代表。

　　在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的问题时，由土地委员会先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再通过工农兵政府作出一定完善后执行下去。

　　湘南暴动实行分田有着井岗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做参考，按照各自略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出小的修改，但各地分田的办法整体一致，大体分以下几步进行:

　　1.召开群众大会。一面宣传田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分给农民，不准地主豪绅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道理；一面在群众大会上焚烧地主的田契和高利贷债约。

　　这是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斗争的非常重要的和有效的措施，只烧掉田契和债约，才能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敢分田。

　　2.清查田亩，划分等级。由各乡的土地委员负责，组织贫雇农到各家各户调查登记，在调查基础上计算出本乡的土地总数、各种等级的田地亩数和人口数。

　　这是分田工作的关键一步，只有这一步的调查工作做得细致准确，后续实际分田中才不会出现许多岔子。

　　3.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原则上是谁种那几丘(块的意思，下同)田就分那几丘田，比平均数多了的交政府分给他人，少了的按规定补足。好田差田适当搭配。

　　从分田的实际情况看，一般是贫雇农、红军及其家属分好田，地主富农分差田，但并非不分田，要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山林由政府管理使用，农民需用时，须经政府批准。

　　4.宣布分田结果。分田方案提出后，先开干部会研究，再开群众大会通过，然后贴榜公布各户分田数，在结果上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开，通过群众监督保障结果的公平。

　　5.插牌确权。在田头上插竹牌、木牌，也有插红旗的。田牌上写有该丘田的地名、亩数、分给谁等字样，明确土地的归属。

　　分田牌虽小，但是它象征着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群众要求土地的愿望，从人民革命的法制上得到了肯定和实现。因此插分田牌是极受群众欢迎的活动，土改一经铺开，制作填写田牌的工作就涌向多少识文断字的土改工作队成员。

　　文济民自己在视察土改情况的过程中也帮助农民写了许多的田牌，凭借自己极度充沛的精力分担了同志们的很多任务。

　　在文济民的统筹规划和小心纠正下，湘南暴动地区的土改工作有条不紊的顺利推开了，但在敌军的强大军事实力威胁下，这块新建立的根据地很快把主要工作从细化土改成果转向保卫根据地、镇压反革命。

　　湘系军阀唐生智的部队行动很快，即便在打完和桂系李宗仁部战争刚刚回师休整的情况下，仍气势汹汹地进逼湘南。

　　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在敌湖南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压力下，红二师作为主力无法御敌于外，只能利用湘南地区罗霄山脉南麓和南岭余脉这不算易守难攻的地形与敌人周旋。

　　面对敌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大军压境，湘南根据地初步建立的赤卫队和民兵系统完全无法在正面战场发挥作用。由于装备实在太差，他们甚至无法有效迟滞敌人，只能通过预警敌情和情报传递来给红二师提供一些帮助。

　　这些由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军纪极差的国民党军侵扰乡里前通报敌情，辅助各级党委组织群众转移，尽力避免群众遭受敌军的烧杀抢掠。在湘南起义的过程中，他们保存群众的功劳绝对不能被忽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湘南起义轰轰烈烈地展开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中，由文济民带头发展起来的军工生产也在隐蔽地向前发展。到湘南起义的时候，文济民和工人同志们几乎算得上手工搓出来的这点军工产量也派上了用场。

　　在工作开展初期，文济民作为一个理论满分实操为零的外行只能说赶鸭子上架勉力为之。不过，得益于自认的厚脸皮和敢于动手实践的精神，他从来不在乎自己在工人同志面前展现自己的无知。

　　文济民对根据地的工人同志们不耻下问以充分了解当前的技术应用情况后，把它与自己在基准世界线的苏联费尽心思背下的工业数据和相关技术发展路线的资料结合了起来。

　　靠着为数不多的十几个车床、铣床和磨床等机床，文济民先是带领工人们自己动手，从无到有地制造出钻床、镗床等缺失的机床。随后他又按照自己已成竹在胸的简易武器生产线的需求，制作出了可堪一用的整套军械制造设备。

　　这套半自动的设备虽然仍需要大量人力的支持，但在根据地动力缺乏的条件下显得尤为合适，井岗山根据地的军工厂就这样意外地红火发展起来。

　　在各种原料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每天能制造三千余发子弹和四十多发迫击炮弹，有力地补充了规模不断扩大的红军的弹药消耗，使红军除了缴获之外有了额外的弹药来源。

　　到文济民出发前，扩大后的井岗山根据地的军械维修厂已经整合了根据地内部现有的冶金化工和机械生产。

　　虽然湖南的煤矿和铁矿都不算丰富，但对根据地这刚起步的小规模钢铁生产生产还算应付的来。在敌后战线同志带来的一部分核心的新设备辅助下，根据地工业有了很大改善，金属冶炼能力获得提高。

　　截止到文济民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率领湘南支队南下时，根据地的小工业已经生产出四千多吨的生铁、五十余吨的钢，给根据地提供了廉价的铁农具的同时，为实现步枪、迫击炮以及最重要的子弹和炮弹批量生产提供了重要的钢铁材料来源。

　　当然，这些指标即便在当前主要工业国生产量面前也不免显得渺小，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较起来也算得上成本高质量差。但对于根据地的同志来说，这在属于土共的革命根据地里点燃的工业火花已经足够璀璨。

第11章

　　革命的事业润物细无声地快速发展着，时间很快到了1928年初，井岗山根据地的有效控制范围在这几个月内已经大为扩展了。

　　在开展根据地范围内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李德胜和文济民几乎是从手把手开始引导这群毫无经验的革命战士开展工作，给他们讲解革命工作的技巧和方法。

　　而在把部队按排铺开发动周边农村土改后，李文二人作为经验最丰富、理解最全面的土改组织者，又不得不轮换着带队跑遍每一个村，对土改带队干部产生的种种错误耐心地反复纠正，以确保根据地的土改工作大体上不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