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48节

　　土共党内格局的变化也反映在后续组织结构改革工作中，改组后土共划分出四个主要中央地方局，分别是中原局、西北局、北方局和南方局。其中，中原局和西北局为新成立的单一战略方面局，与南方局和北方局并列，表现出中央对其高度的重视。

　　中原局的成立是因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为联动全国各主要根据地的枢纽，处于四战之地，位置极其关键。经过反复的斟酌，中央最终任命陈潭秋为中原局副书记，负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和红四方面军的后勤及二线部队建设；段德昌为中原局副书记，兼红四方面军司令员。

　　西北局的成立则是因为其作为土共下一步战略发展的重中之重，会集中全党资源向这个方向投入，对土共具共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成功，土共就能够在武装力量建设、军事装备与物资的生产、储备以及战争动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问题上取得极大的改善，在后续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西北局的领导班子上，中央考虑得最久。最终中央任命文济民为西北局书记，统筹西北局各项工作，包括根据地建设和红三方面军的整合。因为只有他才能同时在西北当地党员干部和后续支援的干部中具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压得住这关键的阵脚，特别是新整编的红三方面军，来源非常广，一般的同志很难取得各部队之间的平衡，而在各方面都有不小影响的文济民则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北方局为过去就有的中央地方局，负责范围的主要变化是减少了西北的陕甘宁晋几省，主抓其他方向的革命工作，西北局则直接对中央负责。北方局书记由蔡和森继续担任，而副书记中央则任命了罗章龙来担任。蔡和森在过去大半年的工作中表现相当不错，在逐步停止蛰伏后，北方的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其中他的努力功不可没。至于罗章龙，作为李守常亲自引导到革命道路上的学生，他在担任土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后续北方的起义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的组织结构下，北方局下还专门另设了东北局和山东局，其中东北局主要以原本的满洲省委为基础改组而来，负责加强对奉系军阀的兵运和工运等工作，实现对东北军的渗透，在东北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山东局则是负责近期起义后建立的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相关工作，形成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支点，争取在这个国民党反动派中各路军阀势力交汇的薄弱点打开缺口。

　　东北局的工作并不简单，由于过去的大半年中土共开始在北方发动起义，土共与奉系军阀张学良之间的信任下降了许多。只是因为其势力范围与土共目前主要活动区域的距离远，且与土共的合作加快了他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速度，他与土共之间才保持了基本的友善。

　　但李守常和李德胜、文济民都知道，只要国民党在中原的大战开启，东北军入关参战渔利就是必然的。这样一来，驻东北日军永无止境的野心就会驱使他们发动事变，而小六子的军阀属性决定了他必然以保存实力为上，东北就将进入沦丧前的势力真空阶段。届时，土共到底能够把多少力量投入到东北以对抗日军，很大程度上就由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东北局的工作来决定。

　　所以，在东北局的负责人选择上，中央在他们的强力提议下，定下了以在北方局工作出色的王荷波为书记、以敌后经验丰富胡服为副书记的任命结果。

　　南方局虽然和北方局看起来类似，但实力最强，现有的南方主要革命根据地都在其负责范围内，成立的短期目的就是尽快统筹现各根据地对西北局的支援，尽快把人员物资的调动落实到位。南方局作为党内最大的一个中央地方局，下设有东南局、西南局和广东局三个二级分局。南方局负责人的安排没有什么争论，由李德胜任书记，彭湃任副书记。

第140章

南方局虽然是土共最大的一个分局，但实际上组织架构并不大，李德胜所需要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统筹各个根据地，具体的工作则已经基本都划分到下属的三个二级地方局中了。

　　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李德胜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从全局战略的角度调整党中央和军委的各项工作，给全国的革命工作掌舵——这也是感到力不从心的李守常要逐渐把这些工作交给他的原因。

　　在此次中央会议上，李守常把工作移交的计划逐个落实。他正式提名李德胜同志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文济民、杨虎城、朱建德和叶挺任副主席，在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从此，李德胜正式以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军委相关工作。

　　作为南方局里面的主要分局，东南局主要负责湘赣闽浙这四省的革命工作，囊括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包含井岗山、湘鄂赣和湘南）、闽赣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三大根据地，实力最强。

　　东南局书记由朱建德担任，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主抓红一方面军二次改编的工作。自从朱建德担任红二师政委以来，他的党性，特别是纪律性，得到部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出任红一军副军长后更是在与李德胜的工作配合中表现默契，发挥出色。所以，他也就成为李德胜主抓中央工作后继任的最优人选。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由军中名气最大的叶挺担任，不过，他实际上主要负责红一方面军下属在广东的第四军的指挥，这个职务更多是虚职，主要工作由副司令员负责。红一方面军副司令员则由伤愈归来后就担任红一师师长的卢德铭出任，在秋收起义后，他虽然因养伤脱离指挥近半年时间，但从上海养伤归来后，也在李德胜的领导下指挥红一师打出了几场精彩的战役，和朱建德的配合也磨合得很好，足以胜任这个职务。

　　顺带一提，在这次重新整编中，作为原红一军第三师师长的彭德华职务没有变动，仍负责该师的指挥，而原第四师师长贺龙则转任军参谋长，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师长由原红二师副师长萧克继任。

　　在过去大半年的指挥作战中，彭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逊色于卢德铭，但他之所以停留在原有的岗位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等影响。虽然他作战的成果颇丰，但他并没有扭转唯军事论的思想思，总把指挥红军的重点放在集中歼灭敌人上，忽视了红军作为一支政治武装工作队和宣传队的任务。

　　这使得原本的红三师虽然基础和发展情况都比较好，却没能带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样水平的发展，以至于段德昌率领援鄂先遣师到达湖北嘉鱼县长江渡口这个理论上的湘鄂赣根据地范围时，竟无从获得当地党委的支持，还是靠曾经在附近工作过的罗雅怀的经验才破解了过江的难题。

　　因为在重新改编重组的红一方面军中最重视的就是对党中央的路线的坚决执行和加强纪律性，所以，在这方面表现堪忧的彭德华就只能暂时原地踏步，等待他完成思想上的转变，再发挥他在军事指挥上卓越的天分。

　　至于贺龙职务的转变，则是受到了红四师的军事指挥问题和山头主义等思想问题的双重影响。

　　从军事指挥方面来说，在红二军发动襄阳战役期间，红四师就收到了配合红二军行动的命令，然而因为部队中占据比例很大的当地农民和袍哥等人员出于不愿离乡感情的鼓动，他们的行动极为滞后，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贺龙在赴湖北参与军委会议时就知道了这点，他作为红四师的指挥员甘愿承担起了这份错误责任。

　　从山头主义、军阀思想等思想问题来说，红四师内部的问题很大，思想工作不到位，队伍忽集忽散，党没有在其中产生足够影响力，党指挥枪的原则没有贯彻，这支部队没有真正形成打不散、砸不烂的钢铁队伍。贺龙从无到有拉起红四师，一大原因就是他作为袍哥这一会党组织代表人物的巨大影响力，但红四师成也袍哥，败也袍哥，固有的会党习气和山头主义使这支部队完全依赖于他的个人影响，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

　　不过，身为红四师的缔造者之一，他对于这支亲手带出来的部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在支持中央军委对红四师整顿之余，提出了让红四师参与后续战斗的请求，来弥补这份错误。

　　西南局主要负责红四师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川北部分，广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则由于孤悬在外，只能受到西南局战略上的指挥，无法即时地接受命令。考虑到西南局近期发展方向为川东，中央最终决定任命已经改任红二军副政委的陈毅来担任西南局书记，并以杨虎城和周逸群为副书记。

　　广东局在南方局之下单独列出，是因为广东革命斗争形势的特殊性决定了广东的革命斗争需要有相对独立的直接领导，应对当地的革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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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作为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出发地，广东的革命基础是极好的，具有非常深厚的发展潜力。同时，由于有从广东起义失败后撤入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正规部队加入，在广东进行革命斗争的红四军战斗力很强。

　　另一方面，在广东方面的粤军实力不容小觑，在广州起义的斗争中，粤军表现出其顽固性和战斗力，不是红军在短期内可以消灭的，想要取得在广东省的革命胜利，势必要经历长期斗争。而在广东方面投入大量组织力量，恰恰与土共中央目前制定出来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此前叶挺赴广东带去的干部队伍已经是中央短期内能够提供支援力量的极限。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广东局的革命斗争势必要在手中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灵活发展，在其革命前景颇好的情况下，值得中央专门分出一个二级地方局。广东局领导班子的选择也没有什么疑义，中央决定由彭湃担任广东局书记，叶挺任副书记。

第141章

　　在土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后续的六届一中全会热烈进行期间，国民党新军阀这边一场大战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随着反常联盟内部政治媾和的达成，作为反常主力的阎冯联军也逐渐调动到位。一时间，从山东、安徽到河南一带，作为双方交锋的前线，大战已经一触即发，浓重的火药味笼罩着整个中原地区。

　　阎锡山本来是动摇的反常派，特别是在编遣会议期间，常凯申为了首先集中力量削除冯玉祥的实力，对阎锡山竭力拉拢。晋军当时兵力本不足十二个师，常凯申不惜保留晋军十二个师的番号不予裁减，还允予补充足额。所以当时阎锡山虽然也看破常凯申借编遣会议削弱异己的企图，但是他据有闭关自守的有利形势，可以坐山观虎斗，因而对常凯申也采取虚与委蛇、见机行事的方针。

　　等到常凯申在两湖战争中打败了李宗仁的桂系以后，势力大举扩张之下，野心也随之膨胀。与此同时，红军和土共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快速发展，使得常凯申掌握的南京国民政府税收受到很大损失，财力受到不小影响。因此，他在踌躇满志之余，对阎锡山也改变了过去的拉拢敷衍的态度，采取逐步蚕食其养兵财政基础的办法削减晋绥军的实力。

　　常凯申先是把原来在讨伐李宗仁时允于每月拨给晋军六百八十万元的军饷停止拨付；随后，原由阎锡山控制在手的天津海关，长芦盐运使署等华北的重要税收机关，他也安排宋子文派人前来接收；最后，他甚至连阎锡山要求发行公债以偿付“北伐”战争垫付的军费也不予批准。如此种种，阎锡山也不能不感受到行将及己的威胁，终于决心揭起了反常的旗帜。

　　作为反常联盟中的其他三个主力，桂系、奉系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各有各的问题。李宗仁的桂系在两湖战争中受到常凯申的集中打击，丢掉了大量地盘，原本招想过来的湘军部队纷纷反叛，其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奉系军阀也问题很多，先是遭遇了北伐中丧师失地的外部打击，又经历了张作霖被炸死后继承人之争的内部纠葛，张学良自然不敢轻易参易与前途未卜的大战，恐怕只有战争即将分出胜负时才会出手收渔翁之利；

　　至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则因为地处西北贫瘠区域，财力、物力十分匮乏，养兵尚且困难，更不要说扩军备战了，加上陕西大旱的影响，在军费和后勤物资上相当仰赖阎锡山。

　　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不但保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还通过对山西的经营拥有充足的物力财力，于是一举成为国内各个反常派系所瞩目的重要力量，成为了这次反常联盟的组织者。

　　早在1928年底，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兆铭、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头目邹鲁、谢持就已经先后来到太原，和阎锡山共同策划讨常。全国大小军阀亦有派代表参与酝酿，其中最主要的是冯玉祥代表李兴中、邓哲熙和李宗仁代表叶琪、胡宗铎，唐生智的代表其弟唐生明则跟随汪兆铭等人一同行动。

　　其他中小军阀的代表分别有刘文辉代表胡畏三、樊钟秀代表邓鸿业、陈渠珍代表黄一欧、刘镇华代表楚经纬、唐生智代表袁华选、井岳秀代表何挺杰和刘湘代表袁洪吉。就连奉系军阀新头目张学良都派出了其秘书长王树翰作为代表前来太原联系共同行动。一时间，太原成为了汇集全国反常力量的政治中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岳秀的代表何挺杰是土共党员，还是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主要干部何挺颖的弟弟。在中央军委决定对各主力红军进行重新改编后，何挺颖作为出身陕西汉中的本地人，就率领一批政工干部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作为支持文济民改组红三方面军的补充力量和组织框架，加入到西北的工作中来。也就在这时，何挺颖才在工作中与弟弟何挺杰见上一面，随后二人便各自为革命事业继续奔波。

　　而在井岳秀这边，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他手下的势力在刘志丹灵活的斗争手段下已经被渗透的像个筛子。在井岳秀对太原反常会议其实并不重视，只是担心倘若不参加就会成为众矢之地的情况下，他便随便选派了个手下过去，何挺杰也就因此成为了他派出的会议代表，时刻获取反常联盟行动的消息。所以，在国民党反常联盟媾和的过程中，土共中央对消息的了解比阎锡山都晚不了多少，能够时刻把握最新情况。

　　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初，阎锡山作为组织反常联盟的发起人，在舆论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1928年10月10日，阎锡山首先以礼让为国为辞，通电要常凯申与自己同时下野；11月13日，商震等通电劝阻阎锡山辞职；11月14日，李宗仁、张发奎等以及冯系将领鹿钟麟等五十七人发出了拥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副司令通电。11月21日，阎、冯联名发出了倒常通电，全国反常的大小军阀纷纷响应。

　　到12月3日，阎锡山动身到郑州，与联军主力西北军的领头人冯玉祥会晤。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李、白军队即可出兵湖南，张学良虽暂不出兵，但答应供给弹药；而汪兆铭即将由港来北京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组织新的北京国民政府，对常凯深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一面，坐镇南京、手握名义上中央大权的常凯申在舆论上的反击也很快到来，对反常联盟采用了多管齐下的办法。在1928年12月5日，常凯申首先通过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免除阎锡山本所兼各职，并下令着各地军队严拿惩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作出了开除阎锡山党籍的决定。

　　随后，常凯申又派人与张学良秘密联系，许诺他南京国民政府陆海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以利相诱，并提出为他在东北的上位做出背书，确保其不会主动派东北军参与到反常联军的行动中来。最后，常凯申充分利用反常联盟中大小军阀云集的特点，派出多路使者重金贿赂势力较小的军阀，以争取其在战斗关键的时刻反戈一击。

　　在国民党内部，双方台上台下连续不断的尔虞我诈、你来我往之下，战争的进程也稳步地向前推进。到1929年1月时，常凯申和反常联盟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双方前锋的触角已经纠缠在一起，随着双方主力的接近，战争随时进入白热化阶段。

第142章

　　1929年1月23日，阎、冯联军下了总攻击令：以石友三部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前进；万选才部为中路，由归德向砀山前进；孙殿英部为右路，由毫州出动指向蒙城。孙殿英、万选才均系河南土匪部队，地形熟悉，又加上阎委孙为安徽省主席，万为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故孙、万、石三部最初进展均甚迅速，常军伤亡颇众。而常凯申的中央军这边，由于敌我实力差距悬殊，他不得不和其参谋长杨杰亲自督战。

　　常凯申指挥其嫡系刘峙、顾祝同、陈诚、陈继承等师及德国顾问训练的冯轶裴、张治中两个教导师奋力作战，并派飞机轮番轰炸，始将孙殿英、万选才等部赶回亳州和归德。常凯申因为归德、亳州久攻不下，于是通过豫籍军人政客张钫，以大量金钱收买了豫籍将领刘茂恩。刘茂恩因为未能获任河南省主席，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地盘，对阎、冯二人十分不满，在宁陵诱捕其上司总指挥万选才献给常凯申。常凯申指挥中央军乘势攻下了归德，俘获万殿尊。

　　陇海路正面作战的晋军孙楚、杨效欧两路军因为被刘茂恩出卖，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常凯申的中央军乘胜沿陇海路西进，连续攻占柳河、民权，进迫兰封、杞县。由于刘茂恩的叛变，孙殿英部困守亳州，而石友三部在鲁西也被阻止不能前进。

　　为了挽救陇海线上的战局，阎锡山紧急从华北调动了杨耀芳、张会诏两个军前去增援，晋军深沟高垒，配备了二百多门大炮，日夜向蒋军轰击，遂使中央军的攻势受阻。常凯申为了击败晋军，调部下陈诚率其第十一师向晋军阵地的右翼扩张，意图从侧翼包抄。

　　徐永昌猝然遭受猛攻，不得不向鹿钟麟求援。鹿钟麟则派出其麾下西北军中以善战著名的孙良诚，诚命其率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等军，向陈诚部展开冲击。梁冠英、吉鸿昌等人充分利用黑夜的掩护，快速突击之下冲入了敌阵，以大刀砍杀，造成陈军重大伤亡。

　　刘峙闻讯，急派顾祝同率军应援。梁冠英和吉鸿昌佯退，诱使顾祝同军猛进，使其纷纷掉入西北军的陷阱内。梁、吉趁机回师反击，杀得陈、顾两军大败而归。左翼的石友三、刘春荣等军也乘机反攻，当面的陈调元军同样节节败退，至6月上旬，已经被赶回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

　　然而，因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和庞炳勋军始终动作迟缓，常凯申又从上海调来了熊式辉师投入战场，终于稳住了阵地。正当孙良诚率军追击顾祝同等军时，郑大章率领的骑兵集团亦突然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

　　1929年2月31日夜，郑大章率骑兵一夜之间驰骋百里，奇袭归德飞机场，先是烧毁飞机十二架，随后又向附近的朱集车站展开进攻，最终因为伤亡过大不得不撤走。当时常凯申与杨杰正在归德之朱集车站指挥作战，冯军意外事先获得了情报，在战斗最激烈时，常凯申都以为自己等人定为郑大章所俘，然而，常凯申的援军最终及时赶到，击退了实力不足的郑大章部。

　　在平汉线方面，双方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冯军左翼为樊钟秀、任应歧、刘桂棠等军，防守小商桥、逍遥镇到西华一线；阮玄武、张维玺、田金凯三个军防守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刘汝明军在淅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军。以上各军称为南路军，归张维玺指挥，阮玄武为前敌总指挥。

　　2月16日，常凯申命令何成浚发起总攻，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军于临颖，樊钟秀虽然被围，却并没有放弃反抗，坚持与常凯申的中央军斗争。3月4日，樊钟秀在许昌城督战，却意外被常凯申军飞机炸毙。冯玉祥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并派其西北军劲旅孙连仲率其第五路军向许昌增援，进攻漯河；阎锡山亦派赵承绶骑兵集团突袭周口；刘桂棠也率部在西华和岳维峻陕军激战。

　　为了配合桂军进攻武汉，冯于6月10日下令平汉线各军全面进攻，激战两昼夜，何成浚全军向漯河南溃逃。南路军将领张维玺、邓宝珊等主张乘胜直追，将常军逐出武胜关。冯玉祥因为此时桂军已退出长沙，认为不宜分散兵力，未予采纳，遂在漯河至北舞渡间建立一条战线与常凯申之中央军对峙，将孙连仲等生力军移往陇海线。

　　津浦线方面，傅作义指挥本军和李生达、冯鹏翥两军对从冯玉祥麾下西北军叛归常凯申的韩复榘部作战。1929年1月27日，傅作义指挥各部发动进攻，韩复榘部稍作抵抗即撤退黄河南，凭黄河天险固守。到2月26日，准备充足后的晋军以炮兵掩护渡河，韩复榘军抵挡不住，只好后撤往胶济线，阎军随之占领济南，推进到泰安、大汶口一线。

　　正当傅作义指挥本路军向前进攻时，阎锡山因据密报中傅与张学良有来往，派张荫梧率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到济南组织二、四路军联合指挥部，以分傅的指挥权。张荫梧奉阎锡山命命到了济南后，和主持指挥的傅作义屡次发生摩擦。

　　借二人矛盾之由，阎锡山乃下令让张荫梧沿胶济路发展，将韩复榘军赶到胶东，控制住山东这块肥肉；命傅作义率军沿津浦路南下。傅作义得到命令后向南进发，与驻守曲阜一带的马鸿逵、夏斗寅两军激战，但由于他手中兵力不足，一直未能攻下曲阜城，战斗打成了胶着状态。

　　常凯申军由于在陇海、平汉两线受到冯玉祥之西北军的连番打击，士气大为低落，加之占尽优势的南线没能最终分出胜负，常凯申对能否战胜阎、冯，已缺乏信心。为此，常凯申在1929年2月间由其谋士策划和平运动，力推于右任、李石曾出面致电汪兆铭，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调解二、三届选出中委的纠纷，试图用政治解决的办法瓦解反常联盟，最不济也要争取战争中的喘息之机，给他利用金元攻势收买敌军各部和把财税转化为军火的时间。

第143章

　　在与汪兆铭沟通后，李石曾带着常凯申的任务秘密出发，前往沈阳请张学良出面调解双方的战争。张于2月12日致电阎、冯，表示愿做调人；21、22两日又再次致电阎、冯，主张郑州、开封划作缓冲地区，双方撤退前线部队，立刻停战。

　　不过，阎、冯因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对于、李、张三人的调停意见未予采纳。常凯申谋和以求喘息之机、各个击破的意图既未能实现，唯一办法就只有强令部下和冯军拼死作消耗战。因此，常军和联军主力的西北军都试图突破胶着的战局，双方又发生了两次改变了前线局势的大战。

　　首先是常军奇袭开封之战。

　　由于在前期作战中处于劣势，常凯申的中央军急于打开局势。1929年1月14日，按照常凯申及其参谋长杨杰的部署，常军在求和无果后率先向开封发动了进攻，试图突破西北军步步紧逼的严密阵线。这次进攻的部队以刘峙的第一军为主，配有张治中的教导师。进攻部队首先集中力量，计划由杞县、太康间突破冯军阵地薄弱处，随后通过陈留、通许奇袭开封。

　　另一面，以逸待劳的西北军虽然在事前已侦知蒋军作战意图，但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冯玉祥遂命令孙良诚所部吉鸿昌、梁冠英等军及庞炳勋部主动后撤。吉、梁、庞接到命令后先是指挥所部让开了杞县、太康一带的防线，随后又把后撤兵力向两翼展开，主动放空通往开封所必经的陈留、通许一线道路，把重兵用在拦截归敌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阵。

　　刘峙在部队快速突破西北军在杞县至县太康的防线后，志得意满，遂按照战前命令指挥各师长驱直入，向预定目标开封挺进，在贸然行动之下陷入了冯军的包围圈，被孙良诚指挥梁冠英、吉鸿昌等军反庞炳勋部第三路军各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地截为几段。冯军发挥近战的特长，集中使用装备了手枪和大刀的近战队伍，骤然出击之下快速分割包围了常军，刘峙指挥下的顾祝同、陈诚、张治中等部均伤亡遍野，顾祝同、陈诚所部几乎死伤殆尽，完全失去了建制，只能随尚存一些实力的张治中残部经太康、睢县向周口、归德败逃。

　　西北军这一场诱敌深入、主动设伏的战役极为成功，完全实现了战前的作战目标。尽管冯军电讯部门官员被常凯申收买通敌，但其将冯军作战计划密报常凯申一方时为时已晚，常军进攻部队主力已经被分割包围，只有处于进攻队列后方的张治中部闻讯立即撤退，这才未被全歼。在战役中，西北军给予了进攻的常军以重大杀伤，并缴获了汽车数百辆和大量的辎重物资，使得常军短期进取乏力，再抽不出足够的机动部队。

　　第二场大战是冯军亳州解围之战。.

　　这场战役围绕着冯军中孙殿英部的行动展开。早在中原大战爆发前，作为反常联盟发起人和“北平新国民政府”核心人物的阎锡山即委任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所以冯、阎、常的大战一起，孙殿英即积极率部向蚌埠挺进，孤军深入，一路狂飙突进，结果在常军主力阵线侧后的亳州一带为其分兵阻截，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边，处于后方指挥的阎、冯因为孙殿英在北伐时期有坚守卫辉三个多月的守城经验，在暂时无法抽出足够救援兵力的情况下，为了牵制常军兵力，即命令孙殿英率部死守亳州。

　　从1928年12月底开始，常凯申派王均指挥滇、黔、湘等杂牌部队六七万人将孙部团团包围，将其与后方联军主力部队分割开来。孙殿英部虽然达到牵制常凯申军作用，但三四万人困守于亳州孤城，不过月余时间城内的存粮即告罄。不仅居民大都饿得浮肿，就连孙军士兵也不乏饿得濒死者，所以孙殿英不得不频繁派出小部队从各杂牌军围城空隙外出劫粮，结果损失不小不说，搜集来的粮食也一直不多，只能在抢粮的过程中反复经受损失。

　　在此期间，常凯申为减轻侧背威胁，派与孙殿英有历史关系的旧军阀张钫、靳云鹗、王翰鸣等以金钱和委任状等诱孙投降，但孙殿英素讲江湖义气，不愿主动背叛冯玉祥，于是对几人的劝降均当即拒绝。孙殿英率部困守孤城之后，发现粮食的后勤物资均十分有限，自知难以长久，便不断向冯玉祥求援。但大战开启后，阎冯联军与常军在正面陷入激战，冯军主力远在六百里外，难以跨越双方均囤积重兵的前线，一时无法驰援。

　　等到1月下旬，孙殿英部就连后来专门外出劫取的粮食也要耗尽，于是求援愈急。孙殿英更是表示如不迅予解围，自己势将投常，冯玉祥只好派出了孙连仲、孙良诚率十几个师驰援。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即便地处偏安徽也颇为寒冷，两孙所部为了隐蔽行动，只好一路昼伏夜行。经过十几天艰苦跋涉行军，孙良诚军首先于1月30日拂晓突然抵达亳州城下，击溃了围城部队中因寒冷而防备疏松的黔军杨胜治师，顺利将孙部接迎突围。

　　三孙队伍会师后，冯玉祥曾拟令其合力攻占宿县、蚌埠，但因部队长途跋涉过于疲劳，加之阎锡山又吝啬不予以接济，以致最终未能实行。于是，得到了后勤补充的孙殿英部与孙良诚和孙连仲所部再度辗转北上，快速跨越常军腹地返回了冯军主力所在，加入正面战线上的战斗。

　　就是在三孙部队的归途中，孙连仲部队中准备起义的董振堂旅按计划秘密脱队并赶赴山东，与林育荣、罗雅怀的部队汇合，准备改编和后续的暴动。在这个过程中，董振堂的行动还获得了一个意外之喜，那就是被解围出来的孙殿英所部中有一支部队和他们一同脱离大部队，准备参加红军。

　　说到孙殿英部这支决心起义的部队，就不得不提到靖任秋这个意外打入孙殿英部的土共党员。早在文济民回国后协助李守常改进北方区委工作时，就着重点名他参与对杨虎城部的兵运工作，然而事有阴差阳错。文济民开始对北方敌后工作方法改进时，靖任秋已经在上级命令下调到了孙殿英部工作，于是他一改过去简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对军阀施加政治影响并给予适当的帮助，使之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办法，转而更加注重实务性工作，实践文济民提出的工作方法。

　　转变工作方法后，靖任秋在兼顾与上层军官维持关系的同时注意深入基层，给孙殿英提出不少有利的建议，使其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改善，得到了孙殿英的进一步赏识。在收到上级安排他去杨虎城部工作的命令后，靖任秋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对上级汇报近期工作中的积极变化，一面做好了转到杨虎城部工作的准备。

　　在收到靖任秋在孙殿英部工作见效颇好的情报后，文济民倒也没浪费这个优势，安排其他同志负责这份工作的同时，要求他继续加强在孙殿英部的工作。靖任秋也做到了这一点，经过接下来他一年多的不断努力，孙殿英部队中的党组织建立了起来，土共的影响在不断加深。到亳州围城战期间，靖任秋更是发动土共党委有效组织起了后勤工作，虽然军民都遭饥饿，却并无多少饿死者。

　　唯有负责管理后勤的土共党员自己饿死，令孙殿英大为动容之余，也使军民增加了对后勤的信任。孙殿英出于义气，在靖任秋提出脱困后土共组织要带走一支部队的事时，不但没有阻拦或痛下毒手，还和他约定好为土共的行动做遮掩。也正是因为孙殿英在抵近目的地的小城里主动设宴招待，吸引了孙连仲和孙元良的注意，才掩护董振堂旅和其部准备起义的部队安然离开。

　　在亳州被放弃后，常凯申就解除了后顾之忧，腾出了在后路防守的十万部队，转用于正面的陇海线和津浦线，缓解了此前正面战场上的兵力劣势。从此之后，阎、冯联军在中原战场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逐渐由主动转入被动的局面。

第144章

　　当北面的中原大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另一边，南方的常凯申军与反常联军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着，但比起北线敌我分明、战线相对清晰的作战局势，南方的战争局势发展更加波谲云诡。

　　南方首先发动的是反常联军方面。阎锡山任命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命令他由广西出兵攻湘鄂。在张发奎宣告反常并一路南下与桂军汇合后，南线反常的李张联军正式宣告成立，随后，李宗仁将在广西的联军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自任为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总参谋长。方面军下设三路，第一路指挥官为张发奎，白崇禧兼第二路指挥官，黄绍竑兼任第三路指挥官。在李宗仁和张发奎等人的指挥下，联军本打算控制广西的同时出击湘鄂，但由于联军与粤军实力接近，故其在大战开始时就被粤军困扰于桂北。李宗仁发觉逐出粤军既不可能，遂决定暂放弃广西，全力向湘鄂出击。

　　1929年1月中旬，李张联军就集结完毕，准备出发北上。在决定弃守广西全军出击后，李宗仁为了迷惑敌人，专门设计，故意先以小部兵力进扰平南为佯动。粤军随后果然中计，以为联军将袭北江，于是把在桂兵力全部调回广东，陈济棠亲在广州坐守。

　　联军骗过粤军后，从桂东出发倾巢北上，李宗仁、黄绍竑、张发奎分兵三路入湘。第一路军由张发奎率领取道柳州、桂林，直趋永州、衡阳；第二路军由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出平乐，经永明、道州，亦向永州、衡阳进发；黄绍竑率领梁翰嵩教导第一师、黄旭初第二教导师为第三路军，集结迁江一带，掩护各部集中，待各部入湘后，立即跟进。广西后方仅留下了一些保安团维持治安。

　　在湖南这边，唐生智虽一度借助常凯申的力量重掌湘军，但由于常凯申认命了陈渠珍分其兵权，分掌湘西，所以其与汪兆铭的联系仍十分紧密。在秘密派代表前往太原共同约定反常的情况下，他率领所属部队响应反常联军的号召，主动对常凯申反戈一击。于是，反常联盟的部队几乎望风披靡，不但兵不血刃夺取了湘南重镇衡阳，还参照北伐路线，张发奎率第四军抄袭醴陵，第十五军向渌口、株洲，第七军向衡山、湘潭前进，大部都在月底前即抵达了长沙，和唐生智部共驻于此，继续向北进发的张发奎第四军部更是长驱直入，一路进至平江都没有遭遇抵抗。

　　然而，由于唐生智一度下台，重新上位的他掌权时间尚短，只能通过过去手下的亲信将领来掌握湘军，对军队的控制并不十分牢靠。在常凯申持续不断的金钱收买下，其部有相当一部分已和常凯申达成或明或暗的合作，在陈渠珍的率领下反对唐生智。

　　常凯申派到武汉行营方面坐镇的何应钦知道自己手头的部队不甚精锐，且在汉中红军的打击中损失不小，所以他在敌势汹汹的情况下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选择先按兵观察，坐视桂军在湖南攻城略地，等待桂军后方有利于己的变化。

　　1929年2月8日，张发奎、白崇禧指挥的两路军攻克岳州，李宗仁率总部人员随即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军事。黄绍竑第三路军摆脱左右江李明瑞的红军后，也正向衡阳跟进，预计到2月10日即可进逼武汉，攻下武汉后即可与冯玉祥沿平汉路南下的部队会师。

　　常凯申在张桂联军进占长沙之后，紧急电令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派兵北上，合击张桂联军。而陈济棠弄清张桂联军北上意图后，迅速派蒋光鼐、蔡廷锴部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北上，趁黄绍竑率领的桂军后队尚未依照原定计划跟进衡阳的空隙，2月10日乘虚抢占衡阳，把桂军前锋和后队切为两段，将私心作祟迟迟不动黄绍竑部堵在了广西。

　　于是，就在桂军攻下岳州的三天后，桂军收到了后方的交通枢纽衡阳突为陈铭枢指挥的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所攻占的消息。李宗仁因后路被切断，只能选择撤出长沙，回师围攻衡阳，而桂军离开不久，湘军中为常凯申所收买各部当即发动，与何应钦从武汉派来的朱绍良、钱大钧、夏斗寅等军配合，先是拿下了湖南北部为桂军和反常湘军所占据的各城，随后猛攻唐生智坐镇的长沙城。

　　张发奎与桂系联军数万人跋涉了数千里，疲乏已极，不但辎重尽失、给养中断，而且又无重武器，顿兵于坚城之下后，一时攻取乏术，即便黄绍竑部此时从广西匆匆赶到，也于大局无补。好在唐生智所部尚保存了元气，在三天后给其提供了火炮的支援，终于攻克了衡阳，给联军争取了一点生存的空间。然而，联军此时已失去继续进攻的锐气，攻克衡阳后只能原地转入休整，与唐生智部一起陷入了粤军与何应钦所部的合围。

　　1929年2月底，何应钦指挥的湖北国民党军和粤军一南一北，向分别困守长沙和衡阳的湘军和张桂联军发起了进攻。不过，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后，唐生智所部和张桂联军已经重整士气，战斗力得到恢复，防守起来极为顽强，攻守双方最终陷入了长期的僵持。

　　另一边，在桂军脱离广西倾巢北上后，广西就陷入了军政势力空虚的境地，张云逸、李明瑞组织的广西红军、陈济棠派遣的粤军和龙云派出的滇军纷纷在广西扩大控制范围。在短短两个月内，粤军和滇军就瓜分了广西大部分的城镇，而在衡阳被粤军攻击得手后迅速反水的湘军何健部也趁势夺取了广西北部的少部分区域。三者虽然都属常凯申的阵营，但由于分赃不均，在各自占领区的边界暗生龃龉，不肯把兵力调走，让别人占了便宜。

　　相比于国民党军队，广西红军在攻击方向上则避实击虚，趁着他们大量分兵控制主要城镇的时机主动出击，集中迅猛打击周边农村地区的地主民团武装，破坏桂系在广西营造的反动堡垒组织。红军左右江独立纵队仅出于战略需要控制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内的百色城。经过一番努力，土共在广西方面扩大了左右江根据地的控制范围，巩固了红色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