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暴君：从拯救魏忠贤开始 第200节

　　顾炎武听得目瞪口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手中的酒杯微微颤抖。朱由检这个“泄洪口”和“干涸河道”的比喻，实在是太形象，太深刻了！它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长久以来的迷雾，让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过去也隐约觉得科举不妥，但只是觉得文章格式僵化，内容空洞，从未从国家人才战略这个宏观的层面去思考过。

　　“朱兄……朱兄高见！”顾炎武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站起身，对着朱由检深深一揖，“宁人今日，方知何为‘坐井观天’！我过去只知科举耗费人才光阴，却未曾想过，它竟是以牺牲国家百业为代价，制造了这种……这种‘单一而无用的人才’！这……这比单纯的浪费，要可怕百倍！”

　　朱由检坦然受了他这一拜，他知道，这一拜，拜的不是他这个“朱公子”，而是他所代表的这套崭新的务实思想。

　　他心中暗道：‘你能理解就好。这套理论，不过是现代社会管理学最基础的人力资源规划而已。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士农工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人才培养和晋升通道。而大明，却把所有的路都堵死，只留下一条独木桥。这不崩溃，天理难容。’

　　他扶起顾炎武，示意他坐下，给他又满上了一杯酒。

　　“宁人兄，先别急着激动。这还只是其一，是科举制度的第一个弊病。”朱由检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如同出鞘的利剑，“它的第二个弊病，是它彻底扭曲了‘学习’的本质，将求知，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功利性的投资。”

　　“功利性的投资？”顾炎武咀嚼着这个新鲜的词汇，这个词带着一股属于算盘和账本的味道，与“读书”这个神圣的词汇格格不入。

　　“没错。”朱由检冷冷地说道，“宁人兄，你我都是读书人，敢问，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圣人说，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多么宏大而高尚的目标！它关乎一个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事功，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塑造过程。但是，在如今的科举制度下，读书变成了什么？”

　　他没有等顾炎武回答，便自问自答，声音里充满了嘲讽：“它变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子母相权’的生意！”

　　他直接借用了顾炎武在历史上提出的概念，但他用更现代的方式进行了解释。

　　“你想想，一个寒门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他的家庭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十年寒窗，不事生产，家里少了一个壮劳力。笔墨纸砚，灯油开销，拜师的束脩，赶考的盘缠，哪一样不是白花花的银子？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供养一个读书人，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一笔投资，甚至是一场豪赌！他们投下的‘母钱’，就是这十几二十年的血汗、辛劳和全家的节衣缩食。他们期望的回报是什么？绝不是期望他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而是期望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做官发财，光宗耀祖！这个回报，就是‘子钱’！而且，他们期望的是百倍、千倍的回报！”

　　朱由检的这番话，如同剥洋葱，一层层剥开了温情脉脉的“耕读传家”外衣，露出了里面最核心的经济动机。

　　他心中想的是：‘这就是典型的教育投资回报论。当教育成为唯一的阶层跨越通道，且回报率极高时，其本身的神圣性就会被功利性彻底吞噬。教育不再是为了启迪民智，而成了筛选社会精英、分配社会资源的工具。而当筛选的标准出了问题，整个社会也就跟着出了问题。’

　　“在这种心态下，”朱由检继续道，“学习的内容还重要吗？真理还重要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能考，什么能帮助他考中！所以，四书五经被嚼成了毫无生气的渣滓，变成了八股文的格式和辞藻；所以，无数士子的聪明才智，都被消磨在揣摩主考官的心意、模仿时文大家那些空洞浮华的‘功课’上。他们不是在求知，不是在探索宇宙万物之理，他们只是在做机械的‘应试训练’！是在为这场回报率最高的赌博，精心准备自己的筹码！每一个读书人，都成了这场赌局里，红了眼的赌徒！”

　　顾炎武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自己的挚友归庄，归玄恭才华横溢，磊落不羁，却因不屑于这种“应试训练”，屡试不中，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无可奈何地自嘲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只能“勉强求生活路”。这不正是被这场功利性的投资，折磨得心力交瘁、人格扭曲的活生生的例子吗？归玄恭尚且如此，天下间又有多少才智之士，被这台巨大的绞肉机，绞得失去了灵气，失去了风骨，只剩下钻营和投机？

　　“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个‘投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朱由检的声音冷了下来，让顾炎武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一个官员，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前期成本之后，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嗷嗷待哺、期望回报的家族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会是‘治国平天下’吗？会是‘为生民立命’吗？”

　　“不！”朱由检一字一顿地说道，“他想的是如何‘回本’！如何尽快地把家族的投资连本带利地收回来！他要买田，要置地，要盖豪宅，要妻妾成群，要给亲族安排职位！朝廷那点微薄的俸禄，够吗？当然不够！那怎么办？只能贪！只能腐败！只能盘剥百姓！只能与地方豪强勾结，鱼肉乡里！”

　　“所以，科举制度，从它这种功利性的设计初衷开始，就等于是在每一个官员的脑子里，提前种下了贪腐的种子！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告诉每一个人：你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功名富贵’这四个字！至于‘治国平天下’，不过是用来装饰门面、自欺欺人的一块牌坊罢了！当这块牌坊与实际利益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一脚踢开！”

　　“啪”的一声，顾炎武手中的酒杯，失手掉落在桌上，琥珀色的酒液溅湿了他的衣襟，他却浑然不觉。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如同被雷击一般，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

　　朱由检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太诛心了！

　　它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蒙在所有读书人脸上那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底下赤裸裸的、令人不忍直视的功利与欲望。

　　顾炎武自问，自己苦读经年，难道内心深处，就没有一丝一毫对“功名富贵”的渴望吗？他不敢想，也不愿想。他一直以为，那是人之常情，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不冲突。可今天被朱兄这么一剖析，他才惊恐地发现，这两者之间，非但不兼容，反而有着天然的、致命的矛盾！追求“功名富贵”的内在逻辑，必然导向腐败和堕落！

　　“朱兄……”顾炎武艰难地开口，“你……你这番话，若是传出去，恐怕要被天下读书人，群起而攻之，视你为仇寇啊！”

　　“我知道。”朱由检平静地看着他，眼神深邃如海，“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不能因为刺耳，就假装听不见，继续在‘文治昌盛’的梦里醉生梦死。大明这艘船，已经千疮百孔，船底的压舱石都快烂光了，再不凿开甲板，看看底下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子，就等着一起沉没吧！”

　　他缓了口气，端起酒壶，给顾炎武和自己又倒满了酒。他决定抛出最后的一击。

　　“宁人兄，前面说的两个弊病，还只是‘内伤’，是肌体之病。这科举制度最可怕的第三个弊病，是它直接导致了‘朋党’的产生，从内部撕裂了整个国家。这，是深入骨髓的‘绝症’，是癌症！”

　　“朋党？”顾炎武精神一振。他对东林、复社这些江南士子的结社活动，本就有所了解，甚至一度颇为向往。但经朱兄这么一提，他立刻意识到，事情绝没有“以文会友”那么简单。

　　“没错，就是朋党！”朱由检冷笑道，眼神里闪过一丝只有他自己才懂的、属于皇帝的厌恶与杀机，“宁人兄，你想想，科举靠什么维系人际关系？血缘、地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业缘’！座师、房师、同年、同乡……这些关系，构成了一张张巨大而无形的网，将朝堂内外的官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一个学子，一旦考中，他首先感谢的，是朝廷吗？是给他俸禄的皇帝吗？不！他首先感谢的，是提拔他的座师和房师！他首先要亲近的，是与他同榜及第的‘同年’！这种师生之谊、同年之情，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越了君臣之义，超越了国家大义！”

　　他心中暗想：‘这就是后世所谓的身份认同和圈子文化。当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首先是“某某老师的门生”、“某某榜的同年”，而不是“大明的官员”时，他的忠诚度必然会发生偏移。他的荣辱，与他所在的圈子紧密相连，而不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于是，一个个以科举关系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们以文会友，结社吟诗，标榜气节，表面上看，风雅得很，清高得很。可实际上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控制舆论，制造声势，左右科举取士，让自己的门生故吏布满朝堂！他们在朝堂之上，党同伐异，互相攻讦！今天你弹劾我的人，明天我就罢免你的人。国家的政策，无人关心；边疆的战事，无人过问；百姓的死活，更无人理睬！所有人的精力，都用在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内耗之上！朝廷，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斗兽场！”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顾炎武立刻就想到了复社与温体仁、周延儒之间的那些恩怨纠葛。复社中人，固然不乏才俊，但他们为了报复温体仁，不惜重金贿赂内监，助周延儒复相；为了给周延儒铺路，又不惜构陷整死内阁大学士薛国观。这其中，复社成员吴昌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事后为天下人所不齿。这些肮脏的政治斗争，不正是打着“清流”旗号的朋党之争吗？

　　“这种朋党，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其大者，足以倾轧朝堂，取人主之权柄而颠倒之！”朱由检的声音，已经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帝王的威严与冷酷，“他们嘴上喊着‘为国为民’，心里想的，却全是自己一党一派的私利！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利益，远没有他们那个小圈子的利益重要！为了打倒政敌，他们甚至可以勾结外患，可以坐视边疆糜烂！可以为了江南那点见不得光的利益，而阻挠朝廷征收商税和海税，哪怕九边的将士已经饿得啃树皮了！宁人兄，你告诉我，这样的科举制度，是不是在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一群穿着儒袍的掘墓人？！”

　　轰！

　　顾炎武的脑海中，仿佛有万千惊雷同时炸响。

　　掘墓人！

　　这个词狠狠地刺入了他的心脏！

　　他想起那些主和的东林官员的嘴脸；他想起朝野上下的党派攻讦；他回想起无数次，国家急需用钱粮之时，那些士大夫们为了维护江南士绅的利益，而百般阻挠商税、海税的征收……

　　一桩桩，一件件，都如电影般在他眼前闪过，而朱兄的话，就像一条金线，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全都串联了起来，让他看到了背后那惊心动魄的、共同的逻辑！

　　原来，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这个看似“公平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它，制造了无效的人才；是它，种下了贪腐的祸根；是它，催生了亡国的朋党！

　　想通了这一切，顾炎武只觉得浑身冰冷，如坠冰窟。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朱公子”，眼神已经从最初的欣赏，变成了深深的敬畏，甚至……是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怎么能对帝国的沉疴，看得如此之深，如此之透？

　　这种见识，这种胆魄，这种系统性的批判能力，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皇商”所能拥有的！哪怕是当朝首辅，也未必有此等眼光！

　　“朱兄……”顾炎武颤巍巍地站起身，对着朱由检，再次深深地作了一揖，这一次，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敬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宁人今日，方知自己之浅薄，方知天下之大，学问之深！敢问朱兄，究竟是何方高人？此等经天纬地之言，宁人闻所未闻，振聋发聩！还请告知名姓，容宁人日后执弟子礼求教！”

　　朱由检也站起身，扶住了他，微笑道：“宁人兄言重了。我不过是一个走南闯北，见得多了，便胡思乱想得也多了些的俗人罢了。今日与宁人兄一见如故，酒后狂言，说了些心里话，还望兄莫要怪我言辞过激。”

　　他知道，自己今天的目的，已经超额完成了。他已经在顾炎武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假以时日，这颗种子，必将在这位伟人的心中，长成一棵支撑华夏风骨的参天大树。

　　“岂敢，岂敢！朱兄是宁人之师！”顾炎武执意要行完礼，“只是，宁人心中还有一惑。既然朱兄将这科举之弊看得如此透彻，那么依兄之见，当今陛下，力排众议，行此‘实学恩科’，可是……可是已经看到了这一层？”他问出这个问题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迫切地想知道，这惊世骇俗的见解，与当今圣上的改革，是否有所关联。

　　朱由检笑了，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当今陛下，是不是看到了这一层，我不敢妄言。但我知道，一个好的船长，在发现船漏水的时候，他不会只顾着抱怨水手无能，或者跪在甲板上祈祷风平浪静。他会做的，是立刻拿起工具，去寻找漏洞，并且，用尽一切办法把它补上。哪怕这个过程，需要凿开几块看起来还很光鲜的甲板，甚至会引起一些习惯了旧船的乘客的惊慌与不满。”

　　“至于这‘实学恩科’，究竟是补漏的良方，还是一剂虎狼之药，就要看天下的读书人，能不能看懂这位船长的苦心，跟上他的脚步了。”

　　说完，他从怀中掏出几块碎银，轻轻放在桌上，对着顾炎武拱了拱手：“天色不早，小弟家中尚有俗务，就此告辞。今日与宁人兄一席长谈，实乃平生快事。后会有期。”

　　不等顾炎武再问，他便带着许显纯，转身下了楼，很快消失在了暮色渐浓的街道上。

　　顾炎武独自一人，在窗边呆立良久，晚风吹拂着他发烫的脸颊。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着那位“朱兄”的话语。

　　“畸形过剩”、“功利投资”、“掘墓人”……每一个词，都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灵魂。

　　而最后那个“船长”的比喻，更是让他心潮澎湃！

　　他拿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酒，一饮而尽。

　　一股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激动，从他心底涌起。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看世界的眼光，将完全不同了。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做一个学问的考据者，他要做一个时代的思考者，一个问题的解决者！

　　而那位神秘的“朱兄”，到底是谁呢？

　　顾炎武望着窗外华灯初上的街道，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隐隐感觉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他，顾炎武，决不能再做一个旁观者。他要投身其中，去亲眼见证，去亲身参与！

　　……

　　返回紫禁城的路上，朱由检的心情格外舒畅。

　　今日与顾炎武的一番长谈，对他而言，也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思想梳理。他将自己脑中那些零散的、现代的观念，用这个时代的人能听懂的语言和逻辑，系统地组织了起来。这让他对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看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

　　“陛下，那个姓顾的书生，似乎对您很是信服。”许显纯跟在身后，低声说道。他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能感觉到那番话的力量。

　　“他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朱由检淡淡地说道，语气中带着欣赏，“这样的人，一个，能顶一百个只会空谈的腐儒。传朕的旨意给温体仁，让他多留意一下昆山顾炎武这个人。这次实学恩科，无论他考不考，考得如何，日后，朕都要用他。找个机会，让他去地方上历练历练，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知行合一。”

　　“遵旨。”

　　朱由检抬头，看着远处夕阳下巍峨的紫禁城轮廓，那金色的琉璃瓦在最后的余晖中闪耀着，既庄严，又显得有些孤寂。

第180章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崇祯三年的春天，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特而紧张的气息。

　　这气息并非源于边关的烽烟，也非来自朝堂的倾轧，而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所带来的剧烈碰撞。一种是熟悉的，另一种是陌生的。

　　熟悉的，是那些从大明各个角落涌来的青衫士子。他们头戴方巾，手持摇扇，三五成群，高谈阔论。他们的目的地是贡院，他们的梦想是金榜题名。八月初九的顺天府乡试，是他们鲤鱼跳龙门的战场，是他们十年寒窗的唯一指望。他们是这个帝国几百年来最常见的风景，是科举制度这部巨大机器的标准零件。

　　而陌生的，则是那些与青衫士子们格格不入的“怪人”。这些人，是在皇帝那道“实学恩科”的诏书颁布后，如同雨后春笋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的。他们也来到了京城，但他们的目的地，却是一个谜。

　　在宣武门外的一家大车店里，住着一个来自山西的老铁匠，人称“铁叔”。

　　他年过五十，一双手掌粗大得像蒲扇，指关节上全是烧铁留下的老茧和烫疤。他不说之乎者也，说话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嗓门洪亮，一张口就是“俺寻思着，那高炉的风箱得这么改，才能省炭火，出好钢”。他身边总带着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物件，谁问也不说是什么，只说是吃饭的家伙。客店里的伙计都拿他当个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只是奇怪，这老汉没事总爱往兵仗局和火器营附近溜达，嘴里还念念有词。

　　在东直门附近的一处农家小院里，则暂住着一个来自南直隶松江府的“老农”，名叫陈老庚。他皮肤黝黑，脸上刻满了风霜的痕迹，裤脚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泥点子。他不关心时政，却对京郊的土地墒情、粪肥配比、新作物的长势了如指掌。他随身带着一个宝贝布袋，里面装的不是银钱，而是十几种不同的作物种子。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蹲在田间地头，跟那些京畿的老农讨论如何育种、如何防治蝗灾，说到兴起时，能从日出说到日落。他告诉别人，他是听闻天子重农，特地来京城献“祥瑞”的，但没人知道他献的到底是什么。

　　而在前门外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一家名为“四海通”的商号里，新来了一位账房先生。此人姓钱，名思源，三十出头，浙江人，戴着一副西洋进口的水晶眼镜，手里永远拿着一个比寻常算盘要小巧精致许多的十三档乌木算盘。他拨弄算盘的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寻常三五个账房半天算不清的流水账，他一炷香的功夫就能理得清清楚楚，不仅算出总账，还能列出进销存、毛利、损耗等一大堆新鲜名词。商号的东家对他奉若神明，可这位钱先生却似乎志不在此，他更关心朝廷的盐引、漕运、开中法，以及户部年年亏空的烂账。他时常对着一份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大明会典》，摇头叹息，说这账做得“一塌糊涂，毫无章法”。

　　此外，还有挎着腰刀、满身煞气，在酒馆里只谈兵阵战法的退役军官；有抱着一大卷图纸，整日测量计算京城水道桥梁的无名工匠；有精通律法，能将《大明律》倒背如流，却因出身吏员而永无出头之日的落魄刑名师爷……

　　这些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他们的出现，让崇祯三年的京城，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舞台。传统的士子们对他们报以鄙夷和嘲笑，称他们是“沐猴而冠”、“自取其辱”，认为皇帝不过是心血来潮，做做样子，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这些“正途出身”的读书人来治理天下。而这些“怪人”们，则大多沉默寡言，他们顶着旁人异样的目光，心中怀着一丝渺茫而又炙热的希望，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在等待那场史无前例的“实学恩科”到底会如何举行，到底会考些什么。

　　顾炎武就是在这样一种诡异的氛围中，抵达京城的。

　　自从上次在琉璃厂偶遇那位见识超凡的“朱兄”，并进行了一番振聋发聩的长谈之后，顾炎武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被颠覆了。那位朱兄关于科举三大弊病的论述——“人才畸形过剩”、“功利性投资”、“朋党掘墓人”，如同三柄重锤，彻底砸碎了他过去对“学而优则仕”这条金科玉律的全部幻想。

　　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审视的目光，看待自己即将参加的顺天府乡试。这不再是一场神圣的、为国选才的典礼，而更像是一场巨大的、荒诞的戏剧。他看着那些满怀激情的同年，听着他们讨论着时文的最新风尚，揣摩着主考官的喜好，他心中第一次生出一种强烈的疏离感。

　　他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他既无法像那些“怪人”一样，拥有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实学”，也无法再像过去的自己一样，心安理得地沉浸在八股制艺的虚幻世界里。他被卡在了中间，迷茫而又痛苦。

　　然而，他还是来了。一方面，是家族的期望，是二十年寒窗苦读的惯性；另一方面，他心中也隐隐有一个念头：或许，只有亲身再经历一次这场荒诞的戏剧，才能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

　　八月初八，入场之日。

　　天还未亮，顺天贡院门前已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全是焦急等待的士子。空气中混杂着紧张的汗味、墨汁的清香和凌晨的寒露，形成一种独属于科场的气味。

　　顾炎武夹在人流中，被推搡着向前。他看着身边一张张年轻或苍老、兴奋或焦虑的脸，心中百感交集。那位“朱兄”的话语又在耳边响起：“他们不是在求知，他们是在为一场回报率最高的赌博，准备自己的筹码！”

　　他看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童生，头发花白，却还在跟身边的年轻人激烈地争论着某个破题的角度；他看到一个富家子弟，身边的仆人提着精致的考篮，里面不仅有笔墨纸砚，甚至还有人参、鹿茸等提神补气的珍贵药材；他还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寒门学子，紧紧地抱着怀里那几支秃笔和半块旧墨，仿佛抱着全家的希望。

　　“开门——”

　　随着一声悠长的唱喏，贡院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人流开始蠕动，搜检的兵丁和吏员们早已等候在门口，一个个面无表情，眼神锐利得像鹰。

　　搜检的过程，极其严苛，甚至可以说毫无尊严可言。每个考生都要解开衣带，脱掉鞋袜，连发髻都要被仔细捏过，以防藏有纸条。考篮里的食物，每一样都要被切开、掰碎，以防夹带。

　　顾炎武前面的一个书生，因为带的烧饼太大，被搜检的兵丁怀疑，不由分说，一刀下去，将烧饼劈成两半，又用一根铁签在里面捅来捅去，那书生涨红了脸，却敢怒不敢言。

　　轮到顾炎武时，他心中涌起一股屈辱感。

　　他想起了那位朱兄的话：“当制度本身不尊重人的时候，就别指望从这个制度里出来的人会尊重百姓。”他默默地配合着检查，任由那双粗糙的手在自己身上拍来拍去。

　　终于，他通过了搜检，领到了自己的考牌，找到了那个将要囚禁他三天三夜的“号舍”。

　　那是一个狭小到令人窒息的砖石隔间，长不足六尺，宽不足三尺，仅能容身。里面除了一块可以当桌子、晚上又能当床铺的号板，别无他物。头顶是“一线天”，脚下是冰冷的石板，前后是厚重的墙壁。一旦进去，门一上锁，吃喝拉撒，全在方寸之间。

　　顾炎武坐在冰冷的号板上，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陈年霉味和尿骚味，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攫住了他。他忽然觉得，自己和外面那些囚犯，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是被律法囚禁，而自己，是被一个名为“科举”的制度所囚禁。

　　随着一阵锣响，第一场考试开始了。

　　试卷发了下来，题目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这是一个典型的、考验经义理解和八股文功底的题目。稳妥，中正，但也毫无新意。

　　顾炎武拿起笔，蘸饱了墨，却迟迟无法下笔。他的脑海里，翻腾的不是朱熹的注疏，也不是历代名家的范文，而是那位“朱兄”一连串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