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593节

随即，共党干脆直接将这份纲领登报，号召全体民众支持，陆陆续续公开签名赞成的超过10万人。

南京国民政府眼见声势浩大，立刻就慌了，严令各大报纸不得刊载《抗战纲领》，但却根本堵不住悠悠之口。

5月初，周赫煊南下上海，前往参与“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会议。

随行的还有于佩琛，这位大姐自作主张多买了一张火车票，说要随时贴身协助周赫煊的工作。

第五百七十八章 南下

天津火车站。

初夏的阳光温暖宜人，周赫煊带着秘书于佩琛、保镖孙永振坐在候车大厅。

火车还未进站，突然有两个中年男子走过来。

其中一个男子跟周赫煊眼神相遇，双方俱都愣了一下。那人走过来，笑着打招呼说：“周先生你好，还记得我吧？我叫古世文。”

“原来是古兄，好久不见！”周赫煊握手问候。

那个“古世文”又介绍身边的中年男子说：“这是我朋友，《申报》记者杨永清。”

周赫煊笑道：“杨记者你好。”

“杨永清”热情地握手说：“周先生，久仰大名！”

“古世文”其实就是吉鸿昌，而“杨永清”则是地下党员宣侠父。两人都经过乔装打扮，吉鸿昌下巴贴了搓小胡子，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

周赫煊问道：“二位这是要去南边？”

吉鸿昌笑道：“去上海办点事。”

“那就祝两位一路顺风，咱们上海再见。”周赫煊没有多说废话，生怕暴露了对方的身份。

“告辞！”吉鸿昌说完便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一个多月前，宣侠父正式介绍吉鸿昌入党，这次是要前往上海履行入党手续。宣侠父比南汉宸的来头更大，此人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也即是地下党的全国大头目之一。

南汉宸和吉鸿昌在天津串联筹建的反蒋抗日组织，其总策划人和负责人便是宣侠父。只不过以周赫煊现在的身份，很难接触到宣侠父，所以当面见到也完全不认识。

别说周赫煊这个“外人”，就连属于“自己人”的于佩琛，都根本没有资格接触宣侠父。于佩琛好奇地问：“周先生，你刚才的那个朋友好面熟，是不是什么大人物？”

“一个普通作家而已，你估计认错了。”周赫煊说。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于佩琛喃喃自语。她总觉得刚才那个胖乎乎的中年，很像报纸上登了照片的吉鸿昌将军。

火车很快到站，周赫煊三人登上特等车厢，而吉鸿昌两人则上了二等车厢。除了刚碰面时的寒暄以外，大家都刻意不再联系，毕竟吉鸿昌现在属于政治通缉犯，他前往上海宣誓入党非常危险。

于佩琛还是第一次坐特等厢，好奇地打量着车厢内的陈设。

民国时期的火车二等厢，大概相当于后世的硬（软）座。一等厢则要高级得多，有非常舒适的单人沙发，空间也显得格外宽敞。

而特等厢就非常厉害了，可以容纳四个人睡觉休息，还有写字桌、自来水管、抽水马桶等设备。除了火车的颠簸和噪音以外，条件简直比大部分的旅店都更好。

于佩琛心想：以前坐长途火车就是遭罪，现在倒是个享受了。

周赫煊看了一会儿窗外飞退的景色，便拿出稿纸开始写作，不时地停下来涂抹修改。而孙永振则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右手揣在怀里，随时准备拔枪御敌。

于佩琛站在周赫煊身后，看着一个个漂亮的钢笔字出现在稿纸上，内容赫然是小说《黑土》的后续情节。她不由得佩服万分，既佩服周赫煊的文学才华，又佩服周赫煊坐火车还不忘创作的勤奋精神。

特等厢内是备了水果的，于佩琛小心翼翼的不发出声响，很快便削了两个苹果切成块状。一个放在周赫煊面前，一个放在孙永振那边。

孙永振好像能看到一样，突然睁眼朝于佩琛点头致谢，捡起块苹果放到嘴里咀嚼，但拿枪的右手始终揣在怀里。

这趟列车使用的是最新进口的蒸汽车头，最高时速已经达到140公里，跟后世T字头的特快列车没啥区别。说句玩笑话，铁道游击队扒的肯定不是这种火车，因为速度太特么快了，全速开动时根本扒不上去。

只可惜铁路的状况有些糟糕，许多时候遇到山岭不是过隧道，而是绕着山体往前走，凭白多出大量的路程。

三人坐了足足20个小时，终于抵达南京，然后又换车前往上海。

虽然周赫煊非常厌恶国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国党对中国的贡献毋庸置疑。常凯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从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一路上通行无阻，沿途的城市乡镇也还算安定祥和。

换做北伐战争以前，那真是一言难尽。从天津坐火车到南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踪影，因躲避战火而逃难的百姓随处可遇。

如此比较，至少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前提是忘掉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和半沦陷的察哈尔。

抵达上海之后，周赫煊当晚便住进了海格路的花园洋房。

于佩琛已经习惯性麻木了，对于周赫煊在上海有豪华大宅，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顺道去看望母亲和舅舅？”

于佩琛的外公岑春煊，这些年一直居住在上海。

二次革命时，岑春煊甚至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一度出任讨袁军大元帅，岑、孙两人当时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直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专门到上海拜会岑春煊，两人终于冰释前嫌，一起商量北伐大计。

岑春煊在北伐期间是出了不少钱的，前两年的淞沪抗战，岑春煊还捐了3万大洋给十九路军抗日。

只不过在去年4月底，岑春煊就已经病逝了。而于佩琛这个外孙女，却苦于没有路费，无法前往上海送外公最后一程。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为啥岑春煊有钱捐给十九路军3万大洋抗日，却不出钱资助自己的亲外孙女？

其实很简单，于家和岑家早就闹翻了。

于家出了个败家子，连老婆子女都无法养活。八年前，于佩琛的母亲带着几个儿女，前往上海投靠了岑春煊，只留下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读书。

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虽说岑家人没有嫌弃他们，但于佩琛的母亲却很要强，尽量自食其力供儿女读书，并没有索求无度地找岑家要钱。

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生活得很艰难，只有三年前来上海探亲，享受了一些岑家人的帮助。比如舅舅把于佩琛介绍给进步人士，主演熊佛西导演的话剧《哑妻》，还被选为学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等等。

“周先生，我……我明天想请假。”于佩琛吞吞吐吐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