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股东 第279节

　　来自于东亚和其他地区的留学生大多属于比较富裕或者中产之家，靠自己的力量去不了欧美，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这些人来香港有的想通过香港各大学前往欧美，有的则是交朋友，为以后发展谋划，忙着呢！

　　这帮人也认为对那些个教授的做法确实刻意打压，但仅此而已，这帮子留学生还没有高尚到为那些教授出头，有太多太多人也根本不懂那些人教授的东西，太过深奥了，他们根本不懂.....

　　学生们也就是议论几句，然后该干嘛干嘛，真正被震动的还是大学的教师们，虽然人文社科类的教授和教授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没有一名教授愿意别的教授被辞退，哪怕理由正当，兔死狐悲之心，人皆有之，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所以他们积极行动起来。

　　相比较而言，理工农医类的大学教师们则大多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共产党对他们很尊重，香港的学术环境、创业环境和产学研结合做得比较好，大家伙醉心于各种研究，真正喜欢掺和政治的人没有几个，太多太多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懒得关注。

　　不过当表决过程和结果公开时，一些敏感的人大吃一惊，表面看起来香港是教授治校，但他们实际上处在一个鸟笼中，若想飞出鸟笼，却非常困难......

　　香港各家大学不存在党组织，但有校董会，这是学校最高领导层，学校的最高领导层基本大同小异，一般都是十一个人。

　　董事长由聘请的校长兼任，并负责对外，董事会成员还有三位副校长，分别为学校职工代表(一般负责财务)、两位教授代表，如果外教比较多，其中一名教授则会安排外教。

　　除了四名校长副校长以外，校董会还有香港政府派驻代表、两名赞助商代表、两名由社会知名人士担任的独立董事，最后还有共产党派来的两位同志，一位是军队出身的同志，负责学校安全和一些重要人士的安保，一位是党政干部出身，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学生会工作。

　　这样一番安排后，校董会就代表着各方利益，而制度规定，重大安排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一般事务必须有一半以上董事会成员通过，凡表决重大安排时，所有校董会成员必须出席，如果不方便出席，必须派出正式的委托代理人，还要有委托授权。

　　中央政府派驻香港负责教育的同志只好做好香港政府的工作，就能保证至少三票，这就拥有了重大事务的否决票，而一般来说，独立董事、学校职工代表和赞助商代表这五张票也比较好拿，这就有了大小事务的决定权......

　　一开始，各个大学对这一套模式还都模模糊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就逐步摸清楚了这一套管理模式，国家确实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干预，但平时管理则相当的松散。

　　由于赞助代表和独立董事平时不出现，日常校董会只有校长和三位副校长，政府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代表，总共就是七个人。

　　所以只要四名校长副校长达到一致，实际上就有日常事务的决策权，而驻校的两位校董对此也不上心，那位过来的军队代表一般不掺和大学事务，党政代表心思则完全放在学生会上，只要不碰学生会，他们并不管校长们怎么治校。

　　某种意义上，香港各大学已经提前实现了教授治校，既然是教授治校，教授们自然可以做太多太多决定，大学教授们大多眼高于顶，看不上那名负责行政和财务等工作的副校长，只是把他当成了打下手的秘书......

　　不过瞧不起这位副校长的代价是巨大的，事情是这样的，当赞助商代表陈国庆先生突然出现，十分愤怒，对一些人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威胁如果学校不予处理，他就取消赞助时，行政副校长一边安抚，一边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说明赞助对大学的重要性。

　　慷慨陈词后，行政副校长提出基于学校发展的角度提出调整专业和研究所设置，裁撤一些教授，哪怕校长和其他两名教授副校长都反对，但当十一人董事会召开时，还是迅速通过最终决议，因为独立董事和赞助商代表怎么也不可能和国家对着干！

　　事实上，香港各家大学的校长往往都会特别圆滑，他们绝不会轻易的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最奇葩的是好些位国外教授担任的副校长也投了赞同票，理由是有些人智商明显有问题，这种人不配留在大学中，驱逐他们不是应该的吗？

　　当这些敏感的教授重新审视，发现了这一切之后，自然不是很爽，不过真正有所行动，或者起心思想着离开的，却没有几个，全世界的大学真正做到百分之百教授治校的真没有几个，或者说根本没有。

　　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总要经费的，需要经费就要求人，想完全独立自然很难，想通了，就这么回事，说到底，还是那些被开除的人自己犯浑，犯了致命的错误，既然敢做吃饭砸锅的活，那就要承担后果！

　　而在整个过程中，两位共产党代表甚至都没怎么说话，只是投了赞成票而已，看到共产党干部这般风轻云淡，当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一些人更加生气，明明就是你们干的，却装成什么都不知道，敢做不敢当！

　　有几个人不服气就纠集一些人围着一名共产党的校董讨要说法，吵吵闹闹间，凶神恶煞的徐达三元帅出现，徐达三瞪着眼睛说道，“香港是法治社会，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去打官司，围着校董做什么？想比谁人多？香港驻军五千多，要不要我把他们喊过来！”

　　徐达三坐镇香港好些年，虽然平日里不太出现，但人人都害怕他，传说他可以调动军队，也可以调动在港的共产党特工，还据说有人骂谷雨，被他被麻袋一套，丢到维多利亚湾，所以这位“罗马征服者”出现，这帮人迅速做鸟兽散......

　　看到这一幕，徐达三见怪不怪，嘀咕道，“都是废物！”

　　香港有很多国外驻港机构，自然有人开启了洋上访，在香港的洋人对猴子内部发生什么实际上从不在意，不过共产党收拾政治异见分子的手段新颖多了，都知道是共产党干得，但人家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做事，完全符合程序。

　　不过越是如此，越是要指责，若是共产党这一套玩法被认可，岂不是意味着香港的“自由”又少了一大截，这是他们绝不能容忍的，浑水才能摸鱼，哦，不对，浑水才能有利于搞事情。

　　这些驻港机构也有相熟的报纸杂志，随着这些报纸杂志参与评论，评价香港各个大学的做法严重损害了香港的所谓“言论自由”，认为这会损害中国的入关之路时，各种争论突然间增多了不少！

　　看到一篇又一篇香港的外文杂志评论的文章，

　　马加特轻轻哼了一声，就丢到一边，“英美真是虚伪，共产党明明是学的他们，可他们却跳出来指责共产党。

　　当初我们要是早一点看到他们的本质，彻底消灭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或许已经拿下了英国，那就完全不同了.....”

　　“过去的事情还提干什么？”他对面的老头摇摇头，“很难想象，搞这一切的竟然自称是中国的共产党，东西方的共产党差距也太明显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越来越看好中国！”

　　“确实值得看好！”老者想了想说道，“中国工业有着太多的德国血统，这会给德国企业创造无数的合作机会，有助于西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西德经济上的优势越来越大，未来实现统一的希望也越来越多.....”

　　“既然这么清楚，你们还等待什么？早起的虫儿有鸟吃！”

　　“不是我想等待，而是中国人比想象得要难缠，并不愿意更多的开放汽车市场，他们似乎觉得有大众就够了，相继回绝了奥迪和BMW与两大车厂的合资请求！”

　　“中国四大一线车厂一直不允许合资，这并不奇怪！”

　　“奥迪公司答应拿出最新的车型用于合资，也成功说服了中国的第一汽车，但个人震惊的是，负责谈判的中国汽车总公司直接回绝，毫不犹豫的回绝，就在刚刚，我收到消息，中国的监察部门以腐败罪名抓捕了第一汽车的负责人，这太令人沮丧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利用你的影响力搞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找到打开中国的钥匙！”

　　此时此刻，正在交谈的两个老外并不知道，谷雨正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彻查一汽腐败窝案，一查到底，不得姑息！”

　　思索片刻后，谷雨又撕下了一张批示纸，写道，“为彻底改变第一汽车内部诸多问题，由国务院副总理顾准同志亲自领导第一汽车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要求国内搞得好的民营汽车和馬自達以及有意整车的大型汽配企业提供方案！”

　　当第一汽车通过种种关系试图通过与奥迪合资，引进奥迪最新车型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后，谷雨对这家不争气的大型企业出手了，一汽一把手被双规，接下来要对一汽领导层和牵扯到的湖南、江西和湖北无数人进行大规模清理。

　　国内大型车企的利润相当不错，打秋风的人不少，充斥着各种不干净的东西，谷雨可以容忍，但必须有斗志，必须敢于竞争，若是哪一家企业觉得竞争不过，想着通过合资躺平，谷雨就要杀人，杀得人头滚滚。

　　不仅要杀人，他还要直接把这家企业进行混改，直接从根子上一刀砍过去，没想到第一汽车跳出来了，历史悠久又怎么了？杀得就是你！

　　至于混改的对象，谷雨并不设限，谁能拿出解决一起未来发展的方案，谷雨都可以接受，就让他们蛇吞象，迅速发展壮大，中国的汽车工业绝不能错过目前的天赐良机！

第252章一汽混改

　　“一汽也算是破了记录！”

　　“这么搞牵扯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反腐败我没有意见，但直接进行股改，哪怕是类似于丰田汽车那样的改制，也是不得了的事情，一汽的盘子太大了！”

　　“就是因为大，才更要整顿，一汽不如丰田可以理解，但越拉越大，但被后起之秀一个个追上，这就是一汽的问题，不搞大的手术肯定是不行了！”

　　“一汽确实有些不争气，但一汽是湖南的骨干企业，上下游无数企业，这么大的盘子搞股改，湖南肯定要叫翻天！”

　　“叫翻天就说明抓的人还不够，山西之后是湖南、江西，这两家都和一汽有莫大的关系，可以从一汽抓起！”

　　“徐树华也要处理，他真是糊涂蛋，竟然还帮着一汽合资疏通了不少关系，现在看来，他作为省委书记是不合格的！”

　　“党内徐树华这样的干部不少，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好处，并不在乎长远利益，急功近利，为合资而合资！”

　　“这就是官僚，这一次的清理整顿，可以寻找那些不正常的合资案例作为突破，必须清理一些干部，崽卖爷田不心疼！”

　　“我支持对一汽混改，这也表明我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总理孙运璇说道，“丰田搞得很不错，我看可以以丰田模式作为样板，一开始只对外出售5%的股份，这也有利于那些有想法的民营企业竞争，一汽盘子太大，没几家能吃得了！”

　　“丰田模式并没有改变控股权，搞得很成功，确实值得推广！”马天水想了想说道，“不过也有一个问题，若是九州的馬自達方案更好，怎么办？”

　　“那就让馬自達来搞混改，我们对香合组织成员国一视同仁，不是嘴上说说的，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嘛！”

　　“丰田模式有其特殊性，若是馬自達混改一汽，必然举国轰动，各种反对的信件绝对会堆满我们这间会议室！”

　　“只要一汽走上正轨，就算堆满整个中南海也值得！”谷景生同志决心很大，“还有一批企业与一汽类似，我看也可以启动类似的改革，我们要在入关前打造出一条条巨舰，哪怕不是航空母舰，也得是巡洋舰，绝不能是小舢板，这关系到我国的经济主权！”

　　说完，谷景生同志举起了手，其他同志陆续举起了手表示支持，哪怕新班子在很多问题上有争议，但在加强民族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一汽问题不断，就必须改革。

　　虽然什么时候入关，大家还有争议，但迟早要入关，入关前就一定要加强核心企业的竞争力，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汽的混改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因为一汽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影响力。

　　三十年代中后期，一汽开始筹备，这是一四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其设备全部来自于美国，是福特一个停产的卡车厂整体搬迁到中国。

　　当时一边打仗，一边筹备汽车厂，一四计划期间并没有完成，一直拖到形势好转的1942年，一汽才算正式生产，到战争结束，该厂产能终于提升到1万辆以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国产汽车厂。

　　二战胜利后，一汽得到了大规模加强，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设备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也从原来一个卡车厂变成了各型轿车和卡车都可以生产的综合型汽车厂。

　　虽然搬迁的德国工厂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各种缺口不少，但国家不惜代价投入，从各国进口，从1946年到1951年，一汽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新车厂的建设，并陆续生产出了多款仿德国汽车，同时不断提升产能，到了五十年代中期终于实现了预定产能。

　　此时一汽拥有两个厂区，一个厂区的设备来自于美国，大概是1920年代的设备，大多是老设备，被称为老厂区；一个厂区则是德国设备，基本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设备，比较新，所以被称为新厂区。

　　从1954年开始，一汽在消化吸收了欧美技术的基础上，进入到第二阶段，对新旧厂区进一步更新设备，扩大产能，并效仿丰田，自行改造生产线，具备更高的生产弹性，可以用一条生产线制造出多款汽车，同时还要尝试利用已有的生产线推出新一代产品。

　　产能扩大和生产线改造比较顺利，中国一直都非常在意各个汽车厂的专业化协作，反对大而全的做法，又有丰田现成的扩张和生产线经验可以学习，最终一汽在五十年代末形成了年产8万辆各型号小汽车和10万辆卡车的生产能力。

　　随着一连串全新的生产设备陆续到货，并投入生产，一汽两个厂区的设备陆续提升到世界四十年代末的水准。

　　可以说，一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先是在四十年代学会了如何制造汽车，管理汽车工厂，在五十年代学会了如何改造工厂，如何实现多品种生产，建设新的汽车工厂，也进步非常大。

　　而为了实现这一切，长达二十多年，一汽的分红绝大部分留给了企业自身，还享受了诸多的税收减免，国家在四五十年代通过各种方式投入的各种技改资金直接超过了两亿元。

　　这是四五十年代的两亿元，相当于1970年的六七亿元，这些钱都来自于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出口，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辛苦。

　　给了这么多，自然要求更高，但一汽在最后一步，也是谷雨最看重的一步，自主开发设计汽车这一环节的进步一直比较缓慢。

　　丰田在五十年代自主搞出了第一代高品质小汽车，洛车在六十年代初跟随搞出了第一代高品质小汽车，但一汽就慢了一大截，一直拖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才搞出了第一代所谓的高品质小汽车，不过技术水准与丰田和洛车有一定的差距。

　　这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一汽的重心一直在载货车领域，用于小汽车的研发力量不够；又比如洛车有BMW的成熟工艺，也有一大批熟悉轿车研发的技术人员，他们突破自然更快，而一汽在德籍专家人才结构上就差了一些。

　　但在中央领导眼中，一汽的发展滞后也跟自身的经营有很大的关系，国资委盘账发现，一汽的职工人数、福利待遇等等花费都相当高，单车成本比其他汽车厂要高，在研发上的投入远不如其他企业，新东西的研发自然落后。

　　所以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小汽车大评比，一汽在领导用车竞争中失败，谷雨就给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出息！”这一相当刺眼的评价.....

　　谷雨的评价事实上相当偏颇，一汽的职工人数、福利待遇等等投入相当多，单车成本比较高有其客观原因，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在解放之初，各个汽车厂还没有实现产能前，当代中国除了战争中获得了各种车辆以外，只有一汽和与美国人合资的二汽有生产能力，所以一汽的二十年代卡车哪怕落后，也不存在销路问题，而且价格相当高。

　　成为一汽的工人后，就意味着有铁饭碗，工资也比其他工作岗位要高，还有各种福利待遇，有些都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四十年代中期，一汽就有自己专门的发电厂，发电后的余热烧热水，为职工修建了澡堂，工人们每天下班后都能洗上热水澡，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一汽的工人这么舒服，在战后大裁军过程中，一汽不可避免要承担大量的退伍军人安置任务，这些退伍军人很多都没有文化，让他们开机床自然不可能。

　　而一汽所在的湖南省，看到一汽日子过得这么好，从省里到地方，都给一汽安排了一大堆建设任务，虽然一汽是央企，但湖南省也是大股东，而且你完全不配合，肯定不现实，再加上湖南、江西的老同志多，所以一汽不得不与地方合作搞了一大堆三产......

　　一汽的三产不仅仅是汽车、机械这些传统领域，各行各样都有涉及，而这些三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首先自然是供应一汽。

　　这对一汽的老少爷们是好事，这些三产企业可以提供很多隐形福利，但对于一汽而言，则是彻头彻脑的灾难，一汽的成本直线上升。

　　这不仅仅是一汽一家的过程，这是一四二四期间一大堆工厂共同的问题，这些三产在四五十年代还算发展的不错，但从五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市场形势就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商品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一个个三产企业不太行了。

　　因为地方时不时的打秋风，又因为要安排不少职工，又因为要考虑职工福利，一汽搞三产从一开始就赚不到多少钱，甚至别人赚钱，一汽的三产会亏钱。

　　但等到市场竞争加剧，一汽的三产亏损越来越多，就需要一汽来填这些坑，虽然一汽家大业大，但这样那样的坑多了，一汽不仅财政压力大了许多，注意力也被分散了。

　　一汽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三产问题，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五十年代前期的市场化进程中，作为当时紧俏货生产企业，一汽对外出售的各种卡车自然被很多人盯上了，后世八十年代后世种种问题，一汽也或多或少遇到过，各种欠条收了不少，但却收不到钱.....

　　虽然这个阶段不算长，但在此期间出现的一连串问题，一直困扰着一汽，不仅仅一些吸血鬼一直盯着一汽，一汽内部的人事安排也深受影响，这也让一大批不合格的人出现在重要位置上，自然也造成了不少人才的流失。

　　类似的问题洛车集团同样也有，但洛车的问题要明显小了不少，这里面有很多巧合的部分，洛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因为种种原因，发展严重滞后，一屁股屎，搞得洛阳市焦头烂额，不要说让洛车搞三产，洛车少一些拖累就是万幸。

　　在此期间，洛车迎来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李耀文，李耀文在洛车期间干得相当不错，他完成了洛车集团的内部整合，清理了一大批不合格的干部，确定了市场化发展战略，同时很有远见的学习丰田，创建了一整套管理章程，这也让洛车更接近于现代汽车企业。

　　当五十年代初，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洛车又正在爬产能，其对外出售的各种汽车相对较少，而河南省上下恰好又被谷雨狠狠收拾了一番，地方有能量的人士正龟缩着，唯恐被打击，所以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洛车还有一个一汽比不上的大优点，洛车和中科计算有不少合作，丁承德去过好些次洛车，这无形中提高了洛车的地位，很多人眼中，这是谷书记格外在意的汽车公司，没有三两三，自然不敢碰洛车。

　　随着洛车的不断发展，洛车的战略地位也进一步凸显，作为河南省看家企业，洛车和相关企业的GNP占据河南制造业的三分之一，所以河南省政府把洛车看得跟眼珠子一样，绝不允许这家企业在竞争中掉队，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洛车的政治话语权。

　　相比较而言，一汽在湖南的分量就差了一大截，这也没办法，谁让湖南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大量投资，兴建了一批关键工厂，一汽虽然重要，但相对地位就有所不及。

　　如果没有丰田汽车和洛车集团在前面越拉越大，没有陆续登陆中国的德国大众和馬自達等车企在后面压迫，也如果没有那么多地方车企，或许一汽的问题不会暴露的那么快。

　　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次小汽车评比失败之后，中央开始高度关注一汽问题，谁也不能接受一个投资那么巨大的企业出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汽的三产问题迅速暴露出来，看着搞了一大堆三产，增加了不少产值，但却一直亏损，产品积压严重，有一大批钱收不回来。

　　高层大怒，再一调查，全国各地的大型企业类似的问题不少，所以在谷雨退休前那一拨整顿中，一汽的一把手被双规判刑，一汽和很多大型企业一样在新任老总的领导下，清理三产，集中于主营生产。

　　一汽清理了好几年，又花了不小的代价辞退了一批职工，初步解决了三产问题，但各种烂账还是有不少，此时形势更加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