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股东 第412节
也就在里根等人筹划利用中国热推动新自由主义宣传时,又一篇让美国精英们相当吃惊的文章《竞争的中国》在西德出炉,这篇文章对中国的评价也相当到位。
这篇文章是一名德国经济学者,二战结束后,被中国邀请前往中国任教,一直到六十年代才返回西德,即便是返回西德后,他也不断前往中国,一边经商,一边则进一步观察中国,同时撰写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这些年逐步引起了欧美越来越多的重视。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非常与众不同,其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明显的不同点,并不适合简单的使用某一种已有的发展策略来推断中国经济。
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领导人领导人谷雨,说他不仅仅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
他对计划经济有非常深入的认识,他认为计划经济固然可以避免大萧条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产生,但计划经济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那就是企业缺乏竞争,缺乏创新,必须通过竞争督促企业进步。
所以中国各行各业都有意识的保持着一些民营经济,又不断推行市场化改革,让国企和民营企业竞争,还允许九州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企业享有中国本土企业的地位,既是拉拢,又可以加大竞争力。
而竞争失败的国企被认为效率不高,要进行整顿,同时国家在想办法入股那些竞争效率高的民企和九州日本、华人等企业,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等到中国发现国企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之后,又果断推行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不断推动私有化,并将骨干企业拆分,形成一个个企业集团,现在更是进化到将各种政府主办的社会团体也进行了拆分,以促进竞争,提升效率。
谷雨还一直非常强调中国的国情不同,必须因地制宜的制定不同的经济战略,在谷雨的眼中,中国的体量相当于整个欧洲那么大,而且各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执行一套相同的经济战略,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要放手地方发展,并不适合管得太死。
中国推行了一套非常细致且严厉的绩效考核,那些对推动经济发展有帮助的地方政府官员会获得提拔;中国又推行财政分灶吃饭,地方财政主要税源是企业相关税收,这也促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发展经济。
如此一来,中国各个地方也出现了惨烈的竞争,省市县各级政府各种竞争不断,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非常注意为企业着想,在税收减免被国家严格限制时,往往会格外重视各种服务措施,很为企业着想,这也进一步推升了中国的竞争力。
而中央政府则制定规则,尽量保证公平,打击各种违法操作,还咨询九州日本企业、东南亚的华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意见,严厉打击地方主义......
而对于普通中国人,中国同样不断推动竞争,中国和西方国家以及苏东国家不同,并不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中国真正的福利一直很有限,而且中央政府还一直压制地方胡乱提升政府企事业官员提高社会福利的种种做法。但中国对推动教育非常上心,投入巨大,中国建国三十多年迅速完成了教育普及,已经实现了八年义务教育,文盲率迅速由建国时的80%下降到15%左右。
中国的大中教育也发展迅速,而且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花费并不高,学费和书本费都相当低,哪怕是大学也是一样。
中国还积极推行扶贫,虽然中国的移民被西方国家严重诟病,但中国移民政策确实有扶贫的考虑,无数在环境恶劣地区生活的人被迁徙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也给很多人创造了发展机会。
中国推行了户口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人民的迁徙,但中国又搞出了入城考试,这一切都被中国人认为这是推动机会平等措施。
虽然这一切都不符合西方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迅速提高了人民的受教育水平,人员素质不断提升,竞争力也不断加强文章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似乎除了中国环太党以外,上到省市政府、社会团体、企业机构,下至普通老百姓,都面临着十分艰苦的竞争。而中国环太党作为执政党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所以这种从上而下的激烈竞争,被作者认为是中国这些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者在给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对这一套模式提出了一些担心,虽然中国有世界左翼国家普遍的特点,已经做了不少有利于公平的事情,但中国这种鼓励竞争的社会制度,也让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
这篇文章被在美国的报纸上转载,转载的报纸一开始的用意是指出中国的制度设计必然会造成强烈的扩张意义,制造中国威胁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在美国,又从另外一个层面验证了所谓中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才迅速发展的说辞!
在一些支持新自由主义论断的美国学者眼中,中国推动竞争的种种策略,不就是种种新自由主义发展规划吗?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核心的东西一样,其中有些东西美国也可以借用呀!至于中国此举引发的扩张,美国反倒觉得很正常,不扩张的自由主义那还是自由主义吗?一向致力于拯救地球的美国人对此表示我们很理解!
美国人民是理解了,原来所谓的粉红中国,是这样的路数,自然也可以接受,但他们的对手,苏东国家的高层自然不愿意接受,当美国新闻媒体再一次掀起中国热时,一向很关心美国的苏俄同样也注意到了。
虽然苏俄高层现在精力有限,高层无意改革,很多人只是想着多活几年,不,应该是多为人民奋斗几年,但他们毕竟是政治家,他们基本的政治常识是有的。
当忧虑重重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局会议上,拿出美国报纸上那篇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询问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否已经明显超过苏俄,未来7—10年内将是苏俄的两倍,并非常接近美国时,柯西金十分愤怒。
这位一向十分克制自己的老人挥舞着拳头怒斥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然后又问到他到底想干什么,了解这个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然后柯西金又指责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农业工作存在着一大堆问题,并提醒他今年的冬小麦产量严重不行,你这样干是没有前途的!
面对柯西金突然的愤怒,戈尔巴乔夫被压制住了,他不得不为自己解释,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十分吃惊,只是想更多的了解国家的实情。
同时又说苏俄的农业一直不是很好,作为负责人,他心中十分内疚,想着尽可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还没有等戈尔巴乔夫说完,柯西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他看向走在上首位不太耐烦的勃列日涅夫,缓缓说道,“戈尔巴乔夫同志,你既然这么有求知欲,那我就告诉你,那篇文章说的是事实,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苏俄,再过七年肯定是苏俄的两倍,甚至更多,你满意了吗?”
这句话一出,苏共中央局会议出席的同志,还有列席的同志一片哗然,柯西金是主管经济的总理,他都这么说了,肯定是真事,难道苏俄经济总量已经落后于中国吗?这怎么可能,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本来已经非常不耐烦的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柯西金,你是部长会议主席,你负责苏俄经济,你需要向中央委员会仔细解释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在苏俄,单独称呼姓氏可以说是完全不礼貌不友好的,所以勃列日涅夫这么说话,也就意味着他对柯西金非常非常不满意,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与苏俄越来越接近,到了七十年代已经差不多实现反超,苏共高层事实上已经有所感觉,只有戈尔巴乔夫这样刚刚进入中央局的小年轻不太了解情况。
但知道这件事,和承认是两码事,这等于小孩子点破了皇帝的新装,会直接冲击苏共的统治,作为苏俄当家人的勃列日涅夫自然恼羞成怒,他认为这是柯西金在公开对着干,这是在挑战他的领导,这是不能容忍的!
柯西金默然,片刻之后,他直接,“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对苏俄经济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一直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而我现在的身体也不适合继续干下去,现在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听完更加愤怒了,“你想干什么,想着以辞职作为要挟吗?”
中央局会议室的气氛无比凝重,坐在勃列日涅夫右边的苏斯洛夫不得不打圆场,不管怎么说,目前找不到比柯西金更合适的经济管理者。
若是柯西金引咎辞职,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来接过他管理的一切,那会留下一大堆麻烦,所以一向坚持一动不如一静的苏斯洛夫打起了圆场,“同志们,我们应该冷静一下,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休息一段时间......
不过柯西金却出人意料的坚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有在场的中央局同志,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我辞去苏共中央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
当柯西金这番话说出来之后,不管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苏斯洛夫,亦或是在场的中央局委员、候补委员,列席的中央枢机等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冲击,苏俄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要不然未来会越来越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到了1979年,双方虽然还保持着合作,但相互不对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苏共高层选择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更年轻,也更有能力马祖罗夫,不是勃列日涅夫多有能力,而是他能更好的代表苏共官僚集团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在这个替代的过程中自然要做大量的收买,这也让这个特殊的官僚集团愈发壮大,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成员们天然排斥柯西金相对有限的改革。
更不要说柯西金改革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其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实际上是想让计划考虑某些市场因素,然后间接地传递给企业。
这种就苏俄模式改革苏俄模式,在实际推行中显露出一大堆缺陷,这也进一步增加了苏俄高层官僚集团巨大的不安。
而不管是1969年的布拉格之春,还是进入到70年代后的东欧国家的各种改革,此时种种问题都暴露出来,波兰巨大的债务危机;匈牙利?那还是大家伙眼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作为列宁格勒惨案的受害者,柯西金一直小心谨慎,不在政治上犯险,当新经济体制遭到传统和官场的抵制、反对时,柯西金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
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而在苏共党代会上作报告,他也强调“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
“党中央委员会和苏俄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柯西金甚至于毫不掩饰自己的胆怯,戈尔巴乔夫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当第一书记的时候,柯西金有一次去边疆区的矿水城休假。
两人少不了要聊聊经济和改革。柯西金聊天时很有绅士风度,戈尔巴乔夫不知道是年轻不懂事还是性格没有城府,居然和总理同志杠上了。
戈尔巴乔夫问总理,为啥法国工厂的专家人数只有国内的十分之一,生产率却比国内高这么多?现在更离谱了,我们比中国同志的生产率都低了一大截!
柯西金耐心的解释:“我们差就差在厂内运输组织得不好,差在仓库管理、总体生产水平。主要是辅助劳动和工程管理劳动的机械化。而这需要大的变动。问题就在这儿。”
戈尔巴乔夫听完热血沸腾地问他:“那您为什么要让步,听任改革被葬送呢?”柯西金答的很有趣:“那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中央全会上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既然改革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心理,那么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柯西金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无声无息。
新经济体制将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限定在产品销售指标等8项,但到了此时此刻,国家下达的指标数就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1965年新经济体制改革前的30项。
有人公开认为,苏俄经济体制是“倒立的金字塔”:按理,企业自身应当决定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现在的情况却倒过来,最高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管理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企业只管照单生产。只是70年代毕竟不同于钢铁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钢铁那样行事,所以柯西金奋斗了十几年的一切,实际上已经被施以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
但不管怎么说,改革的失败沉重打击了柯西金的声望,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到了1979年,柯西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而此时苏俄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上的种种问题也就罢了,都是老毛病了,早就习惯了,最大的问题是苏俄官僚集团暴露出来的一大堆问题,柯西金感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柯西金已经意识到苏俄必须改革,而且是彻底的改革,但这不是他能做的,既然他做不了,那还不如退出政坛,若是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可能会对自己的声誉和历史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柯西金早就有心辞职,但他又必须考虑未来,所以当今天同处改革派的小字辈询问时,他首先严厉的斥责了戈尔巴乔夫,这不是他反感地图,而是在间接保护他。
然后柯西金图穷匕见,提出辞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柯西金对苏联政治现状的深刻忧虑和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勃列日涅夫的强烈不满,但到了这一步,柯西金已经不管不顾了,他必须用这样的办法削弱保守派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当然明白柯西金的意图,该死的,他是故意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故意打碎了他粉饰多时的勃列日涅夫繁荣,然后逼着他在很多问题上做出让步,该死的!
勃列日涅夫心中不断咒骂柯西金,而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直接站起身,踉踉跄跄的离开了,他必须找医生,好好治一治,等他身体好转了,也想清楚了,再来收拾柯西金,你先不干,那就滚吧,没有人不可以被替代!
第355章 访问前
苏俄领导层的矛盾骤然间激烈起来,暴怒的勃列日涅夫公开指责柯西金搞砸了苏俄经济,要对苏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负责任,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希望格里申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争取其他资深中央局委员们的同意。
苏共党内高层心里明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格里申或许有一些能力,但和柯西金是没办法比的,在柯西金身体还行的当下,大家伙绝不可能容忍勃列日涅夫换人,柯西金退休,他们是不是也要跟着退休?
格里申是苏共高层确定的勃列日涅夫接班人,勃列日涅夫却想着让他担任总理,这是什么意思?苏共不存在总理担任中央枢机的可能,勃列日涅夫想让谁接替格里申担任的中央枢机?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苏共老家伙们大多知道柯西金对现状不满,必须安抚安抚这位老兄,所以一个又一个大佬不断与柯西金交谈,给了一些承诺,比如计划部门和军工部门要稍微收敛一些,前者少一些指标,后者常规武器少搞一些,把钱留下来搞隐形飞机什么的。
虽然被安抚,但柯西金态度还是比较坚决,如此一来,柯西金接班人问题也就露出了水面,勃列日涅夫的态度,也让苏共高层感到担心。柯西金比较器重罗曼诺夫,有人认为柯西金这是想乘机推罗曼诺夫一把,不过即便是柯西金辞职,罗曼诺夫肯定不适合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要不然以后一把手就没办法做。
格里申不行,勃列日涅夫推出亲信吉洪诺夫,希望增补他为中央局委员,不过这个人只比柯西金小一岁,柯西金身体不好,难道吉洪诺夫身体就好吗?
这会的勃列日涅夫毕竟不如前世,而且也已经老迈,很多人不买账,勃列日涅夫也无可奈何,恰好就在此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耀文受邀访问苏俄,然后他还要前往东德、捷克,最后一站是罗马尼亚,恰好都是波兰的邻国,而访问的时间恰好也是教皇访问波兰前。
虽然中苏两国围绕着巴基斯坦出现了明显分歧,但高层互访还算正常,去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今年上半年李耀文回访。
不过就在今年年初,中国国务院调整了工作分工,李耀文开始主管核心经济部门,而此前的几任中国总理上任前大多负责过核心经济部门,所以苏俄高层判断李耀文应该拿到了1980年中国十四大的中央局常委门票。
在谷雨退休后,中国高层执行了一套集体领导模式,总理和常务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不太受干扰,所以苏俄方面相当重视李耀文的来访。
虽然柯西金闹辞职,但他毕竟还没有下台,加之要讨论很多项目,与李耀文交谈的人肯定是他,而这些天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不对付,所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枢机苏斯洛夫就和柯西金做了一番交流。
根据情报工作显示,李耀文有着极其丰富的工作经验,但相当长时间他负责的是党务工作,而现在中国的总理和常务副总理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李耀文虽然在企业工作过,但应该不是很擅长搞经济,所以苏斯洛夫相当奇怪。
柯西金则认为李耀文是过渡性质的总理,他很可能只有五年的任期,不会有大的变化,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也不需要有什么大的变化。
中国保持了双位数的经济增长,虽然有一些通货膨胀,虽然房价上涨比较迅速,但中国一直在想办法控制,对中国经济和民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柯西金说完看法,苏斯洛夫又说了一番话,苏斯洛夫意思是你老兄闹也闹够了,差不多了,好收场了,你再这样下去,为了维护勃列日涅夫的权威,只能让你退休了,而一旦你退休,我们让谁上呢,谁都不合适,总不能让年轻一代上吧!
柯西金沉默了半晌,然后说道,“谷比我们都年轻,但他已经退出政坛九年,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导力量,我们呢,我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
“我们和中国不同!”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要么死在任上,要么被政变下台,充斥着不稳定,格里申值得信任,但现在国内充满着改革声音,万一出现不幸的事情,新上任的同志会怎么做呢?一旦他推行激进改革,那是非常危险的!”
苏斯洛夫眉头紧锁,可他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不想改革,可现在的内外局势要求改革,真是头疼至极,他转移话题,询问柯西金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苏斯洛夫只能询问他希望谁接任部长会议主席,“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当年在哈萨克斯坦,与总枢机同志配合很好,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
“让一个哈萨克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合适吗?”
“此时此刻最合适!”
苏斯洛夫思忖片刻,选择了支持,“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在哈萨克待得时间太长了,也该回到莫斯科了!”
柯西金接着说出了一个人选,盖达尔·阿里勒扎·奥格雷·阿利耶夫,希望这位中央局候补委员、阿塞拜疆第一枢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持主管机械工程、轻工业、运输和文化教育领域。
柯西金不想干,但他又不愿意让格里申和吉洪诺夫接班,他也知道勃列日涅夫绝不能接受他的亲信成为接班人,事实上他也没有亲信可以做总理,能干的都被压制住了。
而目前在莫斯科的中央局委员中,压根就没有一个合格的人,若是有,苏共高层也不会争论成这个样子。
柯西金思前想后,建议哈萨克一把手库纳耶夫担任总理,库纳耶夫当年配合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搞屯垦,后来搞航天基地,两人创建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所以这是勃列日涅夫能接受的人。
而对于其他苏共高层而言,哈萨克族出身的库纳耶夫不可能担任苏共总枢机,也影响不到苏共高层的接班安排,而且这个人也不可能是那种思想有明显问题的干部,所以苏斯洛夫稍一思索就接受了。
虽然柯西金没说,但作为第二枢机的苏斯洛夫心里很清楚,库纳耶夫在哈萨克干得太久,提拔了太多太多的干部,也有必要换一个人担任哈萨克一把手...
苏斯洛夫又想起了阿利耶夫,“为什么是阿利耶夫?”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同志,曾经去过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我们的部长会议需要这样一个人存在!”
阿利耶夫是KGB出身的干部,在国外多年,五十年代他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而那段时间恰好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他收集到了大量中国改革的第一手情报,柯西金对他比较有印象。阿利耶夫回国后,在克格勃系统内一路高升,到1967年成为阿塞拜疆克格勃一把手,当时掌权阿塞拜疆多年的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培植亲信,贪腐严重甚至明码标价卖官,一个警察分局长5万卢布,大学校长10到20万,依次往上。
这件事暴露后,莫斯科罢免阿洪多夫,安排闲差养老,虽然这一世没有恩主安德罗波夫提携,但苏共高层能用的阿塞拜疆人很有限,阿利耶夫还是脱颖而出,被任命为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首要任务便是整治腐败。
在阿利耶夫雷霆手段下,阿塞拜疆2/3的部长和45名地区一把手中的37个落马,数百名大小官员入狱,其中有五个集体农场场长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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