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124节

　　只听了一阵后，王濛和冯木两个人都微微张开嘴巴，听得入神。原来，余切并不是没有搞过文学研究，只是他懒得把东西写到论文里面去。

第198章 余切的理论水平

　　余切直接给出结论：“我不喜欢卖关子，直说吧。伤痕文学是特殊时代的文学形式，它必然要消失！”

　　为什么呢？

　　他的话一说出来，很多人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台下不少文学爱好者如今还在看《班主任》、《伤痕》这一系列小说，甚至粗浅的模仿这种小说。

　　不要说他们了，就连后来很出名的刘振云，目前也钻进了知青文学，或者是伤痕文的桎梏里面，暂时出不来。他们感到，这样的文学还有生命力，这样的创作，也能持续下去。

　　大家毕竟不是穿越过来的，身处时代其中，很难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

　　余切伸出三个手指头，给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它！我说的是不是太绝对了？但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余切肯定道。

　　“伤痕文学的功能是宣泄集体创伤，把读者想要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通过故事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离那个时代有那么些年了，大家都在向前看。”

　　“从这个角度观察，伤痕文学和兴盛一时的厂长文学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小众定制文，因为时代的机缘，让大家误以为它是大众喜欢的文学。然而，通过厂长文学的衰败我们可以知道，伤痕文学最终也将失去它的群众基础，读者不再需要它……”

　　“《乔厂长上任记》几年前是短篇小说王，它拿到了最多的读者投票，但你们有多少人还看过这篇小说？时代变起来是很快的。”

　　余切说的挺随意，底下的社员们却听得很认真，有些人拿出笔记本写在上面。这些东西足够发一篇校内的文学评论了。

　　王濛用手肘抵了一下《文艺报》的主编冯木：“冯主编，你理论水平高，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冯木反复思考余切说的话，点头道：“大体上是这么回事，但他非常的绝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绝对？怪不得余切不写成评论发给《文艺报》——他这些话岂不是砸人饭碗！”

　　“有很多作家，主要作品就是写伤痕文，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就无法再创作出其他的小说。”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一些话，在文学沙龙上去分享，是没问题的。如果公开场合拿去发表，就有点攻击性太强了。

　　王濛打趣儿道：“看来余切还挺适合去教书，他教一些书里面没有的内容。”

　　接下来，余切又讲了第二个原因。

　　“伤痕文学的艺术价值不高！”

　　他的话全都很直白，没有修饰，也听起来特别刺耳。

　　“这种文学特别依赖于‘善恶二元对立、受害-施害者模式’，体现政治正确性，然而在艺术手法上和学生时代写的记叙文没有区别——我以前被欺负了，我想起来很难过，我写个作文哭诉……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语言上往往也粗糙得很！”

　　“我们想想离开了时代背景，这些小说的艺术手法能不能拿去其他小说题材上用？结论是很悲观的，目前来看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可能伤痕文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可以流传下去，但绝对不是伤痕文本身。并且，就算衍生的作品得以流传了，人们关注的，也绝对不是其中的艺术形式，而是故事性。”

　　这又是第二个否定了。到这个时候，余切已经把“伤痕文学”批评的体无完肤，认为这种小说正在失去群众基础，自身又没有文学价值可供借鉴。

　　但是没想到，余切还给出了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彻底判了伤痕文学的死刑。

　　余切伸出手，问台下众人：“这里有没有外国人？”

　　台下挺多人，结果没人举手。

　　余切又问：“有没有侨胞？”

　　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我是港地来的，目前在燕大做交换生。”

　　“同学，你看伤痕文吗？”

　　“我……我其实连小说也不怎么看。”

　　“假如你闲的蛋疼，你要不要看伤痕小说。”

　　这个学生不假思索：“我当然不看了，这关我什么事？我看小说，也是看有趣儿的东西，要么是有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永远不可能主动看这种小说！”

　　余切让这个学生坐下去，然后说道：“真正致命的是它和政治联系的太紧密。这既使得小说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也使得小说自身被反噬，它的创作空间被压缩，受到实实在在的打击。”

　　“像不像夜壶啊，你知道这东西可以拿来用，有时候也确实急需它，但是你不会把夜壶摆在客厅吧……跟客人介绍说，您瞧瞧，这是我家里边儿最骄傲的东西，夜壶！您要不要看看！”

　　这话一说出来，整个社团都“炸”了，哄堂大笑。余切的批评一个比一个犀利，而且这些话几乎不可能发去专业刊物，只能在小范围场合分享的时候，拿出来说。

　　王濛听到后哈哈大笑。他五年前写过一个小说《蝴蝶》，这篇小说给他带来一些麻烦，然而，他只承认小说“意识流”的部分，而始终不愿意把小说往伤痕文的方向去沾。

　　这体现出一个什么想法？

　　就是他心里老觉得，我写的东西还是要更高一些的。

　　冯木听到这，也忍不住大笑。“余切这些话可以说是把人从棺材里面气活了，他确实不能搞理论，他要是搞理论，那得让我们《文艺报》天翻地覆，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骂我们！”

　　王濛说：“余切可以做老师，他讲一些实在的东西。”

　　“当然能做，他有眼光嘛！”

　　那么，啥文学可以兴起呢？

　　余切今天光是批评了，却没有给出个方案。社员们追问余切：“如果写伤痕文是死路一条，那什么东西是我们该去写的……总得有个方向吧。”

　　当然有了，到目前为止，余切已经和未来的几个流派代表人物通通遇见了。

　　余桦是搞先锋文学的，后期是现实主义；阿城搞寻根文学，他爸爸在《红楼梦》剧组和余切同为顾问；新现实主义也是主要流派——台下的刘振云正坐着呢，他的代表作是《一地鸡毛》。

　　八十年代中，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是拉美文学，它几乎一统大陆文学江湖，而余切恰好是《百年孤独》的引进人之一。

　　无论是哪一种文学，无论是哪一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和余切产生了某种联系。

　　他们像一张大网，让余切这个蜘蛛侠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射出来，逐渐缠绕在一起，文学者联盟有了一个共同的核心。

　　余切回答社员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在新的作家们没有大规模出现之前，我写什么，你们就写什么……不一定对，但绝对不会错！”

　　燕大学生就喜欢这种回答！

　　简单，明了，自信。

　　他们大声欢呼和鼓掌，在这种氛围中，又一次新现实社团的分享结束。

第199章 约稿

　　王濛和冯木对视一眼，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

　　鲁迅文学院的进修班，确实不能全是老头子，得有一个受到认可的青年教师来增添一些朝气。

　　看看余切在新现实社团的发挥！他是有理论水平的。

　　王濛和冯木等散会后，径直找上余切，说了进修班需要青年教师这件事情。

　　给余切整的挺惊讶：许多作家都是从进修班学成归来的，譬如苏通、余桦、乃至于更后面的管谟业、尺子健、刘振云等人。

　　如果自己客串教师了，岂不是这些人今后都得称自己一声“余老师”啊。

　　那得成为国内文学的大犇啊，无论写啥小说，全是余切的徒子徒孙。

　　想想都有点刺激。

　　马识途得高兴坏了！

　　冯木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原先就是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他激动的握着余切的手：“我错怪你了，原先以为你没什么理论水平……现在才发现你有理论水平，只是太激烈了，不好发表到期刊上。”

　　王濛也说：“余切，你上课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批评谁都行，不要批评到我们几个老家伙身上！”

　　冯木当即点头：“对的，对的！”

　　随后就讨论起如何把余切运作进文学院的进修班。因为余切本人还未毕业，却成了文学院的教师，这多少有点惊世骇俗。

　　王濛早已经想好了怎么处理：“我们的进修班要开设半年，你先来当助教，也是教师！你要是拿了文学大奖，再顺理成章的成为正式教师，开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余切呀，虽然你小说卖得好，却缺乏一些重量级的荣誉。”

　　可不是嘛，茅盾文学奖原先四年一评，甚至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都有两年一评的历史，而隔壁的芥川奖一年评两次——可想而知，大陆的作品发的太多，给的荣誉太少。

　　作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之后的十多年，迅速的推出中篇小说奖（85年）、鲁迅文学奖（97年）、京城文学艺术奖（98年），老舍文学奖（99年）等一系列奖项。

　　因为奖项创建过于滞后于作品，导致一些名满天下的作家首次文学奖项是外国人给的。

　　譬如余桦一直到98年才拿到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此时他已经成名不知道多久了。管谟业头一个文学大奖是“冯木文学奖”（01年）……是的，就是眼前这个老头冯木花钱设立的。

　　然而，管谟业早已有些名气了，他有几篇小说发去了《钟山》、《收获》杂志。最终，管谟业把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的野鸡奖刷了个全，终于在新世纪的2011年拿到茅盾文学奖，然后第二年获诺贝尔奖——相当于一个人刚被批准拿驾照，然后开F1夺得世界冠军。

　　这导致一个bug：在新一代作家中，许多人创作巅峰期均无大奖，使得完全没办法以奖项来论各自的地位，因为全是零蛋。

　　而销量恰恰是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是反面的因素。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余切是否能拿个文学大奖呢？

　　王濛可谓是用心良苦：如果拿了，就是正式教师，如果“如拿”，就是助教，实际也是教师，但这样可以使余切少一些麻烦。

　　冯木还惦记着余切搞的文学理论，他说：“余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文学见解。你既然对伤痕文有你自己的判断，应该写成论文，发到《文艺报》上……我给你开绿灯，你发什么，我发什么。”

　　“骂人可以吗？”

　　“那当然不行了。”

　　“那我就发不了了。”

　　冯木苦劝余切写一篇论文来，修改一下措辞，实在不行，可以继续用“余矢”这个马甲。就像是王濛常常用马甲“阳雨”，马识途用马甲“马千木”一样。

　　谁都知道是余切发的，但它其实是文艺理论家“余矢”写的。

　　你要算账，找“余矢”去吧。我是余切，我可没得罪你啊。

　　冯木还有一个事情要说：“余切，我和王濛都认为，你没有写出过质朴、动人的故事，这里面没有大事件，没有大人物……我相信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王濛插嘴道：“他说得对！就像是一个摇滚歌手一样，写了很多大的歌，最后有那么一两首代表作，是抒情曲。你写得出来吗？”

　　余切道：“这是正式约稿吗？”

　　“这就是约稿！《人民文学》嗷嗷待哺，我希望有一些了不起的作品，它符合这个杂志的名字。”

　　王濛的话说的这样重，这样真诚，使得余切无法拒绝。他又进入到新的小说创作期，并且，同时撰写《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亡》的评论文章。

　　11月中旬，燕京下了第一场雪，并不大，但已经使人感受到冬天的萧瑟。不料，这场雪却下个不停，雪粒子在傍晚砸向鼓楼大街的灰瓦，第二天上午，转成鹅毛片，晌午时分，雪积了半尺厚。然后，邻居攥着蜂窝煤夹子冲出院门，到处找人借煤来用。

　　煤厂的运煤车也陷在胡同口，司机一边把军大衣垫在车轮底下，一边冲着蜷在副驾烤手的小学徒大骂：“去借把铁锹！昨天广播说寒潮，你小子非不信邪！“

　　胡同旁的豆腐摊支起了塑料布，摊主拿火钩子捅开煤炉子，蓝火苗舔着铝锅底，时不时掀开锅盖叫卖：“卖豆浆了，卖豆浆了！”

　　顿时，豆浆的香味儿在寒风里面呈现出看得见的暖意。

　　孩子们倒是非常开心，出来玩雪，堆雪人，也被家长使唤着铲雪。有的小孩儿看过《未婚妻的信》那本连环画，问自己的父母：“铲雪是一场战斗！你们难道不和我站在一起吗？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