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146节

　　他话音刚落，之前那位持反对意见的北方评论家就忍不住开口了:“李陀同志，你这话我不太同意。

　　《聊斋》是什么？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里面宣扬的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是典型的封建糟粕。

　　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东西，怎么能又把它捡回来，还当成宝贝？

　　这不是走回头路吗？”

　　李陀吐出一口烟圈，慢条斯理地反驳:“这位同志，看问题不能这么绝对嘛。

　　《聊斋》里头，难道就只有封建糟粕？它对官场黑暗的讽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这些难道不是精华？

　　我们说寻根，不是把根刨出来洗干净了再看，而是连着泥土一起看。

　　泥土里有好东西，也有不那么干净的东西，但那才是完整的根。”

　　一位来自文学理论界的教授推了推眼镜，也加入了讨论:“李陀同志的比喻很生动。

　　但我们也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把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到我们自己的创作上来。

　　马尔克斯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拉美的现实本身就是魔幻的，军阀混战，独裁统治，殖民历史，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

　　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革命历史和建设成就是现实的，是光明的，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魔幻’，就去扭曲我们的现实。”

　　这番话引起了不少人的点头赞同，显然，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理论，大家心里都还存着一份谨慎和疑虑。

　　就在这时，有位年轻的评论家举手提问:“那陆泽老师的《灾异志》，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一种本土化尝试？

　　它里面那些‘叫魂人’、‘哭坟女’，都带着很强的神秘色彩，这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颇为相似。”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到了陆泽身上。

　　陆泽接过话筒，想了想，说:“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主义’。

　　我只是觉得，在那个年代，很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可能觉得是‘魔幻’，但对他们而言其实是‘现实’。

　　饥荒、战乱、迷信，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他们真实的‘现实’。

　　一个村子的人因为干旱快饿死了，他们能怎么办？他们除了拜神求雨，还能相信什么？

　　一个女人死了丈夫，哭得昏天黑地，哭出了名堂，被人当成了神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难道不合逻辑吗？”

　　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我只是想把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被大家口口相传的故事，用文字的方式讲出来。

　　至于它像不像魔幻现实主义，那是评论家的事。但如果它能提供一个视角，让大家看到我们本土文化中那些被忽视的‘魔幻’元素，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会场响起一阵议论声，显然陆泽这番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解释在此时听来颇为新颖。

　　他没有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普通人的生存现实出发，一下子就让“魔幻”这个词，接上了中国的地气。

　　随后，讨论进入地域文化与寻根创作的环节。

　　冯骥才说:“我一直在挖掘天津卫的民间文化。那地方，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有说相声的，有唱大鼓的，有卖艺的。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语言，就是天津的‘根’。写他们，就是寻根。但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在当下寻找它们的回响。”

　　韩少功则谈起湖南农村:“我们湖南的乡土，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习俗。

　　我在写《爸爸爸》的时候，就想把这些东西写进去。

　　寻根，对我们来说，很大一部分是回到乡土，回到那些最原始，最朴素的地方去寻找。那里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

　　一位来自东北的作家则提出不同意见:“地域文化固然重要，但如果过分强调地域性，会不会让文学变得过于狭隘？

　　我们寻根，最终是要寻找到全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而不是各自为政，只写自己家乡的故事。

　　过度的地方色彩，反而可能成为作品走向更广阔读者的障碍。”

　　陆泽适时地回应道:“我不认为地域性和普遍性是矛盾的。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真正的地域文化，它的深处往往蕴含着人类普遍的情感和命运。

　　写好一个地方的故事，写透一个地方的人，反而更能触及到人类共通的灵魂。

　　关键在于，我们是用猎奇的眼光去描摹地方色彩，还是深入骨髓去挖掘地方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后者，是能跨越地域，打动所有人的。”

　　讨论持续了一整天，大家争论不休，气氛热烈。

　　没有人能给寻根文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没有人能给出唯一的创作路径。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股寻根的热潮，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学的面貌，让它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

　　晚上，茹志娟主编做东，在招待所的餐厅里设宴款待众作家。

　　餐桌上，大家推杯换盏，继续着白天的讨论，只是少了些许会议室里的严肃，多了几分朋友间的轻松。

　　而《灾异志》以及围绕它的争议，毫无疑问是今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陆泽被好几位作家拉着敬酒，都想听听他对于《灾异-志》的创作初衷。

　　“陆泽，我听收获的编辑说，你写《灾异志》的时候，没少查资料以及实地探访。

　　那些个民间传说，都从哪儿弄来的？听起来真让人毛骨悚然，但又觉得很真实。”

　　冯骥才夹了一筷子西湖醋鱼，好奇地问。

　　陆泽笑了笑:“我这次走访山河四省，听村里的老人们讲过不少稀奇古怪的故事。

　　什么‘叫魂’啊，‘旱魃’啊，这些东西，虽然有点迷信色彩，但它们背后反映的，是老百姓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未知世界的想象。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我觉得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力量。

　　文学的任务，不是去评判这些现象是‘对’是‘错’，而是去呈现它们，去理解它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存在的合理性。“”

　　韩少功端起酒杯:“说得好！我们写文学的，就是要去抓住这股力量。

　　现在年轻人，光知道洋玩意儿，把老祖宗的东西都快忘了。

　　你这本小说，我看就是给他们提了个醒。

　　它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复杂和深厚。”

　　“可是，陆泽兄，你就不怕被骂吗？“一位年轻作家壮着胆子问道。

　　“我听京城那边，郭为民老师一众老前辈对你的批评可不小啊，说你是在向市场投降，甚至是在堕落。“

　　陆泽抿了口酒，神色平静:“骂就骂呗。写东西，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都正常。文学要是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就太没意思了？

　　再说，郭老师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我听着呢。但我相信，时间和读者最终会给出更公正的判断。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是否真正写出了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真实面貌，是否拓宽了文学的疆域。

　　至于‘投降’或者‘堕落’，在我看来，固步自封、不敢尝试新的可能性，才是对文学最大的‘投降’和‘堕落’。”

　　王安忆在一旁调侃道:“你看，这就是陆泽。

　　不管多大的风浪，他都能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

　　这几年，他可是把沪上文坛的各种风波都经历了个遍，早就是‘老江湖’了。

　　他的作品，总是能引发讨论，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酒过三巡，陆泽独自回到房间。

　　陆泽知道，这场关于寻根的讨论，远没有结束，它将像一颗种子，在新时期的文学土壤里生根发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

　　而他，很庆幸自己能成为其中一份子，用自己的作品，为这场讨论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

　　距离十二月的那场西湖会议已经过去一周，陆泽返回沪上，恢复了日常教学工作，只参加了一场《收获》编辑部与沪上作协举办的作品研讨会。

　　复旦校内想让他就这次的新作品也开一个高校讲座，陆泽本来嫌麻烦想推辞掉。

　　然而新上任的系主任章培恒先生却是亲自上门做说客，代表学校邀请陆泽做这次讲座，陆泽也是不好拂了新领导的面子，只能答应了下来。

　　讲座的时间定在三天后的周六晚上，地点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

　　消息一传出，整个复旦校园都轰动了。

　　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能容纳上千人的大讲堂就已经座无虚席，连过道和门口都挤满了人。来晚的学生，只能站在窗外，伸长了脖子往里瞅。

　　人群里，学生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哎，你抢到座了没？我下午没课，三点就过来占座了，不然连门都挤不进来。”

　　“可不是嘛！你看那边，好像还有交大和师大的同学，专门跑过来的。”

　　“我就是专门来看陆老师的。他的《锦灰》我看了三遍，电影也看了两遍。

　　但这本《灾异志》，说实话，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评价。感觉跟他以前写的完全不一样。”

　　一个戴眼镜的文学社男生推了推眼镜，压低声音对同伴说：“我听中文系的学长说，这本书现在争议可大了。

　　京城那边好多老评论家批评他，说他这是写地摊文学，堕落了。”

　　“堕落？我觉得挺好看的啊！我一口气就看完了，比课本有意思多了。管他什么主义，好看不就行了？”旁边的同学反驳道。

　　“你懂什么，文学是讲究思想性的。不过，我就是想听听陆老师自己怎么说。”

　　人群中，不仅有学生，还有不少年轻的教职工，甚至还有几个扛着相机的记者，挤在教室前排，严阵以待。

　　晚上七点整，在章培恒主任的陪同下，陆泽走进了大讲堂。

　　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阵势，比欢迎电影明星还要热烈。

　　章培恒亲自主持了讲座，他先是简短地介绍了陆泽这几年的创作成就，然后笑着说：“陆泽老师是我们复旦中文系的一张名片，也是当代文坛一位无法忽视的青年作家。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发广泛的讨论。

　　今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也交给在座的各位，让我们一起，就《灾异志》这部备受关注的新作，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陆泽走到讲台前，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鞠了一躬。

　　他花了大概三十分钟，简单分享了一下自己北上四省采风的见闻，以及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没有讲太多大道理，更多的是在讲故事，讲那些他在乡野间听到的、看到的，活生生的人和事。

　　很快，就到了现场提问环节。

第二百一十二章 回应争议与西影厂

　　一只只手臂“唰”地一下全都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