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娱1992:从青歌赛开始 第259节
王导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一下下午的安排,咱们的演出地点,在中正纪念堂的中央艺文广场。广场两侧,一边是戏剧院,一边是音乐厅,这两个地方,合起来叫两厅院,是台北最有名的演出场地。舞台已经在中央艺文广场搭好了,设备也都调试过了。”
他顿了顿,看了看手里的节目单,又抬起头:“下午所有人过去彩排,明天晚上正式演出,今天主要是走位、试音、合乐。每个人把自己的部分过一遍,别到时候出岔子。”
韦唯在旁边小声跟林寒江说:“这个导演说话跟念经似的。”
林寒江忍着笑,没敢接话。
王导演好像听到了什么,抬头往这边看了一眼,韦唯立刻站得笔直,一脸无辜。
“行了。”
王导演把节目单卷起来,往手心拍了拍。
“都去准备吧,马上走。”
走廊里的人开始散了。
有人回化妆间,有人往外走,有人掏出烟来点上。
刘欢跟林寒江说了句“待会见”,就和毛阿敏、韦唯一起走了。
苏晓站在林寒江旁边,小声说:“中正纪念堂,那地方大吗?”
林寒江说:“去了就知道了。”
苏晓点点头,又看了看走廊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忽然笑了:“你说,这些人凑在一起,得多少张磁带啊?”
林寒江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那可数不清。”
张雨生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我们得彩排,有的忙呢。”
林寒江点点头,跟着他往外走。
车子开的不开,三人有说有笑。
林寒江在车上特意嘱咐过:“雨生哥,以后少开快车,安全第一。”
张雨生笑着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脚下却真的松了油门。
车子稳稳地沿着中山北路往南走,窗外的椰子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退。
苏晓坐在后座,趴在车窗上往外看。
她来台北两天了,看什么都新鲜。
路边的骑楼、繁体字的招牌、骑着摩托车等红灯的人、巷口冒着热气的早餐摊。
她指着窗外说:“那个招牌上写的什么?虱目鱼?”
张雨生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虱目鱼粥,台南来的,台北也吃得到,改天带你去。”
“真好啊,寒江有你这么好的话,我都得……”
“得什么?”
“得烧高香了。”
“那以后跟着雨生哥混。”
“行,白收两小弟。”
“哈哈。”
……
林寒江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的街景,心情不错。
车子拐过几条街,视野忽然开阔起来。
林寒江抬头,远远地看见一片蓝色的屋顶,在阳光下泛着光。
那屋顶是八角形的,一层一层往上收,最上面是尖尖的顶,像一顶蓝色的帽子。
屋顶下面是白色的墙,白得发亮,在蓝天的衬托下格外扎眼。
张雨生放慢了车速:“那就是中正纪念堂。”
苏晓从后座探过头来。
看着中正纪念堂,确实做的很好看。
车子越开越近,那建筑也越来越大。
白色的台阶一级一级地往上铺,从广场一直铺到正堂门口,宽得能并排走几十个人。
台阶两侧是红色的柱子,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一根一根立着,像卫兵。
正堂的墙是白的,瓦是蓝的,方方正正的,端端正正的。
苏晓看了半天,说:“好大。”
张雨生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大吧?当年盖的时候,说是要盖成台北的地标。”
他指了指广场两侧,“那边是戏剧院,那边是音乐厅,合起来叫两厅院。台北重要的演出都在那儿。”
林寒江下了车,站在广场边上,仰头看着那座建筑。
阳光照在白墙上,晃得人有点睁不开眼。
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游客在台阶上拍照,零星地散着,像几粒芝麻掉在白瓷盘里。
苏晓走到他旁边,也仰着头:“这台阶,得有一百级吧?”
张雨生说:“八十九级,说是有什么讲究。”
苏晓点点头,又看了看,忽然说:“咱们是来演出的,不是来参观的。走吧走吧。”
三个人穿过广场,往中央艺文广场走。
广场很大,石板铺得整整齐齐,踩上去咯噔咯噔的。
两边的戏剧院和音乐厅一左一右,红柱金瓦,跟正堂一个风格,但矮一些,胖一些,像两个坐在老人旁边的孩子。
舞台搭在广场正中间,面朝着纪念堂,背对着信义路。
钢架子支起来的,看着很结实。
台面铺着红地毯,新铺的,还看得见绒毛。
两侧立着大音箱,黑乎乎的,一人多高,像两只蹲着的野兽。
背景板是深蓝色的,上面用白字写着“同根歌——两岸文化交流晚会”,字很大,隔老远都能看见。
舞台前面摆着几排塑料椅子,红的蓝的绿的,整整齐齐的,等着人来坐。
苏晓走到舞台边上,伸手摸了摸地毯,又看了看背景板上的字:“同根歌,这名字谁起的?”
林寒江说:“谁知道呢?”
大陆叫“同心曲”,台湾叫“同根歌”。
三个人站在舞台前面。
远处有人在调试灯光,有人在搬设备,有人在对着对讲机喊话。
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广场上听得很清楚。
张雨生站在他旁边,指了指舞台:“待会儿你从右边上,走到中间那个标记那儿站定就行。”
林寒江点点头。
苏晓在旁边仰着头看那些柱子,脖子都酸了:“这地方真气派。”
张雨生说:“台北重要的演出都在这儿,能在这儿唱的,都是腕儿。”
苏晓看了看林寒江,小声说:“那你也是腕儿了。”
林寒江没接话,眼睛还在舞台上转。
彩排按节目单来,一个一个上。
有人唱得快,有人唱得慢,有人非要跟乐队较劲,说调不对,乐队老师脾气好,一遍一遍地调。
王导演坐在台下第一排,手里拿着对讲机,嘴里叼着烟,时不时喊两句:
“那个灯,往左偏一点!”
“音响再大点!听不见!”
等了快两个小时,才轮到林寒江。
他走上舞台,站在那个标记上。
一张红色的胶带,贴在地毯上,已经被人踩得有点起毛了。
他对着台下点点头,示意乐队开始。
前奏响起来,《大中国》那个调子,在广场上荡开,比在室内听着更敞亮。
他举起话筒,刚唱出第一句。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停!”
台下有人喊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硬。
林寒江停下来,往台下看。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王导演旁边,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
王导演本来翘着二郎腿,看到这人,腿立马放下来了,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掉了。
他站起来,堆着笑走过去,腰弯了一点,声音也软了:“李主任,您怎么来了?”
那人没看他,眼睛盯着台上的林寒江:“这首歌不行。”
王导演脸上的笑僵了一瞬,但很快又堆起来:“这……这是之前定好的……”
那人打断他:“之前是之前,现在不行。”
王导演搓了搓手,回头看了看台上的林寒江,又转回去,声音压得更低了:“李主任,这歌……大陆那边专门点的,九二共识的晚会,唱这个正合适……”
“我说不合适就不合适。”
那人的声音还是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地上,拔不出来。
林寒江觉得遇到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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