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2109节

人离乡贱，落叶归根，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使得百姓除非活不下去，否则就不会轻易离开家乡。

他何德何能，要以一己之力对抗千年传统。

所以，宇文温的宣传对象，实际上是百姓之中那些不甘寂寞的人。

这些人，不甘心终日土里刨食，不甘心住着破茅草房，不甘心一日两餐都吃不饱。

他们想要骏马美人，想要锦衣玉食，想要妻妾成群，想要风风光光。

要实现这个梦想，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当官，但这些人没有丝毫入仕的门路，遑论上升通道。

因为目不识丁，所以无法靠才学做官；从军入伍，得从小卒做起，即便不死，也不知要熬到何时：想经商，又没本钱和人脉。

思来想去，就只有啸聚山林，不事生产，就靠杀人越货，每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日日做新郎，岂不快哉。

待得天下大乱便趁势而起，攻掠州郡，为所欲为，如此一来，远胜寒窗苦读，远胜从军做一小卒。

这就是人性，不是靠着讲大道理就能化解的。

宇文温却要想办法将这种人引向正途，那就是不要成日里想着啸聚山林，等着天下大乱好浑水摸鱼，而是要堂堂正正去拼，风风光光衣锦还乡。

想要发大财，除了抢劫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正经门路可以走。

想经商却没本钱、门路，可以先给商社做伙计，慢慢熟悉、慢慢入行，培养人脉；想办实业，同样如此，而且实业做好了，成了“纳税大户”，还有机会做“员外”。

虽然“员外”只是没有实职的散官，却依旧是官，既然是官，那就意味着在宗族、祖宗牌位面前可以扬眉吐气。

这种道理，只能靠戏剧的形式来进行宣传，让那些不甘于平凡生活的人，从看戏过程之中，看出不一样的内容，看到不一样的可能。

简而言之，宇文温要编写的新戏，安分守己的人看了，可能就只是当一件趣事、有了一个谈资，但那些有想法、不甘于平淡的人看了，就会获得启发。

这就是宣传的威力，想要做好却不容易，所以宇文温一有空，就自己写故事、编剧本，要在不一样的战场，获得绝对的胜利。

北宋赵官家写过一首《劝学诗》，告诉天下学子：“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

现在，宇文温要告诉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们：

南中自有颜如玉，辽东自有黄金屋，交州自有千钟粟，两洋财富多如簇。

第一百七十一章 备战

午后，精神有些不振的宇文温正在侧殿内伏案打盹，一会他要在政事堂与政事堂诸公商议国家大事，身为君主，不可以在臣下面前失仪，所以现在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免得一会哈欠连天有失体面。

昨晚他熬夜写剧情大纲，文思如泉涌，一不留神耽误了睡眠，今早起来处理事务到现在，不得丝毫空闲偷懒。

想到待会可能要和一群中老年人论战，有些疲惫的宇文温瞬间来了精神，马上拿出小本本，把一会论战爆发后的应对要点再温习一遍。

身为皇帝的宇文温，如此喜欢和大臣吵架，倒不是因为话痨，而是他本着“以德服人”的“执政宗旨”，要广开言路，让大臣畅所欲言，虽然这么做会弄出很多“噪音”，但身为皇帝，就得耐着性子听下去。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这八个字谁都懂，但要实行起来却很难。

宇文温当然不是受虐狂，不是什么奇谈怪论都能入他耳朵，麾下有得力干将作为喉舌呐喊助威，诸如现在在京的郑通、郝吴伯、刘炫、刘焯等潜邸旧人，还有焕发政治第二春的李德林，别人要和他吵，得先过这几人的关。

若以年龄段划分，年逾七旬的李德林是“老”，四十到六十岁之间的郑通、刘炫、刘焯是“中”，郝吴伯是“青”，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

宇文温麾下的辩论阵容，有学霸，有官场老手，还有政务能人，寻常论战不落下风，很少有需要他亲自出马的时候。

但今天，情况有些不一样，所以他要做好准备。

没有人可以在学问上驳倒二刘，真有人能够驳倒这两位学霸，说明靠的不是学问，而是事务，故而短处是文学功底的宇文温，不怕任何对手。

今日在政事堂议事的高官，虽然基本能文能武（带兵），但没有一个莽夫，全都是中老年人，宇文温对于如何对付中老年人有秘诀，首先就是带节奏。

不是无理取闹、撒泼式的带节奏，这样太不体面了，宇文温惯用的辩论技巧，就是用大量数字（数据）来扰乱对手的思路。

毕竟人年纪大了反应就会慢，若是谈到具体的一大堆数字，反应就只能更慢，而涉及到大量数字构成的种种“事实”，光是快速理解，就不是如今的中老年人能够迅速完成的。

而宇文温不一样，各种数字（数据）信手拈来，不看资料就能对答如流并且反问，从气势上就压对手一筹，而他更擅长的就是断章取义。

从一组复杂的数字（数据）中，有选择性的挑出几个来说事，对方很容易被他这种手段带节奏，然后就跟着他的节奏走，方寸大乱。

所以宇文温此时在温习相关数据。

数据，来自即将动工的通济渠。

正如原本历史上的那条“通济渠”一般，如今朝廷要修的通济渠，是沟通黄河与淮水的人工运河，全长超过一千三百里，一旦通航，东南以至江南地区的粮食就能很方便的运往洛阳，供给关中。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修建永济渠、通济渠，从长远角度来说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急功近利，征发百万平民在短短时间内把这两条运河修完，弄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民怨四起。

宇文温当然要避免“重蹈覆辙”，但他依旧雄心勃勃，要在永济渠通航的当年，开工修建通济渠，一系列问题由此而来。

宇文温要珍惜民力，所以不打算为了省钱，征发河南、两淮百姓长期服劳役修运河，修建通济渠的主要劳动力，将是雇工，每个工作日都是要计工钱的。

如此一来，就得靠巨额财政拨款来完成这条运河，而工程的总造价，已经接近朝廷一年的岁入。

朝廷岁入，绝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匹等实物，铜钱相对占比较小，去年，朝廷岁入折成铜钱计大概有四百五十万贯，听起来很多，但这是收入，不是盈余。

自明德元年起到现在，因为宇文温几乎连年都有大动作，所以历年财政盈余都不算多，也就是说现在要开工修通济渠，国库根本没有钱。

这个情况，宇文温当然知道，他又要有偿雇佣劳动力修运河，相互矛盾之下，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来筹措资金，那就是发行公债（国家公债），向民间筹措资金。

发行公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在后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但在这个时代却不一样。

数百年来，不是没有朝廷因为囊中羞涩而向民间举债，但这都意味着朝廷已揭不开锅，所以给人的观感很差，宇文温如今为了修运河搞公债，这种行为马上引起强烈反弹。

这个时代主流的治国观念，就是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举债，朝廷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即便国库有盈余，也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能来个“岁光”。

这种“保守”的治国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建立在落后生产力、低下的财政收入基础上，不能说错，但宇文温觉得没必要墨守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