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水行周 第2110节

朝廷的“盈利能力”逐年加强，内患没有，外患暂时被削弱，未来数年，只要不爆发大规模天灾，周国的国力必然是爆发性增长，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充盈，有很强的还债能力。

加上他本人的信用很好，而天子的信用好，就意味着朝廷的信用还过得去，那么只要发行公债时利息合适，必然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修通济渠。

通济渠的工期是四年，公债的期限也是四年期，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筹措资金，当公债到期之后，来偿还本金及利息。

从策略来说，现在借钱修通济渠，四年后通济渠通航，然后还清债务，朝廷和百姓马上就能享受到通济渠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若是从今年开始攒钱粮，攒四年后才开始动工，再过四年运河才修好，累计八年时间，太不划算了。

河流（运河），是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通济渠早一日投入使用，就越早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宇文温才示意自己在政事堂的代言人、中书令李德林，推动通济渠于今年动工。

而反对者人数众多，奏章如雪飞来，阻力不是一般的大。

宇文温作为强势皇帝，可以力排众议，强行开工通济渠，但这种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后患无穷，会给子孙后代起一个坏榜样。

更别说游戏规则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若是不当一回事，别人也不会当一回事。

今天，就是“决战政事堂”的日子，因为反对者之中，有尚书令李允信，李德林对付起来有些吃力，虽然有杀手锏，却未必有十足把握。

所以，即便可能性不大，宇文温也要做好亲自应战的准备。

不知不觉时间临近，他用冷水洗了把脸，抖起精神，离开侧殿，向政事堂走去。

第一百七十二章 非常之道

政事堂，关于修建通济渠的相关讨论正在进行，首先，是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对整个工程及施工方案进行说明，并接受政事堂诸公的询问。

政事堂诸公，指的是在政事堂议事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如今加起来有十五人。

可以说这十五人就是宰相级别的高官（宰执），至于在场的其他人，除了御驾亲临的天子及旁听的太子，可以说都是跑腿的。

通济渠的资料，政事堂诸公都已事前拿到手，有了几日的翻阅时间，以便对这个勾连黄河、淮水的运河有一个初步了解，而看资料时产生的疑问，就要在此时让宇文恺做出解答。

换而言之，反对马上修建通济渠的几位宰执，现在就准备发动进攻。

通济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没人反对修建通济渠，但却对何时开工以及如何修建有了一正一反两种意见。

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就是反对者之一，如果他在这次会议上依旧持反对意见，那么天子宇文温也不得不考虑一下通济渠的动工时机。

宇文恺为了今天，准备充分，但他仅仅是从工程角度来阐述通济渠的可行性，对于开工时机及相应一连串问题，要由另外的人来回答。

中书舍人郝吴伯就是其一，本来他即便身处政事堂内，只有接受问话的份，而现在，当然依旧是接受询问。

原因在于郝吴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检校营通济渠将作少监，实际上负责了整个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他既然对现在举债并马上动工修建通济渠给出了正面意见，现在就得面对反对者的发难。

郝吴伯不是一个人面对发难，新任工部的水部郎中郑通，也陪着郝吴伯一起接受质问。

质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郝吴伯和郑通费尽口舌，好不容易将反对者的质疑一一解答，随后引来了最有分量的反对者——尚书令李允信。

李允信不反对修通济渠，只是认为时机不对，朝廷应该过几年开工，而且举债修运河的做法十分不妥。

李允信知道修建通济渠是宇文温的意思，但他作为尚书令，既然认为情况不对就要据理力争，不能让朝廷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其他几位反对者也是这种担心。

举债的行为，无论动机、原因是什么，首先会让百姓以为朝廷快撑不下去了，人心浮动，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

第二，发行所谓公债，向民间募集资金，万一应者寥寥，或者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搁？到时候谁负责？谁负得起责？

前面两点都还好，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举债修运河，平白无故让朝廷背上巨额债务，一旦接下来几年别的地方急着动用大量钱粮，已近负债的朝廷去哪里变出钱粮？

如今年景好，所以公债到期后朝廷似乎有能力连本带利兑现，可万一接下来几年有什么闪失，导致财政收入不理想，届时公债到期无法兑现，那该如何是好？

谁能保证接下来数年，朝廷财政收入盈余，足以支付到期公债的本金和利息？

要是到时出了纰漏，激得民怨沸腾，到时候，要杀多少人，才能平息民怨？

尚书令位高权重，在政事堂诸公里，是最接近宰相一职的职位，尚书令李允信的质问，郝吴伯和郑通是无法巧言令色或者回避不答，而他们也确实没那资格作保证，自己的脑袋也无法平民怨。

这两位“哑火”，有议事权的门下侍郎刘炫同样也无法反驳，道理相同，至于刘焯，因为作为礼部尚书主管学政，今日连进议事堂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反驳。

最后一个为宇文温把关的大将、中书令李德林，面对“发行公债一旦出事，谁负得起责任”的质问，拿出一副时下流行的老花眼镜带上，从面前案上厚厚的卷宗中拿出一些资料。

“非常之事，行非常之道，尚书令所言，确实为国为民，却是过虑了...”

李德林不和李允信纠结举债后到底谁能承担责任，而是针对“风险”二字。

首先，朝廷举债修运河，确实会让不明真相百姓心里犯嘀咕，觉得朝廷情况不妙，但实际上只要朝廷能确保官军将士粮草充足，确保百官俸禄足额发放，出现灾情能赈灾，那么天下就乱不起来。

些许愚民的庸人自扰，不足以干扰中枢决策。

第二，朝廷发行公债，向民间举债募集资金，开的利息是二分，为期四年，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利息，即便是民间柜坊以此利息揽存都不怕揽不到储户，信誉一直很好的朝廷，难道还怕没人来买公债？

说抓到这里，李德林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以至于百姓不会踊跃购买公债？”

这种事情李允信哪里可能说是，于是回答：“此言差矣，朝廷信誉自然是好的。”

“既如此，尚书令的忧虑，可以放一放了。”

李德林的反问，可以说是结束了这个问题，李允信当然知道朝廷（（天子）信誉好，而即便朝廷信誉不好，他也不可能当面说出来。

以上两点，郝吴伯、郑通、刘炫其实是可以说的，但他们品级不够，面对位高权重的尚书令李允信，不可能反问“莫非尚书令以为，朝廷的信誉不佳？”。

所以只能默然无语，不然锋芒太过，怕是要被人诟病。

所以三人的“败退”，实际上是为了让中书令李德林出来对阵。

前两点质疑，现在算上有了解释，李德林接着说下去。

第三点，朝廷无法还债的风险，实际上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