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南北朝 第510节

　　陈崇迅速就占领了齐州，彭乐也紧随其后平定了青州。

　　兖州和相州迅速向苏泽投降。

　　等到了徐州，苏泽下令让陈崇和彭乐停了下来。

　　徐州是军事重镇，萧衍在这里布置了不少军队，甚至这一次自己被困台城，都没有调这两州的军队返回建康勤王。

　　苏泽很清楚，南梁马上就要陷入到更大的内乱之中，等他们的内部彻底乱起来，徐州就如同探囊取物一样了。

　　如此一来，整个北方，除了尔朱荣占据并州，元子攸控制洛阳河南，以及被南梁控制的徐州、豫州、南青州之外，其余地盘都已经归属了苏泽。

　　再加上河西走廊和益州，如今苏泽控制的区域，从面积上已经超过了北魏时期。

　　还没有投注的人开始疯狂下注，在洛阳已经出现了士人逃亡的风潮，甚至要比当年尔朱荣河阴之变后的逃亡潮还要大。

　　天下一统的曙光已经出现。

第541章 门阀政治

　　苏泽正在临时营寨中，接见一群士人。

　　这些都是太原王氏的子弟。

　　其实太原王氏很早就已经下注苏泽了，王思政就是太原王氏的优秀子弟，从王思政被苏泽重用以来，太原王氏就有不少子弟进入关中，现在在崇文阁中学习的就有五人。

　　当然，对于太原王氏这样的大家族，多方下注也是正常的。

　　原本尔朱荣在秀荣的时候，和太原王氏关系不错，尔朱荣刚起兵的时候，就有不少太原王氏的子弟投靠他。

　　但是河阴之变后，太原王氏开始极度仇视尔朱荣。

　　原因也很简单，太原王氏最杰出的子弟，黄门郎王遵业都被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中所杀。

　　对于太原王氏这样的家族而言，钱财是不重要的。

　　他们的人脉和家族积攒，就算是钱财散尽也很快能东山再起。

　　土地也是不重要的，只要家族兴旺，就有人带著土地来投献他们。

　　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王遵业，就是太原王氏全力打造的人才。

　　王遵业以著作郎起家，在宣武帝时期就崭露头角，又和崔光一同给元诩讲解《孝经》，他风姿儒雅，待人有君子之风，很得到洛阳士人的赞扬。

　　对于大家族来说，王遵业这样的子弟也是极难培养出来的。

　　虽然王遵业从起家做官开始，一路上都有家族运作的痕迹，士族嘛，不就是你捧我，我捧你，当年王遵业才当官的时候，怎么就能一下子就成为著作郎，等到小皇帝继位的时候，就能跟著元老重臣一起给小皇帝讲经？

　　但是他本人聪敏好学，待人宽厚，这点都是他自身的优点。

　　太原王氏这一代，王遵业就是重点培养对象，几乎是倾注了家族全部的资源，为的就是给太原王氏再出一名重臣。

　　结果这样的希望之星，就因为和元子攸关系亲近，就这样被尔朱荣杀鸡一样杀死了。

　　太原王氏自此之后就深深的憎恶尔朱荣，但是在尔朱荣兵力强势的时候，他们也不敢明著反抗，只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如今尔朱荣被困在并州，太原王氏立刻派遣家族中年轻的子弟去投靠苏泽。

　　苏泽考较了一下这几个士人的水平，果然都在普通读书人之上。

　　而且这些年轻士人已经在学习苏泽勘定的《孝经》了。

　　按照如今崇文阁的规定，所有学子都要通过《孝经》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

　　这份孝经，就是以凉州祁家所注的《孝经》为基础，经过苏泽麾下礼部官员编纂而成的。

　　科举考试要成为全天下通用的选拔手段，第一步就是有一份统一的教材。

　　而没有什么比颁布自己的官方学说，让这份学说成为全天下读书人攻读的教科书，更能够改造儒生的思想了。

　　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宋代王安石变法前作《三经新义》，明初朱元璋颁布《四书五经注疏》，都是同样的目的。

　　就在小家族的读书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崇文阁读书的时候，太原王氏已经钻研起崇文阁的教材了。

　　甚至苏泽问起几个前几次崇文阁的考题，这几个王氏子弟给出了近乎于标准答案的回答。

　　这些世家大族，当真是生命力强到可怕。

　　作为一个现代穿越者，苏泽自然是厌恶门阀政治的。

　　但是这个时代就在这里，就算是苏泽有系统，也只能压制门阀，而无法彻底消灭门阀。

　　虽说科举考试是唐代开始，但是唐代门阀依然兴盛，甚至这些门阀家族依靠科举考试，反过来垄断了选官之路。

　　唐代每次科举之前，天下士子都要齐聚长安，向权贵投递自己所作的诗篇，美其名曰“行卷”。

　　实际上唐代这种重视才华不重视经义策论的考试形势，更容易变成为门阀权贵的操纵工具。

　　毕竟文无第一，诗歌审美这东西本身就很主观，那些青史留名的大诗人，很多人都屡试不第。

　　唐代的普通寒门士子，只有选择拜师姻亲成为豪门的附庸，才能步入仕途。

　　太原王氏是主动投靠，而且王思政也是苏泽集团中的功臣，对于这些王氏子弟苏泽勉励了一番，就让他们前往关中入学崇文阁。

　　回到书房，苏泽又拿起崇文阁学士祁泰写给政务堂的奏章。

　　祁泰给政务堂的奏章，只谈了一件事，《孝经》不够考了。

　　作为一本儒家典籍，《孝经》只有两千多字。

　　就算是加上后世的注疏，这个字数也不会超过几万字。

　　而当《孝经》作为崇文阁学子毕业考试的科目，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理所当然的卷起来了。

　　卷起来的结果，就是考生的分数越来越接近，通过考核的速度越来越快，而礼部和崇文阁甚至已经到了没有题目可以出的地步了。

　　苏泽捏了捏太阳穴，古今中外，为了上岸，都是非常卷的。

　　明清科举就是一个例子，明清科举的范围是四书五经以及官方认定的大儒注疏，总字数已经是相当多了，但是到了科举后期，所有的考题都出完了。

　　到了最后，甚至出现了所谓“集句”的考法，就是将上下文并不是一个词的字连起来，故意为难考生出题。

　　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就用“来不”作为题目，还要从中阐释出儒家真意来。

　　这已经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进行的考试了，而是纯粹为了选拔官员而进行的无意义内卷。

　　如果崇文阁继续这样下去，也会陷入到这种内卷之中。

　　而且不可能永远只以孝经作为考试科目，总不能新朝也搞“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吧？

　　不过官方学术这东西倒是不难办，随著天下一统的曙光出现，世家大族纷纷投靠苏泽，比如这一次太原王氏就献上了自己家传的《易经》。

　　主要还是考试科目的问题。

　　虽然都叫科举，但是历朝历代的科举实际上不一样的。

　　唐代科举重诗歌，宋代科举重策论，明清重八股，到底要怎么考？

　　这也是政务堂写信给苏泽讨论的问题。

第542章 科举

　　历史经验告诉苏泽，要破除门阀政治，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科举。

　　但是科举和科举也是不一样的。

　　科举制度，是决定了王朝选官方式的根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新王朝的基石，甚至可以说科举制度塑造了一个王朝的内凛气质。

　　唐代科举重视诗歌，结果就是唐代选拔出了一批极具浪漫主义的官员，他们重视才华，追求浪漫，在文化上塑造了一个盛唐。

　　宋代重视策论，导致整个宋代的士大夫都非常关心国事，整个宋代留下了无数政论的文章，无论宋代的军事上行不行，在官僚体系建设上，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古时代的巅峰。

　　明代重视八股，士风走向保守，在统治术上却达到了历史巅峰，反而是平稳时期最长的时代。

　　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

　　唐代的科举方式首先排除。

　　其实严格来说，唐代科举考试的还是很全面的。

　　唐代科举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分为三六九等，唐代科举到了之中期，秀才科因为太难，考上的人寥寥无几，其他诸科都有偏科，最后进士科成为最贵重的科目，进士出身垄断了朝廷要职，成为天下读书人争著走的“正途”。

　　明代也是一样，明初还有恩荫和国子监生入仕的大官，但是到了中期开始就被科举垄断，只有走科举考上的才算是“正途”，才不会被上司同僚歧视。

　　唐代进士科的考试，一共有三项内容。

　　一是“帖经”，有点类似于现代的默写、填空题，主要考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二是“杂文”，类似于作文题，主要考察诗、赋等题材的写作水平；三是“策问”，通常为时务策五道，考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和时政事务的对策。

　　不过“贴经”是基础，算是合格性的考试，如果贴经错了就会被筛掉，属于大家都要掌握的基本功。

　　“策问”虽然也考，但是占比不高，或者说基本上就是人人都能得分的公文写作题，只要按部就班就会无功无过，不会拉开差距。

　　最主要的还是“杂文”，也就是诗赋的写作水平。

　　没办法，任何政策，最后都是要人来执行。

　　政策再全面，再完美无瑕，执行的人都是有限的。

　　而读书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必然要有侧重方向。

　　就像是后世再怎么强调综合发展，也总有主课副课之分一样。

　　考察诗赋，固然会选拔出文采出众的官员，但是诗赋的评定标准过于主观，而且诗词的个人风格太过于明显，加上唐代科举制度不完善，导致唐代的科举弊案频发，甚至可以说不是弊案了，提前给考官或者重臣送上自己的得意诗作，在考前就内定人选，都已经是唐代科举的潜守则了。

　　而唐代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就是在这种不完善的取材制度下，利用科举作为武器，结党营私的政治内耗。

　　“牛李党争”将大唐最后一丝气数消耗干净，最后这个王朝轰然倒塌。

　　苏泽又想到了宋代，但是他又摇了摇头。

　　宋代科举重视“策论”，听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制度。

　　既然科举考察的是做官的，那写政论文章也是本职工作吧？

　　但是这也同样的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首先还是公平性的问题。

　　策论对寒门士子不公平。

　　重视策论，从官员选拔角度上讲自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