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万盛世 第1401节
社学一般由绅民捐办，负责启蒙本社童子，童子年长有成，可参加地方儒学的入学考试，中试者进入儒学，成为儒学生员。
社学在全国普遍设立，洪武八年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但仅过数年就因弊端丛生，下令停罢。
至洪武十六年，又诏令民间自行延聘师儒，建立社学，不准地方官员干涉，社学遂在全国推广开来。
古代读书成本实在太高，就是私塾也未必多少百姓读得起，族学也只有大家族才能办的起来，而官学招生名额有限。
因此朱元璋为了鼓励百姓识字，当然更是为了推广大明律法和自己思想，于是参考元制，号令各地建立社学，由地方政府帮助民间办学。
既然是捐办，所以社学在古代还有个名字，那就是义塾。
义塾是由私人出资兴办的学校，以教授宗族及乡里子弟，它与官宦富贵之家族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接纳乡邻子弟入学，具有服务一乡一社的性质。
只不过，社学好坏，大多看地方主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定。
弘治十七年，朝廷再次明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15岁以下者，应送社学读书。
江西的社学在这个时期就有较大发展，并在全国具有独特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李梦阳、王阳明两人。
明正德年间，李梦阳为江西提学副使，改革过去社学的弊端，大力发展社学。
他首先在南昌、新建二县办起16所社学，典型示范，先远后近，逐步推广到全省。
他要求管理学校的官吏，按照规定精选社学教师，免除他们的徭役，尊重和敬礼他们，不准他们擅自向学生征收课金、鸡米、酒食，以免使人民感到入学是种苦役而设法逃避。
对社学教师好的提升，不好的开除，有奖有罚，有利于办好社学。为了使人们重视社学，还规定今后不是社学出来的学生，不能进县州府学。
在李梦阳的推动督导下，江西社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平定江西南部暴动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不明”，于是颁令，要求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并颁行《社学教条》，使江西社学又得到一次大的发展。
社学传授的知识，其实主要是让人识字，并将道德教育摆在首位，以培养少年儿童懂得并遵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社学教育目标。
正是因为有了断断续续的社学，所以明朝的识字率其实并不算低。
众所周知，四大名著有三本出自明朝，到了明末话本小说更是数不胜数，《金瓶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封神演义》等，无一例外的都是针对普通小市民。
如此众多的“低俗”小说出现，代表有大量的读书需求。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明朝普通人识字率很高，不然小说就缺乏生产土壤。
需要注意的是，从明初一直到明末，明朝这一类低俗小说，都是层出不穷。
而这一切正因为明朝二百多年对社学的推广，所以明朝很多市井百姓都能识字，不少人都粗通文墨。
只是清军入关之后，明朝话本小说的繁荣盛景不见，识字率急速下滑，民众眼里只有“麻木不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我们谈及“愚民政策”，都会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
然而，从汉唐宋明来看，说朝廷实行“愚民政策”，实在有些牵强。
否则，朱元璋也不必下旨推行社学，传播《大诰》。
只不过到了魏广德这里，社学的经费就由之前士绅捐赠变成官府列支，当然依旧接受捐赠。
“叔大兄，我大致测算过，下等县，一年靠着换帖银至少能收入百两银子，中、上等县，三五百两也不是难事儿，完全足够社学所需，还有富余。”
魏广德还在那里继续述说，这些天他也不是光想，收集了京畿周围府县牙行交易的记录，按照记录的交易金额，推算出应得的税银。
当然，这还是按照明制三十税一进行的计算。
至于把一些精品或者说奢侈品提到高到十税一，只是他的设想。
后世，关于奢侈品税的建议不少，魏广德自然也听说过，所以就想着最好一步到位，反正富人有钱也不在乎多花几个子儿。
甚至，因此提高自己用品的价格，还能把自己和其他人拉开档次。
古代等级观念，其实无时无刻不存在。
就算是魏广德来了这么久，也早就习以为常。
“之前社学，受官员重视程度不同，好坏参半，但办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经费时断时续，师长无心社学授课，大多选择回家开私塾谋生。
有了朝廷换帖银持续稳定投入，社学就能一直维持下去，不至于像原来般飘摇不定。
正好之前叔大兄不是提议整饬学风，我看其中禁创书院和禁止讲学结社很容易遭到士林反对。
朝廷开征换帖银，将其中部分用于地方社学发展，就可以有力的回应他们的贬诋言辞。”
魏广德当然知道张居正整顿学风十八条措施，根本目的其实在于钳制言论，打击言论造势和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防止因此动摇权力基础。
因为之前张居正推出的改革措施，已经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魏广德都是置身事外，所以朝野上下不少人声讨张居正专权祸国。
“善贷，《申旧章饬学政疏》你同意了？”
张居正听到魏广德说起之前自己草拟的奏疏，立马开口追问道。
“《申旧章饬学政疏》中一些措施可以实行，但一些还是需要商榷。”
魏广德可不敢说支持禁学院，禁讲学一类的话，传出去士林公议还不把他也喷了。
“比如禁毁书院一事，就须三思而行。
书院，本是学子进学之地，官学名额有度，而学子有心进学，所以才会去书院读书。
毁之，就等于断了这些生员上进之路，不可取。
不过对于聚众讲学，倒是可以禁止。
记得隆庆时，高肃卿就曾推动，先帝为此下诏《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
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
魏广德侃侃而谈道，这些，其实就是当初高拱述说的理由。
而张居正这份《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则更直接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
张居正把讲学的危害看得极为严重，而讲学多依托民间书院，故而张居正原本打算是把书院全部禁了。
可魏广德对此自然反对，他早年就游历江西，去了不少书院进学，考功名的卷子，可都依托这些书院里的存稿。
毁掉，实在有些可惜。
不等张居正说话，魏广德继续说道：‘就算毁了书院，他们依旧可择名山大川，西子湖畔讲学，书院虽会加速传播其言，但却非必备，实无必要。’
第1244章泰州学派
魏广德反对禁毁书院，只保留官学这一条，让张居正眉头紧锁，陷入思考中。
实际上，后世对于张居正“申旧章饬学政”这一改革举措争论不休，一些人认为利大于弊，而一部分人却觉得是封建专政思想。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张居正这次所拟的奏疏，则是将其推到更高的位置。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
真理不辨不明，这在后世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支持。
但是在大明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自然不需要什么争辩。
加强专制控制，才是张居正执政需要追求的。
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正是因此，张居正实际上已经在内心里把民间书院视为洪水猛兽般，是他施政需要跨越的天堑。
他已经得到许多消息，不少反对考成法、清丈田亩的士人，时常聚集在书院里谈论此事。
他们议论不要紧，周遭尽是进学的学子，耳闻目染之下，这些人的思想多少都会受到他们这些人的影响，
当这些学子成长起来，步入朝堂以后，他们所思所想也就能有个大致猜测。
张居正想要避免这种事儿发生，所以不仅要禁讲学，还要禁书院。
不说别的，现在大明思想上就存在理学和心学的争斗，特别是在王阳明不在以后，这样的争斗就越演越烈。
而心学的发端，就是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江西书院。
江西本就文化鼎盛，为什么心学能从理学的包围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江西这个文人摇篮不断有新的人材出现，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偏向心学，成为心学的中流砥柱，加速了心学的传播。
“善贷，你在白鹿洞书院进学过？”
想到这里，张居正不得不怀疑魏广德也是心学门徒，虽然以前，似乎他从未说起过。
听到张居正这么问，魏广德愣了愣，随即点点头，但很快就又摇头。
魏广德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倒是把张居正看傻了，没明白他到底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早年乡试失利后，我曾游遍江西，两年里不止去过白鹿洞书院看书学习，也去过豫章书院、鹅湖书院和白鹭洲书院。”
魏广德没理解张居正的用意，淡淡笑道，“算不得是进学，只是去那里看看书，向院里山长、教授请教学问。
不似叔大兄有两榜进士为师，教授学问，善贷早年只随夫子学过四书五经，但他也只是举人。
在我院试过关后，夫子就说没什么可教的了，让我去南昌或者其他地方进学，选良师.”
这些，以前魏广德都没怎么说过，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问起早年求学经历。
当然，这些都没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有心追查，很容易就能查到。
听到魏广德是去书院蹭课完成的科举，张居正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唏嘘。
他比魏广德命好些，早年就以“神童”之名远近闻名，得到了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欣赏。
都知道张居正又名张白圭，那是张居正曾祖父所取，因其梦到月亮落在水瓮，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自然要比“白龟”好听，“圭”也有美玉的含义。
所以只有，张居正府试时依旧使用张白圭之名。
李士翱认为“白圭”锋芒太露，似难登大雅之堂，建议改之，于是才有了张居正这个名字。
张居正的科举一路通关，直接杀到乡试，然后如同魏广德般折戟。
不过那次，张居正好运的遇到了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
虽然顾璘阻止了他一串五，把他故意从乡试榜单上戳落，但也是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
之后，更是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对他说希望他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因为这句话，张居正的字也就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