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12节

　　“撒胡椒面儿式的铺开根据地土改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平均的使用力量结果就是各处均遭到失败。”

　　性格很直的高冈没有给资历深的魏野畴同志留情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想法的漏洞。

　　文济民见状不禁在心中暗笑，当初他在井岗山根据地时遇到的李德胜脾气是同样的火爆，不想到了这里还能看到相似的场景。

　　随后文济民本打算如同在井岗山那样从中调和，不过听到魏野畴同志毫无芥蒂地承认错误后，他又把心放进了肚子，继续安坐。

　　同时，文济民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工作方法的问题，暗暗提醒自己如今是汉中暴动的主事者，要注意引导同志到正确方向上，非原则性的问题，不要一味调和。

　　魏野畴主动承认想法上的问题后，高冈没有抓着错误不放，转而继续说道:

　　“利用起义部队的突然性快速抢占险要关隘是可行的，在封闭了汉中地区后，我们应集中政工人员一个县一个县地扎推进土改的深入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借用其部队的力量打掉各县乡反动政权，比较小的人员力量初步建立当地的革命政权，也给后续的土改工作做好前期调查，充分发动群众。”

　　随后其余同志又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对高冈提出的这一套方案进行补充，这个方向上的战略很快通过了决议。随后，文济民又继续说道:

　　“同志们，我们在考虑战略方向的问题上，既要注意到前面提到的根据地内部和汉中局部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忽视外部和全国整体的环境。这一点上我掌握的情报比较多，对全国的局势有相对全面的把握，就由我来主要地讲一讲。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前难得的政治机遇。奉系军阀败退回东北闭关自守已成定局，在这个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后，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凸显出来，分赃不均必然导致他们逐渐从摩擦走向战争。

　　其中，北方地区的阎锡山和冯玉祥在京津驻军权的问题上已生龃龉，手中军队颇多却无富饶之地养军的冯玉祥没能拿到这两地，在军费开支的压力下已经主动和阎锡山部起了摩擦，冯玉祥恐怕短期内暂时无暇顾及汉中根据地。

　　在南方，随着湖南的争夺逐渐白热化，常凯申大概率会支持从日本归国的唐生智与新桂系再度开战，南方此时的局势正不断升温，红一军正在伺机而动，准备借着敌人战斗至白热化进一步拓展根据地，近期的目标很可能是赣南和闽西地区。

　　而从长期来看，再度出山的常凯申掌握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与冯、阎两股地方势力的矛盾必然逐步加剧，一旦矛盾爆发，在中原地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到时候，我们就要做好红军东出与湘赣的红一军合作以在敌薄弱地带建立鄂豫皖根据地的准备。”

　　随后，文济民稍有犹豫，终究还是按自己所知的原历史情报提出了新的问题。

　　区域大气候短期内受到蝴蝶效应的影响很小，文济民所知道的历史大概率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从明年正式开始连续三年的关中大旱灾情还会如期发生。

　　“另外，气候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我在来时的路上经过关中，发现近两年的气候逐渐干旱，而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根据陕西地区的历史气候变化规律，未来两至三年关中地区一场大旱在所难免。

　　国民党新军阀不会在意旱灾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他们只会考虑当地人能否满足他们对军费给养的需求，人民的死活对他们无足挂齿。

　　所以，这次汉中的起义工作发挥如何决定了汉中根据地能否顺利开辟，而汉中在后续革命中形势发展得如何，则决定着我们能多大程度上拯救这批未来的灾民。

　　当然，参与到这场大旱的救灾中一定程度上也会成为我们党发展的机遇，我们无论拯救人民的角度还是革命事业发展的角度，都必须让这次暴动取得成功！”

　　文济民的个人努力和党组织的集体奋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后续几年中，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那无数几乎悄无声息消失在原本历史的长河中的灾民——

　　作为个人，文济民对赤地千里的旱灾是无力的，但他相信，当自己和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拥有了足够多的力量，足以获得了改变这未发生的大灾难的机会。

第30章

　　国民军第十军作为杨虎城的嫡系部队，在陕西省起家，最初由追随他的陕豫刀客小群体组成。整支部队经历了多次整编，经历了从数百人的小部队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杨虎城的率领下先后跟随井岳秀、孙岳和冯玉祥等曾经的革命先进代表人物，参与了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到北伐的历次革命战争。

　　这支部队受到杨虎城的深切影响，长期接受他找来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教育，整体革命觉悟很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这支部队多次顶住兵力绝对优势的强敌，付出极为惨重的伤亡后完成任务，但它始终能在战后凭借保存下来的骨干恢复力量。

　　这是一支坚韧的英雄革命队伍，他们从最贫苦的群众中走出来，但他们并非天生要跟着土共革命的。土共汉中暴动前委必须为之付出足够的努力，去改造这支队伍，使之从渐渐染上的军阀习性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在文济民原本的历史线上，因为由常凯申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编遣会议的重新编制和冯玉祥与常凯申的斗争，国民军第十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先后使用暂编第21师、新14师和第17师的番号（均为军级单位）。

　　随着常、冯阎中原大战结束，第十军最终改为第十七路军，并扩编为第7军和第38军两个军，另辖陕西警备旅三个。此时，因为加入土共不成且军中土共党组织在叛徒出卖下暴露杨虎城只得派嫡系师长孙蔚如将暴露的土共党员安全礼送，脱离了与土共的联系。

　　随后，杨虎城与冯玉祥渐生嫌隙又不愿参与李虎臣等的反冯联盟，同时又始终不愿与常凯申合作，一时间失去可依靠的势力而局势颇为窘迫。这种情况下，他所属的各部队官长在常凯申收买分化的手段下纷纷有所异动，加之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杨虎城将军只得被迫下野出国治病。

　　从西安事变开始到杨离开西安出国为止，十七路军在蒋介石分化收买之下发生了大的分裂。首先是第7军冯钦哉部42师的叛变投蒋，跟着是警备第1旅王俊部投向胡宗南，警备第2旅沈玺亭、唐得楹两团的叛变。最后又有原17师49旅旅长王劲哉拉出去一部份部队投向南京。

　　所剩下的部队，除原17师外，另编了一个第177师，以十七路军原来的参谋长李兴中为师长，统归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率领。

　　七七事变发生后，十七路军的大部份于七月下旬即开赴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阜平、娘子关等地区作战。随后转移到山西赵城、长治、中条山等地，与留陕部队合并一起，长期在山西战区作战。这支部队在山西期间一度归当时的八路军指挥，得到了八路军政治上很大的帮助，也受到土共很深入的影响，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级党组织。

　　抗战开始不久，孙蔚如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任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以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任总司令。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计有17师及55师，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计有177师及新编第14师。

　　然而，随着常凯申在武器弹药和兵员补充上采取的不断放血的小手段逐渐奏效，这支原本能够在惨烈战斗后发展壮大的部队终于不断地走向衰弱。尽管如此，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其中的第38军迅速起义，加入到解放军的队伍中来，走到保卫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上来，终于算是和土共殊途同归了。

　　原本历史上十七路军的分裂，从表面上看，和东北军颇有相似之点，但从十七路军的历史来分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总的来说，历来叛变投降的，大部份是这个部队中的右派。他们的叛变以去，反而对部队发生了净化作用，留下来的主要是进步力量和一部份中间派。

　　以进步力量为核心，团结了中间势力，使这个部队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在对日抗战中发生了一定作用。到最后，还有不小的一部份投入解放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

　　杨被迫下台以后，部队交给孙蔚如，孙即成为十七路军的接班人。孙的为人思想比较保守，在政治上一向属于杨部的中间派，但他富有旧道德观念，对杨的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者。

　　李兴中是旧军人，在冯玉祥部队中工作多年，思想很固执，谈不上进步，但他对反蒋却很坚决。自此以下的大多数军官，都是杨一手培育起来的，一般来说比较进步，他们具有控制部队的力量，而且也和孙有历史渊源。

　　特别重要的是这个部队的军官中，一向就有共产党员在内。经过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部队内部有了迅速的发展；

　　加上事变前跟杨工作的一部份进步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也参加了这个部队的工作，在部队中以共产党组织为核心，加上这些进步分子，便形成了一种核心力量，在部队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蔚如要继续维持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地位，就不能不取得部队中进步力量的支持。

　　在孙领导期间，由于常凯申、胡宗南的多方施加压力，不能不让在忻口战役著有战功的旅长许权中(陕西渭华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西安事变开始时杨起用为旅长)、张汉民旅之团长阎揆要(共产党员)先后离开。

　　不过对部队中其他进步分子乃至共产党员，虽然常凯申、胡宗南常常指摘这个、攻击那个，但都由孙蔚如委曲婉转地应付成全，从而继续任职。孙的这一掩护作用，是部队中进步分子所公认的事实。

　　由此可见，国民军第十军始终是我们党可以争取的一股力量，即便在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的收买和渗透后，依然有些倾向土共和革命的内部力量存在，值得土共在其兵运上下大功夫。

　　更不消说此时作为军长的杨虎城已成为土共党中的同志，做该部起义工作的难度更是大为降低，潜在的敌对力量无法以一个核心凝聚起来。

　　在客观条件和组织力量发生变化的当下，西北军第十军起义的条件已经渐渐成熟，这是文济民能够确定的事。相比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汉中这个在土共党组织推动下改变的第十军驻地的地形封闭性相对更强，同区域没有大规模敌对野战部队，起义后的红军比较容易在这一区域取得压倒性优势，从而获得整体的发展根据地的机会。

　　因此，在军事上稳妥的前提下确保这支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就是首要问题，与杨虎城、南汉宸和魏野畴等我党同志集体会面后，如何因地制宜地调整改编方案细节从而将第十军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就成为了文济民脑海中的首要问题。

　　得益于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诸多同志们的有力工作，到文济民到达时，不仅第十军各关键位置都安排了我党同志出任，第十军内部原主要军事干部也大部分在充分了解我党思想后选择了加入或靠拢党组织。

　　但这恰恰是文济民所担忧的问题——到他抵达时，党在这只军队内部发展的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绝大部分都是营连级以上的军官，党的影响没有深入到这支军队的基层，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甚至对于土共的革命主张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客观上讲，党在这支军队内的快速发展是受益于军官们由于出身和经历所产生的情感。但任何依赖于个人情感的组织关系都是不牢靠的，不能真正塑造钢铁的党组织。

　　一旦军官们在革命浪潮中出于自身地位的权力意识觉醒或是被常凯申的金元攻势所收买，那么第十军中相当大一部分部队就可能被这些军官直接拉走，整个汉中暴动乃至全北方的革命形势就有着崩坏的风险。

　　要知道，即使是被历史所铭记的那场人民军队诞生的八一南昌起义，政治工作和党的组织也没有深入起义部队的基层。

　　南昌起义的部队在面对强敌遭遇挫折后就难以维持，士兵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以至于当时的朱老总在三河坝分兵后带队留下断后的千余兵力反而成为了整支队伍的火种。而主力部队却在经历随后广州起义的失败后星流云散，在后续的革命历程中几乎再无踪影，部分坚定的起义部队干部只能以个人的身份继续革命。

　　这雄辩地证明了如果不改变旧的军队组织形式，不基于党指挥枪和军事民主等原则改编起义部队，那么就锻造不出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的人民军队，就无法保证这支部队是真正和土共领导的工农群众坚定站在一起的革命武装。

　　换句话说，从组织形式上来看，第十军同样没有脱离旧军队的范畴，急需要一场深入基层且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给这支即将起义的部队带来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让党真正从下到上掌握这支革命军队。

　　当然，文济民不是白雀园搞肃反的张国焘之流，他要做的事是参考过往的三湾改编和湘南改编经验，结合第十军的特殊问题和情况，制定出足够合适的改编工作原则和方法。

　　在这一切之前，想使第十军真正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就要首先把党的支部在连上建立起来，只有扎根基层，让每一个党员主动把党的主张和宗旨掰开了揉碎了向基层指战员讲清楚，才有未来一切军队整编工作的基础。

　　此前，从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到湘南起义前的改编，文济民逐渐熟悉改编工作的细节和方法，收获了更多的基层工作经验，和起义部队的信任建立起来也愈发容易，从只能在李委员的工作中敲敲边鼓发挥辅助作用到一人独挑大梁。

　　独自主持这样重要的政治工作，文济民已经不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但这一次脱离井岗山根据地太远，无法带着大量有工作经验的政工人员一同前来，工作方法上仍需要进行非常多的调整，文济民的心里难免有一些忐忑。

　　工作开始前，他就在心中反复地揣摩可能出现的问题，凭借自己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与体能，深入走访基层，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另外，在与部队指挥杨虎城同志不断交流部队发展情况的同时，他还与各级党组织不断就发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以确保工作中的种种情况得到最妥善的处理。

　　好消息是，有着过往两次部队改编经验的加持，他对起义部队改编的认识和掌握足够深刻。到这次的改编工作中，他终于可以把自己记忆中许多效果颇佳的起义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和方式方法充分融入到这次改编的实践中来，在实际的工作中检验和改进它们的效能，进而得到最适合广大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方法。

　　土共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而红军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保证土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掌握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和插手关键岗位是不够的，必须要对基层官兵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让军队的基层理解土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让战士们充分理解革命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重大意义。

　　自发到自觉是红军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必须要让红军战士领会红色政权对穷苦民众生活的改变，才能使同志们从战斗到生活中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争取人民的胜利。

　　在井岗山根据地时，工农红军的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

　　首先是工农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和为人民打仗。到文济民离开时，红军仍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红军官兵中的湘赣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原籍较远的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一经分地，红军士兵对人民利益有了切身体会，对革命的作用有了直观的认识，作战之积极性大为提高。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作战的主观能动性变强，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此外，在红军中，各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广大基层士兵的利益，并对士兵们做政治工作。即便红军的战斗比较顺利，胜利颇多，红军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十分菲薄，战斗又非常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红军内，官长不能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和说话上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行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这些办法，井岗山根据地的红军士兵普遍很满意，很多同志头回有伙食不为官长所克扣的经历，一时颇为感动。

　　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中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却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井岗山根据地红军中党的组织，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

　　红一军两个师的部队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大革命时期，土共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湘南暴动前，井岗山根据地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到文济民离开前，红一军已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土共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政治工作往往涉及人的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其核心是在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阶级的关系，包含如何处理与同盟者及本阶级内部的关系。它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31章

　　革命工作的时间总是不经用，倏忽间，自汉中暴动前委会议后就已一月有余。

　　在这段时间，借助军政人员培训学校毕业的大批新同志的力量，文济民终于把国民军第十军内部的土共党组织铺到军队的基层，已经在四分之三有余的连上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派驻了党代表。

　　虽然第十军内部党员比例比起红一军要低了很多，但在基层官兵中的政治教育普遍地展开了，新的党员还在逐渐发展中。

　　然而，在前委会议上一度被前委委员们忽视的发展党员的问题，在这一时间反而捆住了文济民和部队中主要政工干部们的手脚。

　　首先，起义部队中党员的数量和比例上都十分有限，虽经过军事政治干部培训学校毕业的一大批新同志的加强，但在起义部队的工作中仍显十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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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当前的土共党员比例，短期内建成基本遍及全军的基层土共党组织已经极为艰难，而想要给每个连配备足够的土共党代表，凭借已有的党员数量是决然不够的。

　　国民军第十军中土共党员数量的不足有两种直接的原因:

　　其一，自近代以来，北方地区作为北洋军阀和各种封建残余势力保留的地盘，有着相对普遍的保守倾向，对革命带来的新变化接受较慢，所以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风潮对广大北方农村的影响较小。

　　北方除少数沿海地方和大城市外，多数地区的保守顽固势力很强大，工农群众运动在缺乏武力的情况下发展较艰难，特别是在各种保守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威胁下，民众的斗争难以成功，土共的党组织在这种艰难的大环境下很难快速扩展。

　　其二，北方军队中大部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的过程。在过往的大革命时期，南方各地的军队不是被改造为革命军队，就是在革命的大潮下被迫向革命靠拢。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土共党员可以很顺利的凭个人或组织的身份进入各部队从事革命工作，从而对南方各地军队产生很深入的影响，在发动起义时可以顺利争取进步的武装力量。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共北方的党组织都没有合法的身份，缺少像南方同志们那样在各支军队中那样顺利成章发展组织的环境。面对顽固势力在军队中的严防死守，北方绝大多数做兵运的同志在军中都被迫从事地下活动，只能凭借个人能力在军队中发展更多的同志，只有在如第十军这样的部分军队中同志们才可以凭借私人关系来获得安全发展组织的环境。

　　即便是在国民军第十军中，土共组织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依靠着杨虎城同志的个人觉悟，在其麾下部分极端保守将领的部队中发展组织时阻力颇为不小。其部下的孙蔚如、李兴中等军事主官虽然在个人立场上普遍保守，思想上很陈旧，但能凭着军人的旧道德才听从杨虎城同志的安排，放任军中党组织的发展，已经算相对有利的环境了。

　　国民军第十军和其前身在过往历次革命中虽然总是冲锋在前，但毕竟远离革命的中心，革命的影响和宣传力并不能有效的达到这里。虽有一些作为党员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宣传，但不足以改变这支部队对革命雾里看花的整体认知，整支部队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传统的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逻辑，本着义气的原则粗略捏合到一起，氛围仍然是保守的。

　　在这样以保守为基调的军队政治环境下，文济民不采用一些他原本历史记忆中的整军方法，是很难短期内改变军中的政治氛围，深入改造这支部队的思想和灵魂，以使其整体在思想上贴近土共党的。

　　其次，按照文济民现在所掌握的情况，第十军中绝大多数现有党员的政治素质参差不齐，相当多的党员只是怀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加入的党的组织。他们有着基本的正义感，但对于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了解还十分不足，纪律性很差。

　　倘若不经过无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改造，任由出身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同志们凭主观出发的种种错误思想蔓延下去，对第十军的深度改编就无从谈起，军中的党组织有陷入旧式农民运动组织模式的可能。

　　同时，从文济民自己过往算得上丰富的红军经历来看，在第十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土共党员还表现出另一些区别于地方工作的同志的特有错误思想。

　　譬如纯军事观点。一些同志认为军事和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有人想当然地说“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则进一步陷入军事领导政治的错误中了。

　　还有一些同志以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他们不知道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忽视了红军除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的任务，把对革命的宣传、对群众的组织和武装以及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党组织等重大任务抛之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