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35节

　　转移到后方的灾民被分为青壮年和老弱病残，前者由抵达的目的地的县委组织起来成为工作队，实行以工代赈，参与汉中革命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补充人力的不足；

　　后者则在工农政府的安排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由政府统一发给粮食。分组后的灾民仍大致以其来源地进行划分和转移，在救济灾民的同时减少其抵触的心理。

　　随着旱灾的不断加重，作为重灾区的宝鸡一带国民党政府基本失能。不少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党员接受汉中前委命令支援过去发展组织，很快在当地党委的配合下吸收更多入党积极分子入党，扩大了当地的党组织。

　　宝鸡特委趁着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实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不但扩大了宝鸡地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还把党委的力量发展到各个县城和宝鸡城里。土共党委几乎是兵不血刃的取代了原有的颟顸无能的国民党旧政府，通过有效地组织灾民自救和采取各种救济手段，很快取得了受灾群众的普遍信任，基本掌握了这个区域。

　　在持续关注关中旱情的同时，汉中前委对党组织在这一区域的发展也深入了解。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和分析，前委认为，近期在关中方向上的发展更多地依靠扩大党的组织和提高救济的能力，暂时不需要主力红军的直接介入。

　　因此，前委会议最终决定了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战略:向北防御，向南发展。按照这个战略决策，根据地将把红二军主力用在对四川方面的突破上，同时积极获得更多的救济粮食来源。

　　在关中方向更多的是采取组织发展扩张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利用汉中工农政府所掌握的粮食救济灾民的同时，广泛发展土共的组织，缓解灾情的影响。

第90章

　　在集中力量支持汉中暴动后，陕西党委也没有忽略对与汉中革命根据地近在咫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第二军李云龙部的工作，投入大量精力用于对该部的兵运，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宣传。

　　李云龙，原名秉信、虎臣，字实生，后改名云龙，字虎臣，陕西临潼人，生于1889年。其人是陕北刀客出身，长期在西北军中任职，历任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第一师旅长、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师长、陕军第八路军司令和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细算起来的话，其人与杨虎城的缘分颇深，此前在艰苦的西安百日守城战中成就了深厚的同袍之谊，留下了“二虎守长安”的名声。

　　在整个西安守城战斗期间，李虎臣和杨虎城同住在西北城隅的喇嘛寺内，共负守城重任，哪里有战斗，他俩就会在哪里出现。平日，两人也不分大小，不叫姓名，亲切地互称“对点”（虎臣与虎城音同）。

　　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的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专程邀李云龙到西安，就“兵谏”之事与其谈商。后杨虎城被迫辞职出国时，李云龙也不顾险阻亲自将其一路护送至上海，可谓情谊深重。

　　也正是因为“两虎”名气之盛，与汉中根据地背靠背的李云龙部借助了红二军的力量，一举成为了整个陕西“反冯”运动的旗帜。

　　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冯玉祥主力的兵力优势下，陕西陕的“反冯”运动渐渐显现出颓势，李云龙自己也在寻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土共陕西省委递过来的橄榄枝渐渐得到他的重视，借由杨虎城的关系，双方逐渐开始了深入的沟通。

　　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已经逐渐走入正轨，文济民得以抽出手来。在提前做好襄阳战役的军事计划和后勤安排相关的规划后，他终于暂时获得了空闲，得以有时间来自由行动——当然也是在做其他方面的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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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革命根据地边缘，佛坪县以北的板房子镇，文济民一面视察着当地党委的工作，一面等待着接下来的秘密会面。

　　“云龙兄你好！杨虎城同志托我向你问好。在我临出发时，老杨还特意和我说，自从你们西安共同守城后，总是戎马倥偬，难得一聚，等这次仗打完了，他一定要请你好好喝顿酒喽！”

　　见到从北面匆匆赶来的李云龙，文济民也不显生疏，热情地招呼着。出发前，杨虎城同志得知文济民要来做李云龙的工作，和他详细地介绍了与李云龙并肩作战，更是一起分析了其个人特点和性格，希望能够把他争取到革命的阵营中来。至于要约定喝酒的事，杨虎城自然没有专门提过。

　　“济民兄弟你好呀！想不到老弟年纪轻轻就能主政一方，还把汉中打理得井井有条，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我跟和忠祥兄（杨虎城）都已戎马半生，想来却颇为蹉跎。我可真希望也能尽快和老杨一样加入土共的组织，和济民你互称一声同志！

　　自从当初一别，竟已隔经年，不过，同守西安城的日子却犹然历历在目，仿佛昨日。得忠祥兄相邀，到时定当不醉不归！”

　　对着眼前看起来犹是青年的文济民亲自相迎，李虎臣很是受用。毕竟其所部驻地与汉中革命根据地毗邻，对汉中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多少有所耳闻，自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认不出这个陕南根据地的实际掌权者。有文济民亲自相迎，至少自身的价值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

　　李云龙的名字让文济民感到久违的亲切之余，却又不免有些遐思——

　　毕竟在军阀的体系里混了那么多年，李云龙没有接受多久党的教育和熏陶，个人多年养成的军阀习气恐怕还是颇重的。

　　想要把李虎臣所部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除了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政治工作，把支部建到连上以深入掌握部队的基层外，做好李虎臣个人的思想工作也是必不可少。

　　从杨虎城同志与红二军的革命实践上来看，实现了军队领导者的思想转向，对于整个部队的思想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风向标式作用。所以，为了尽快使李云龙安心，加入到土共的革命道路中来，才有了文济民此次周至之行。

　　“好，我也期待虎尘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就边走边说吧，等下到了镇上酒家，刚好一起吃酒，我算是替忠祥先请你同饮咯。”

　　文济民与李虎臣握手之后，便含笑主动引他往镇上走去。

　　“好，我们走吧。”

　　李云龙洒然应声道。随后才仿佛忽然记起般，把刚刚另一只手中始终没松开的马缰绳递给了紧跟在身边随从，与文济民并肩而行。

　　古老的小镇在清晨散发着生机，红军把这里解放后所作出的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一系列举措显然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城镇仿佛忽然挥去了老大帝国的那股陈腐气息，伴随着翻身农民普遍旺盛的商品交易需求，镇上的集市发展了起来，热闹喧嚷，颇有些勃勃生机的意味。

　　两人缓步走过热闹的集市，在一处普通的酒家停住脚步，准备一同吃酒。在等待酒菜的时候，文济民轻松地左顾右盼，李虎臣倒也没有见怪，只当是青年人一时兴起。

　　没过一会儿，酒菜还没上来，文济民就停下了四处打转的目光，主动开口道:

　　“虎臣兄，不知在关中的城镇上，是否还能见到这样热闹的集市之景。”

　　“关中之地旱情略显，而旧时修建的水利却大多破败，小户家破几在眼前，又怎么可能有余力继续到集市买卖。富户虽经营采购依旧，需求却远不如与往日，集市的颓败一日日的显著起来。”

　　李虎臣也是见过世面的，对政事虽不精通，却也知道些民间疾苦。此时再想到刚才所见镇上商埠之繁盛，就明白过来其中之不易，显然，他已经领会到文济民话中未尽之意。

　　对于加入土共，李虎臣是没有什么抵触心理的，他见过来做兵运的薄书存同志，对土共的事业与土共党员的品格都有了直观的理解，认为其发展前景颇好。

　　唯一让他有些犹疑不定的，其实是他听闻的红军“党指挥枪”和“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两条纪律。尽管在他的默许下，西北军第二军内部已经基本在连上建立起了党支部，但他本人也难免把“党指挥枪”同古时的监军联想起来，心里不免有些隐忧。

　　这时，既然心中已经下定决心，李虎臣便把这些顾虑和文济民主动坦白。

　　“土共党人是做实事的，在部队上下到基层是为了更好的与士兵们联系起来。党对任何负责军事的同志都没有特别的偏见，也不会凭空去针对某一位同志，原则性才是统一的衡量标准。

　　党指挥枪不是让军队违反军事原则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恰恰相反，这条纪律就是要保证军队不为个人利益或情感所动，不因为个别指挥员的个人私利或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另外，对于西北军第二军政治工作负总责的薄同志，云龙你相处得颇多，应该也比较熟悉。他的品格想必你也有所了解，作为党员，同志们做事是讲原则的，不会去搞什么凭主观臆断来影响军事指挥的事情……”

第91章

和李云龙的会面还算成功，有文济民这位根据地的主管亲自来会面和宽解，他总算把心中的大石放下。在经过初期的寒暄后，两人一面吃酒，一面聊起了关中如今的旱灾情况。

　　虽然没有陕西省委全面统计得那么具体，但李云龙作为反冯同盟军渭河以南总指挥，也有一部分对地方的管理职权，对这一区域内的民情多少有所了解，自然也知道这农作物成长的关键时期没有降水是大灾的前兆。

　　一番交流后，李云龙从文济民这里得知了更深入的情况分析，很快意识到灾情的严峻性。既然下定了决心率部起义加入土共，那应对这场危急治下广大民众的天灾也是他李云龙要承担起的责任。虽然又经过一段亲切的交谈，但直到临行前，李云龙还在为这场天灾而眉头紧锁。

　　目送李云龙骑马离去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文济民终于不再停留，与警卫员骑马并辔行在镇外的绿野小径，一路不多停留，径直返回南郑县的汉中前委办公室。

　　在路上，文济民同样沉浸于思考中。对于关中旱灾，他和其他前委委员已经做了足够的预案，虽然对天灾的规模仍然隐忧，但他们已经做了能够做到的一切，剩下的只能靠时间来检验了。

　　文济民所考虑的是关于国民军驻陕第二军的问题。这支李云龙麾下的部队自从参与了反冯运动，面对强势的敌人，形势逐渐倾颓下来是不争的事实。由于驻扎在渭南，李云龙部负部责了关中对河南的冯军正面防御的任务，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

　　虽然李云龙本人因为这种形式的变化选择了土共的革命道路，积极配合陕西省委的兵运工作，逐渐加强了党对于这支部队的控制和该部的战斗力，但经受了连续的损失后，国民军驻陕第二军的实力大减，兵力已经削弱到此前的一半甚至更少，已经不足两个师，而这种损失目前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即便李云龙部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起义，所面临的整体态势在短期内仍然不会根本好转，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从河南向西的压力依旧存在。要采取怎样的战略来应对？这是一个难题。

　　行程中的时间飞速流逝，当文济民回到南郑的办公室后，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腹案。在快速处理完两天时间内积压的文件后，文济民主动派警卫员去找来其他前委委员，召开前委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杨虎城是第一个到的，文济民的警卫员通知到他时，他碰巧刚刚考察完驻扎在城外的红五师训练情况回到县城里。一听到要开会的消息，暂时无事的他主动找上了正在等待的文济民，聊起了此事。

　　对于策划李云龙部起义一事，杨虎城一直非常上心，给予了陕西省委和去会面的文济民非常多的帮助，设身处地地提出了不少实用的建议。至于为什么不派对情况最熟悉的他直接负责这项工作，则属于组织上对他的保护。

　　经过李守常总书记对土共的组织纪律的完善，现阶段土共的兵运工作过程已经比较健全，对于每位同志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划分得比较清晰。

　　正因如此，在如今革命形势没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汉中前委决定不用起义将领出身的杨虎城来亲自劝导与他有私交的李云龙，是避免他承担可能的连带责任的一种办法，免得有些同志在此事万一不成时对他在此事中徇私情的怀疑。

　　“济民同志，你可算回来了，同志们对你的消息可是翘首以盼。这次和李云龙的会面怎么样，他有没有下定参加革命的决心？”

　　见会议室中的文济民还在思索，匆忙赶来的杨虎城主动提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李云龙在起义一事上已经下定了决心。陕西省委派去国民军驻陕第二军负责兵运工作的薄书存工作得很得力，在军中政治教育和宣传都完成的不错。

　　我这次过去，主要也是作为一个党内级别够高的吉祥物，来打消李云龙最后的顾虑。”

　　文济民从凝神思考中回过神来，暂时放下思路的梳理，对杨虎城轻松地回答道。

　　会议召开之前，文济民对于各个前委委员的工作情况就有所了解，同志们集合到会议室也没有花太久的时间。他和杨虎城只是又聊了几句，南汉宸、魏野畴和高冈等同志就陆续赶到了。

　　与会人员既然已经到齐，前委会议也就正式开始。会议照常还是由书记文济民来主持，他也没有啰嗦，简略介绍了这次会面的情况和李云龙起义的决心后，就引入了这次会议的正题——

　　如何在冯玉祥国民军主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保存住李云龙部这支驻扎在渭南的革命武装。

　　“我的想法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让开大路的办法很明确，既然这支部队无法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正面对抗，那我们不如一反军阀部队的作战思路，主动放开渭南沿线的主要城镇。

　　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冯寻找起义部队进行主力决战，又能配合其他陕西倒冯运动的各个势力对其进行沿途的袭扰，延缓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打击陕西地方力量的进程，实现对冯玉祥部的长期牵制。

　　占领两厢则是从我党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来考虑。从我红二军的过往经验来看，起义前的国民军驻陕第二军虽然轮换驻扎在渭南，但对于该地区的控制力很薄弱，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官僚。

　　因此，我党要在起义后对渭南地区实现深入的控制，反而应当绕过反动力量集中的城镇区域，借助起义部队的力量，将革命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在渭南建立真正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稳固革命根据地。

　　有了广大农村区域作为后盾，这支起义部队在应对反动派的进攻时也将更加游刃有余，获得更广阔的行动空间。”

　　高冈的头脑灵活，长期跟随文济民工作后对他的思路也颇为熟悉，文济民一提出问题，他就迅速想出了办法，主动发言。

第92章

前委会议上，关于李云龙部渭南起义的讨论仍在继续。

　　“硕卿的建议很有道理，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在制定其计划的时候不能忘记工农武装割据这个基本路线，只有扎根农村，才能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

　　冯玉祥这次带领国民军主力从关中回师，核心目的还是消灭旗帜鲜明反对他的反冯运动主要力量。只要抓住了这个核心点，暂时与冯部脱离接触的李云龙部就不难摆脱其追索。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文济民对高冈提出的这个成熟建议十分赞赏，主动表扬后，又看向了其他与会的同志。

　　“我认为在渭南起义一事上，不能采取纯军事的观点。刚刚高冈同志的发言就很好，从政治角度找到了这个军事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还是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地方。

　　其一是救灾问题。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八月，整个关中的旱情已经持续了五个月以上，部分地区这几个月甚至滴雨未下，关中农村大面积减产以至绝收已成定局。极端的灾情就在眼前，综合救灾措施必须要提上我们汉中前委的日程。

　　在此之前，我们汉中革命根据地只在靠西的留坝县进行了前期的救灾准备工作，作为一个救灾的支点，借以对受灾最严重的宝鸡开展工作。而在更东面的区域内，根据地由于防守安全等多方面的原因，暂时还没有救灾的窗口。

　　既然如今李云龙部已部经可惜确定起义，那么我们汉中革命根据地就应当利用当面威胁消除的有利时机，在佛坪县建立一个新的救灾通道。

　　在此基础上，汉中革命根据地既可以在国民军驻陕第二军的同志的配合下救济灾民，又可以派出一批得力的干部，对渭南这一区域的组织力量进行加强，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魏野畴接着说道。在对关中旱灾持续关注后，了解到如此极端强烈的灾情，他也有了新的想法。

　　“其二，对于冯玉祥派遣国民军主力打击反冯运动一事，我认为不能仅仅认为这是对我汉中革命根据地的新威胁，而应同时将其视为关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个机遇。

　　这场反冯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剥削阶级内部的内讧，陕西本地反对冯玉祥的地方势力其实也是我党在当地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阻碍。

　　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清扫当地势力后，必然会形成一个权力真空的时期。这种权力真空加上极端的旱灾带来的国民党统治机构失能，会使剥削阶级所掌握的统治机关失效，且会暂时失去其所仰赖的暴力武装，无力镇压进步的革命力量，更有利于陕西省委发展在当地的组织。

　　所以，在接下来的阶段，我们要派出一批军政干部支援陕西省委，加强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能力。每当冯之国民军清扫一地，我党的组织就可以向一地发展，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野畴同志的思路很具有开创性。我们不仅能在敌人退却的时候发展，把根据地发展到敌人势力薄弱的区域，还要趁反动派内部斗争的特殊有利机遇，向敌势力最强的一个区域发展农村根据地，实现敌进我进！”

　　文济民不禁击节叫好。作为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发展阶段提出“敌进我进”这一原历史上罗帅所提出的翻边战术的人，到汉中革命根据地工作久了，竟然忽视了这一策略。魏野畴的办法，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在佛坪县建立新的救灾路线的问题，我也觉得可行。后面就要老魏你和硕卿一起完善完善，制订出一个可行方案来推行下去。”

　　又经过一番讨论，汉中前委会议终于确定了渭南起义后应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的一套综合办法，制定出了各部门负责的工作任务，各自开始执行。

　　1928年9月12日凌晨，在渭南特委的组织下，渭南起义就在和汉中暴动时仿佛的静默中开始了，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经过从8月底开始的半个多月新式整军运动为主的政治教育，原国民军驻陕第二军正式起义，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军第八师，李云龙任红二军副军长兼第八师师长，薄书存担任第四师政委。

　　起义之后，红八师迅速展开行动，经过诉苦教育后战斗意志和觉悟都提升极大的红八师指战员积极配合渭南党委进行根据地建设，在渭南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同时配合了对旱灾最为严重区域的灾民进行转移。

　　时间再度拨回到现在。时间来到十月下旬，经过半个月的休整，红二军从襄阳战役后的疲劳困难中恢复了过来。

　　在此期间，汉中地方的各个独立纵队给红二军补充的兵源已经训练到位，技战术水平提升了上来，与其他同志的协调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做好充足的准备，可以进行汉中前委所计划的下一步的行动。

　　同时，红二军在襄阳战役结束后的后撤时并非不管不顾地一股脑撤回了根据地，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后撤，同时留下小部队与农民革命武装配合，佯装仍在鄂西一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