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45节

　　永宁山民团里拢共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支枪。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岁数颇大的大地主，姓陆名登高，字仰之，他和本县大户都有联系，常常以势压人，就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私下里对他颇有怨言。陆等高没念过书，却懂点武术，但他因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民团里的事很少管。

　　同时，保安县的县长是县党支部里曹力如等同志的老师，借着他对陆仰之的不满，这个官面上的关系也可利用到革命工作上。在了解了保安县党支部传来的情报后，鉴于当地有利的斗争条件，刘志丹就决定从掌握永宁山保安团的陆登高身上开刀。

　　在刘志丹的主持下，保安县党支部发挥了宣传上的优势，在一开始，就先放了个“烟雾弹”，县里的党团员四出活动，传播贬低陆登高的议论。

　　借助着保安县群众对陆登高胡作非为的怨气，没多久，保安全县就都议论纷纷。“陆仰之是个草包，连个驴也吆不走。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画画，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兵书，又没上过阵，只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的人，不比陆仰之强万分”、“是啊，不能放着将才用蠢才”等等说法不一而足，陆登高在街上转时听说了这些话，气愤万分，却又找不出源头，最后只无可奈何。

　　见条件已经成熟，陆登高也已经急得团团转，刘志丹就派保安县党支部的曹继之、曹力如和王子宜拿上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县长请愿。

　　曹力如单刀直入：“近来本县城内四乡关于民团多有议论，县台想必早有所闻了吧?”

　　县长说：“我也听到一些，不过……”

　　曹力如立即把“条陈”递了上去：“父老乡亲让我们代呈条陈，请县台过目。”

　　“怎么?还有……”县长很吃惊，忙戴上眼镜，接过“条陈”，边看嘴里边“嗯嗯”。

　　王子宜说：“请老师三思，这可是关系到全县城安全存亡的大事!况且……”

　　正说着，县政府里听差的就进来报告：“陆团总求见。”

　　县长还未开口，陆仰之已摇摇晃晃踱了进来，见曹力如、王子宜等一伙人在这里，脸上立即有些不自然，冲着县长一抱拳，说：

　　“唐突了，蒙县台厚爱，兄弟我在民团效力已有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哩！谁知，近来却有些干不下去了!”

　　说着，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不住地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王子宜一伙人。

　　王子宜看他一副摆谱的样子，便故意调侃他说：“怎么?莫非团总近来手气不佳?”

　　大家早对陆仰之整日推牌的“事迹”有所耳闻，如今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连崔县长和进来倒茶的听差都忍不住乐了。

　　陆仰之顿时面如猪肝，正要发作，却见曹力如站起来，专为激将陆仰之似的对县长说：

　　“陆团总找你有公干，我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这个条陈可就留下了。望老师仔细考虑。”

　　陆仰之一听，却把手一摇，说：“不必走开，我正要当着县台大人的面向各位老师请教哩!”

　　“哦?”县长说：“也好，有话就当面谈清。”

　　曹王几个相视一笑，便都借机又坐了下来。

　　“近来咱们县吵得乱七八糟，谁不知道，原因就在县上那些个学生孩他妈受人教唆，不专心念书，跑到街上胡说八道。他们不但非议县政、搅乱民心，连我的民团都让他们快给弄垮了，你们这些学生如今做了老师，不知教学生守法循礼，放纵学生搅乱治安，还游说四乡绅士，拆、拆本团总的台，你……你们……”

　　陆仰之本就抽大烟抽得身子骨虚浮，这一番话讲下来，已是满头油汗了，端起茶盅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他正准备再讲下去，曹力如却趁势站起来，说：

　　“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和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去?”

　　曹力如一席话让陆仰之恼羞成怒，跃起身，拍着胸脯叫骂道：“我陆某人虽不才，也是本县父老乡亲推选，县台委派的。你们这些毛草小子他妈的到底想把我陆登高怎样?”

　　王子宜使了个眼色，便按刘志丹事先和他们说定的，转身向县长抱拳说道：

　　“老师明镜高悬，陆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在乡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况玩忽职守、无所用心，乃至于团练疲惫、民怨沸腾；

　　以前因蜀中无大将，方至陆某人长期位居团总，如今景桂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值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贻误乡梓!”

　　县长听了这番辩论，再加上素来对陆仰之的骄横多有不满，便打算借此机会发作。如能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指使起来总顺当得一些，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便佯装公允地询问道:“登高，你看如何？”

　　陆仰之见县长不给自己撑腰，便情知形势不妙，铁青着脸说：“只要县中父老认为陆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兄弟情愿让给他。”

　　县长连连点头，曹力如等人也齐声说好。

　　于是，众人当场作出决定：三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开场，选举民团团总。请县里士绅、父老投票断之。

　　经过一番吵闹，这“团总选举”终于还是在敲锣打鼓中开始了，陆仰之满脸横肉的家丁借机加入选举，但在据理力争之下，青年学生们也得以参与其中。

　　后来，曹力如他们才知道这选举中是有名堂的。原来，在刘志丹的特意安排下，年轻的学生写完了选票，就主动帮那些不识字的老头们写，凡是选陆仰之的，他们都写了曹力如。有些糟老头子不识字，数了数选票上面写的是三个字就放心了，却忘了曹力如也是三个字。大家听后，直笑得肚子疼。

　　在刘志丹的统筹下，曹力如等保安县党支部成员最终成功掌握了民团。针对眼前这一胜利，保安县党支部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狠抓全县教育系统的工作，借机在最有朝气的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团组织；其二是利用民团这一合法工作，抓紧改组使它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又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

　　在保安县党支部的巧妙配合下，刘志丹往保安县派去了不少党员和指战员，天衣无缝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了陕北第二支红色武装，还利用官面上身份的掩护，建立了地下红色政权，并通过武装工作队在农村的发展，形成了保安县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127章

　　除原石谦部第六旅起义形成的陕北独立旅外，陕北红军还有另外一个源头，那就是原本驻扎在渭南的许权中旅。许权中旅的前身有两部分，其一是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其二是中山军政学校的学员。

　　这支部队是在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叛变革命后，党费尽心血在陕西保存下来的一支革命武装，它前身两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大多是由土共党员担任的，是陕南起义前土共在陕西掌握的重要武装力量。另外，包括政工人员在内的超高党员配比是这支部队的意义超过了其武装力量本身，是革命十分重要的种子。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许权中和史可轩临危受命，遵照土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收到冯玉祥命令合编的新三旅中分别就任旅长和党代表。起初，许权中和部队党组织的负责人史可轩一起，与环伺的军阀势力斗智斗勇，将部队留在关中地区坚持斗争，保存了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到1927年9月时，许权中率领的部队利用驻守在洛南进行整训的条件，不但自行办起了小型兵工厂来自制武器，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训练农民武装，建立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取得了出色的斗争成果，并做好了在渭华发动起义的准备。

　　然而，面对越发严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关中地区到河南一带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在北方局保存实力、边界割据的指示下，陕西省委最终决定命令许权中旅向陕北方向转移，和已经发动起义的红军陕北独立旅汇合，组成土共陕北独立纵队。

　　同时，陕西省委命令渭南特委必须注意斗争形势的变化，及时把地上斗争转化为地下斗争，让其中特别知名的党员干部随许权中旅进行转移，移其余同志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当地坚持斗争，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等待革命形势的有利变化。在这之中，就有组织了渭南小兵工厂兵器生产的北大毕业的老党员杨伟林，他在后来汉中革命根据地的军工发展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唐澍同志于战斗中不幸牺牲后，刘志丹就接手了红军陕北独立旅。他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灵活运用工农武装割据的办法，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基础上，利用两面政权、合法斗争的办法进行发展。到许权中率领新三旅向陕北转移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已经大为扩展，不但巩固和发展了原本的安定县及周边地区的根据地，还利用军阀势力的薄弱环节，把根据地向西延伸到了陕甘边界区域。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红军陕北独立旅发展速度到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即便以刘志丹极快的拉队伍速度，也只是在原本上千的老部队基础上把兵力扩编到两千五百余，应付日益扩大的根据地防御颇有些吃力。因此，陕北省委发来的新三旅向转移的决定对正发愁的刘志丹来说不吝于一场及时雨，大大缓解了他为成果喜人的根据地发展情况而产生的烦恼。

　　1928年3月，冯玉祥命令许权中率领合编后的新三旅到河南去“整训”，实际策划着暗中消灭它的阴谋。见此情形，渭南特委认为不能听从冯玉祥的命令，且许权中旅在渭南继续坚持下去已然越来越危险，在党组织和倾向革命的群众的隐藏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部队主力应当尽快转移。

　　许权中收到了命令后，与党代表史可轩进行讨论，在考虑了渭南特委的意见后，二人一致决定立即开始新三旅主力部队的转移。在出发前，按照陕西省委的命令，史可轩专门召集提前选取出的一批精干指战员进行谈话。他们将作为继续留守渭南广大区域的游击队，在主力转移后依托商洛山继续展开斗争，辅助当地党委的革命行动。后来，也正是通过这批留在渭南当地的游击队，渭南特委对李云龙部的兵运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进而在反冯运动面临失败的情况下将其改编为红八师。

　　兵贵神速，许权中旅在决定下达后本按原计划演最近的路线星夜向陕北转移，但在部队即将启程的时候，富平县的地下党员秘密传来了情报，说该地军阀由生春接到了冯玉祥的命令，准备在美原镇袭击转移的部队，以组织许权中旅向陕北转移。得知这一消息后，许权中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行军的路线，出乎敌人预料的先向东面的潼关方向行进，随后再沿黄河秘密北上，避开敌人提前准备好的陷阱，

　　转移的行动一开始，抛弃了一切不必要辎重的新三旅果然甩开了敌人的目光，在沿途采取不进入主要城镇的行军路线的情况下，很好的保存了部队行动的消息。在转移行动开始的三天后，敌人终于察觉有部队沿黄河行动，误以为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搞什么小动作，警铃大作之下，布置了重兵沿黄河设防，却直到最终也没捉到这支神出鬼没的部队。原来，这些军阀部队开始调动时，许权中已经带领新三旅穿过河津对岸的韩城，向西北直插宜川、延长，已经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和刘志丹派来接应的部队遥遥在望。

　　1928年4月5日，许权中率领的新三旅终于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陕北独立旅在延长县南部的郑庄镇会师，两支红军武装汇聚到一起。随后，按照陕西省委的命令，新三旅转移到了安定县，与原红军陕北独立旅进行统一的整编，成立了工农红军陕北独立纵队，刘志丹任司令，许权中任副司令，史可轩任党代表。

　　当月，冯玉祥率部出陕参加国民党“二次北伐”，受冯压迫的陕西地方军首领李虎臣等当即发动了反冯战争，命令所属的部队开赴潼关，欲断冯部回陕之路。随后，陕西反冯势力就陷入了与冯玉祥之西北军的激烈战斗，陕西军阀部队主力纷纷被调开。

　　趁此有利时机，改编后的红军陕北独立纵队批亢捣虚，大量消灭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周边的反动民团武装和土匪，将原本的游击区巩固为正式的根据地。同时，陕北特委向敌占区派出大量的武装工作队，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把陕北游击区向外进一步扩展开来。

第128章

　　自从新三旅和陕北独立旅合编为工农红军陕北独立纵队后，土共在陕北日益扩大的革命根据地有了枪杆子的支撑就逐渐稳固下来。在这之前，刘志丹采取了灵活的对敌办法，用红军陕北独立旅极为有限的兵力保证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在陕北这个地界，最主要的军阀就是“榆林王”井岳秀，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他感到自己统治被威胁的不安。井岳秀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清早起守着大烟灯，抽到半晌午，长起精神后，才问问公事。自打清末染上烟瘾开始，他这习惯可是有着20多年的黄历尘日了。然而，自从红军陕北独立旅起义后，他的日子就不那么自在了。井岳秀每天睁开眼头件事，就是叫参谋，问南路的情况。

　　那些消息，也着实叫他心惊。一个说，保安东岭上出现了革命军；又一个说，革命军到了南边瓦子川大梢林了；安塞县报告，革命军打了真武洞；靖边县又报告，革命军打了镰刀湾民团；穷苦人都跟上红军走了……

　　打土豪，分牛羊、土地，抗粮、抗款、抗税，传到井岳秀的耳中，似乎到处都在组织农民会、贫农团、妇女会。陕北南路几个县都风传着：“红了，红了!”

　　井岳秀三次派手下的部队去进攻，却都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在兜圈子的过程中糊里糊涂地退走了。这些时日，听得坏消息越来越多，井岳秀整天坐卧不安，终于，他在1927年12月下定决心，给属下下了道命令：

　　要驻守延安的旅长高双城带兵“讨匪”，限期3个月，不肃清“革命军”就要撤职。

　　高双城一看命令，顿时就着了慌，慌如今天寒地冻，不要说打仗，光是走路也得扒层皮。他带着队伍出去几天，四望茫茫的川道，遍野都是飞雪，又能到哪里去找红军的踪迹呢?再说，他听闻“共匪”人人是鬼精灵，个个是飞毛腿，来无影去无踪，在六七个县的地界里纵横，让他带着守备旅去追剿，这不是海里捞针嘛。

　　高双城一时没了主意，便去问手下的幕僚有无好的办法。这一问，还真让幕僚想出了一招可用的办法——

　　红军虽然素来行动无影无踪，但常出现的几个区县却是固定的，他高双成作为外来户找不到红军的踪迹，本地的民团却多少能抓住一些红军的消息。只要他到一个地方就先去走访民团，找他们一起探寻红军的消息，有个向导再进剿起来就轻松得多。

　　至不济，这些民团也算是掌握了地方，只要和他们搞好了关系，暗地里拿住把柄，就算他高双成没找到红军的踪迹完成进剿，能让民团扣住地方消息，再有红军来闹时也不往榆林那边汇报，他也算完成了差事。

　　高双成一听，顿觉是个好主意，只要拿捏住了延安到榆林之间的这些县里的民团，怎么向上去汇报还不是他高双成自己说了算。甚至要是野心大点的话，这样阻断了地方和榆林的联系并实际掌握了这些县，以后高双成自己未尝没有取代已经昏聩了的井岳秀的可能。

　　计策一定，高双成就快速行动起来。留下一个营驻守延安城，他带着其余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闹赤匪”的地区进发。高双成旅当先抵达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塞县，可惜他在这里并没有搜寻到红军，就连风传红军打过的真武洞里，都没有红军的半点痕迹。

　　这也就罢了。高双成想着自己还有另外的办法，“剿匪”不成，他就拉上了安塞县民团的团总一起饮宴，试图拉拢他和自己一起按住以后红军出现的消息，瞒过榆林的井岳秀。然而，他却未曾想这个团总是个老顽固，还是县里几大家族大地主们推出来的代表，对红军仇视得很，坚决不肯和他一起捂住盖子。

　　出师不利，在安塞县这碰了一鼻子灰，高双成攒了一肚子火，却又不能真的奈何这个安塞县民团的团总，在幕僚的连番宽慰下，他只好接着再到“赤匪”消息更为频繁的保安县去探一探情况。

　　到了保安县城，高双城用起攀交情、拿把柄的法子意外地顺利，这里的把总曹力如虽然是个年轻人，但对于利益交换那一套意外的稔熟，不但对压住红军活动消息的事满口承诺，还顺杆爬地巴结起了作为旅长高双成，想攀上自己的关系。高双成虽然在与安塞县团总对比之下对曹力如多了不少好感，却也不见兔子不撒鹰，没许下什么实在的承诺。

　　一番饮宴，众人酒足饭饱之后各自休息。第二天一早，高双成旅就在“保安县民团”向导的带领下去寻找红军。从红军出没过的地点一路找寻过去，却始终没见得红军的踪影，高双成顿时放松了警惕，安排部队原路回城，自己在队伍中盘算着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拉拢和自己并辔而行的保安县团总曹力如。

　　就在高双成旅以松松垮垮的阵型返程的途中，红军却突然出现，伏击打了高双成一个措手不及，丢下了队伍末尾被围住的四个连才惶惶然逃出生天。回到县城，高双成总算松了口气，下令让部下对被红军伏击后的损失情况保密后，才想起让曹力如一起藏住消息的事。由于一同遭受袭击的缘故，他倒没怀疑曹力如这个“保安县民团”团总有什么可疑之处，只当是自己去程走露了风声，才让“共匪”抓住了可乘之机。

　　“高旅长，您率部奋勇作战，为了歼灭城西共匪损失颇多，终于去我保安县一害，卑职替保安县百姓对您万分感谢！”

　　高双成正想着怎么对付眼下的麻烦，曹力如就带着酒肉上门来，一开口，就给他递了下台阶的梯子，没有让他陷入难堪。高双成一面赞赏着曹力如的识大体，一面说道:

　　“力如不愧是县君的弟子，行事真是有古君子之风，恨不能为我麾下一员！”

　　两人一番虚与委蛇，终于达成了对井岳秀汇报时的统一口径，再度把酒言欢起来。高双成因部队遭了损失，不敢再冒进下去，遂率剩余的部队返回了延安，把“剿灭赤匪”的“捷报”汇报了上去。

　　眼望着进犯根据地的高双成旅退去，刘志丹松了一口气。他创新的两面政府、两面军队的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办法虽好，但在前期未免有走路风声的可能，把这次偷跑去“报官”的地主引来的敌人进剿糊过去后，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也会顺利许多。

　　没能完整吃下高双成旅，刘志丹心里还是有些无奈的，但奈何根据地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红军的发展速度，以陕北独立旅的实力，也只能趁敌不备吃下一部分，再用这样的办法防止短期内更大规模敌人的进攻。否则，再有更多敌人来进攻的话，红军陕北独立旅的实力就再难抵御下去，蓬勃发展中的陕北根据地必然遭受更多损失。

第129章

　　从与许权中旅新庄镇会师开始，陕北红军的实力就得到了大幅增强，红色政权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推广日益深入到基层，陕北特委对于不断扩大的根据地控制力逐渐提高。

　　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经略关中的时候，陕北的主力红军兵力已经达到近六千，算上地方独立团和各县赤卫队，刘志丹部红军从实力上已经和在陕北割据一方的“榆林王”井岳秀不相上下。但在土共北方局通过陕西省委发来指示的不断提点下，刘志丹并没有急于进攻榆林、延安等主要城镇，去与井岳秀正面对抗，而是继续苦练内功，不断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刘志丹选择把井岳秀放置一旁继续发展，还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层考虑就是把井岳秀这个军阀留下来，就相当于在国民党那边占住了陕北的位置，防范其他虎视眈眈的军阀的威胁。

　　否则，陕北红军即便打败驱逐了井岳秀，也只会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在军阀势力群狼环伺的环境下并无益处。红军陕北独立纵队如果这样做，就违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很容易在与各路军阀的连番对抗中消耗过多力量，失去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

　　第二层考虑是陕北党委组织在向外发展时可以获得用于掩饰的官面身份，有这一层关系周转，陕北的党员到各地发展革命组织、培养革命力量就方便了许多，可以充分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现有的关系。有一层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做掩护，即使有一些同志在革命活动中意外被捕，其他同志也可以推说他“误入歧途”，还有很大的营救希望。

　　在与红军一年多的对抗过程中，井岳秀也渐渐反应过味儿来，发觉了自己下属团总等人中可能存在土共党组织成员，然而此时的他却也无力改变，在陕北红军愈发强势的情况下，也只能装聋作哑，对土共党员借用他手下身份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被动地与土共陕北特委达成了合作。

　　于是，在挂着陕北“国民党官员”旗号的情况下况，土共陕北特委成功打通关节，不但把游击区发展到陕西中部，还借机向西发展到了省外。陕北特委利用甘肃和宁夏军阀势力与井岳秀部不熟悉的特点，在与陕北相临的宁夏北部和甘肃东北区域内各县建立了党委，把土共人员渗透到当地国民党政府内部，充分获取当地军阀势力的活动情况，给武装工作队开辟游击区的行动打掩护，大开方便之门。

　　趁着陕西大旱的极端天灾，川陕革命根据地前委把基层组织向关中及以北区域发展，不但借机取代了陕西地区相当一部分已经失能的颟顸的国民党政府，还打通了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结合了双方优势后，土共在陕西的发展就更加顺利，能够以更加灵活的办法发展各地的党组织，拓展革命根据地。

　　事实上，由于冯玉祥对于西北军原本地盘的贫瘠一向颇为嫌弃，再加上关陕极端旱情的影响，西北军控制范围的产出更是惨不忍睹，在财税大致得以保证的情况下，他即便听说了一些土共活动的风声也不以为意。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土共川陕前委和陕北特委控制和取代陕西国民党政权的行动更加大胆，实际控制范围在飞速发展。

　　1928年上半年，河州绿教发生了新、老教派之争，担任河州镇守使的赵席聘向刘郁芬报告：“纵观历史，教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最近爆发的所谓新老教派之分，其实只是他们造反的烟幕弹，建议应当以雷霆手段镇压，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刘郁芬听罢深以为然，随即指示赵席聘以造反的名义，将双方主要头目捕杀。

　　甘肃地头蛇马麒等人一直对西北军进驻甘肃很不满，但苦于实力不足，只能保持隐忍。赵席聘在河州这一番杀戮，反倒意外使新旧教派短暂团结了起来，给了这些地头蛇反击的机会。在马麒的鼓动和支持下，河州事变中被枪毙的马宝之子马仲英起兵反抗西北军。在疯狂的宗教煽动和激烈民族矛盾助推下，甘肃的环境仿佛是一个干燥的火药桶，马仲英起兵仿佛一颗火星落在了上面，迅速引起了当地的巨大动荡。

　　5月10日，马仲英部一万余人围攻河州，刘郁芬急调陈毓耀第二十五师增援驻守河州的赵席聘部，最终成功击退了马仲英。战后，因为一番杀戮直接引爆了矛盾的赵席聘被调走，前来支援的陈毓耀接任河州镇守使。在之后两个月里，马仲英又接连两次聚众数万人围攻河州城，而甘肃省主席兼军务督办刘郁芬则两次调集赵席聘、佟麟阁、李松昆三个师，击败马仲英，成功解除河州之围。

　　在这样民族宗教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刘郁芬不得不更加倚重汉族官吏，对从陕西调来的官员尤为欣赏，特别是任醴、徐九龄、校明济等干练的年轻人更是得到他的认可，让他颇有种回忆起能干的宣侠父的感觉——当然，要免了他那张总批评自己的嘴。

　　马仲英三次来犯，惹恼了刘郁芬。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到9月时，他下令驻甘肃的西北军五个师倾巢而出，向马仲英发动了全面进攻，马仲英部一败再败，流窜于甘南、青海、河西、宁夏等地。败军所到之处，一路劫掠屠杀，唯有任醴、徐九龄、校明济等人负责的几个地方在他们带头舍身忘死的战斗下得以保全，成功拖住了马仲英部大半个月。在他们拖慢马仲英部的行动速度后，21师师长吉鸿昌得以追上并包围马仲英部，在彻底击败顿兵城下的马仲英残后部，这次事变终于结束。

　　在激烈的防守战斗中，任醴和校明济不幸牺牲，这让刘郁芬惋惜之余，对剩下的陕西调过来的青年官吏更加器重，徐九龄、方鉴昭、李嘉谟等人纷纷被他引为心腹。这些同志在甘肃省政府出任要职，或作为机要参谋，或出任地方长官，给土共在甘肃的组织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助力。

　　在后续的一段时间里，土共在甘肃和宁夏借助了肃清宗教势力的氛围，把组织扩大到了甘肃东部地区和宁夏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对西北军当地政权的完全渗透。随后，土共在甘肃和宁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在武装工作队的努力下初步建立起来，形成了范围十分广大的游击区。

第130章

　　土共在1928年甘肃的宗教冲突中收获的不仅是一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党员打入到甘肃西北军政权内部，获得了刘郁芬的信任，这项渗透工作在后续的一段时间里逐渐显现出更大的效果。而这个作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冯玉祥本人的决定。

　　等到冯玉祥决定倾巢而出，配合李宗仁的桂系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打击常凯申的势力时，土共的组织已经遍及整个陕西，在宁夏和甘肃的东部也广为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几乎没有任何消息可以逃脱土共党员的耳目。

　　在做出对常作战的决定后，冯玉祥倾尽全力，甚至有了破釜沉舟之念，将原本驻守在青海、宁夏、甘肃等地盘的西北军部队几乎全部东调参与中原大战。在联络的电报中，他甚至说出了“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的决然话语。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冯玉祥任命为西北军后方司令兼陕西省代主席的刘郁芬几乎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只能就地另外招募人手来填充自己的部队。

　　在对陕西人生地不熟加之手下几乎无人的情况下，刘郁芬只好更加倚重原本从陕西调到自己手下乃至被引为心腹的陕西青年官员，徐九龄、方鉴昭、李嘉谟等人都被他安排了招兵买马以组建后方防守军队的任务。借助这样的有利条件，土共陕西省委趁势派出大量人员参与其中，掌握了西北军留守的新成立部队中的大半，对剩余部分也有一定的渗透。

　　当西北军主力已经向东调动的时候，刘郁芬手下的土共党员的活动更加无所顾忌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在公开地行动。然而，此时的刘郁芬连军队都无法掌握，已然拿这些土共党员毫无办法，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地佯装鸵鸟，把一切军务政务都托付给手下的幕僚参谋。

　　不过令刘郁芬意想不到的是，在他彻底放弃经营西北军后方、对西北军后勤工作置之不理后，原本频发的问题反倒在一天天地减少。

　　首先是甘肃、宁夏的宗教民族叛乱。在西北军主力离开之后，当地宗教和民族势力的野心再度膨胀起来，几乎是一日三叛三，两省屠杀之事不绝于耳。刘郁芬囿于手头兵力有限且缺乏训练，对此起彼伏的叛乱势力也只能望而兴叹，不能抽出足够的兵力彻底削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