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46节

　　在刘郁芬放下西北军留守部队的军务后，红三方面军放开了手脚，先是在内部党员的配合下对新成立的“西北军留守部队”进行了彻底的改编，将其一举变为红色革命军队，负责对陕西部分的防守。

　　随后又主动出击，一举消灭了包括井岳秀部在内的多个地方割据军阀，迫使其起义或投降，把原本的军阀部队打散后进行改编，遣散其中不合格的成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红三方面军对原西北军地盘上割据一方的军阀进行了打击，但刻意保留了渭南到洛阳一带的西北军驻守部队，仅以部分兵力进行监视，没有与冯玉祥直系部队正面冲突。

　　取得了对陕甘宁三省主要区域的控制后，参考文济民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处理土客矛盾的经验，川陕革命根据地前委对甘肃和宁夏的叛乱势力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是红三方面军对举旗叛乱乃至敢于屠杀群众的扰乱军队采取坚决的打击，消灭最顽固的宗教民族势力；另一方面，土共在陕甘宁推行彻底的土改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分土地、牛羊，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揭露原本的民族、宗教矛盾中蕴藏的阶级矛盾本质，缓和各种极端情绪。

　　到1929年3月时，土共的办法已经初见成效，在消灭了最极端的民族宗教武装后，陕甘宁三省的叛乱为之肃清。在把大致情况照常汇报给名义上的“西北军后方司令”刘郁芬后，甚至令他开始时以为是粉饰太平的痴妄之语，反复确认真实之后，终于嗟叹一声，认可了土共工作的成功。

　　其次是旱灾的赈济工作。作为诱发冯玉祥不顾后方倾巢出动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陕西大旱的威力自不必说。陕西旱灾波及甚广，包括甘肃、河南、河北、山西、绥远和湖北等省都受其影响，其中陕西和甘肃在旱灾的中心，灾情最为严重。

　　在刘郁芬放弃政务之前，陕西各县旱灾的汇报已然层出不穷，一日饿毙百余人的报告在各县的汇报里屡见不鲜，几乎已经令刘郁芬麻木。虽然他作为西北军的干将，一向擅长在西北军原本贫瘠的地盘上刮地三尺筹集军资，但多年的庶务经验也让他知道，倘若放任灾情继续下去，陕西接下来要死掉的灾民恐怕会以百万计。

　　然而，在土共从刘郁芬和陕甘宁各地军阀手中夺取了政权后，虽然变不出无穷无尽的赈灾粮，但土共党员干部带头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把从陕南、鄂西乃至川北运来的赈灾粮食平均分配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当地党员干部和广大陕西受灾群众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但终究控制住了灾情，没有继续出现大规模饿死的情况。

　　最后，就是后勤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刘郁芬倒算是一直得心应手，虽然西北军整个后方没有太多的资源，军饷和军粮等都要靠阎锡山的晋绥军来接济，但包括拉车的牲口、运输弹药的民夫等等都是他力所能及的，利用陕西大闹旱灾的情况，很是精挑细选了一批民夫去前线干活。

　　出乎刘郁芬的预料，虽然红三方面军控制了陕甘宁这些原西北军的地盘，但并没有停止向前线输送后勤人员。正相反，土共不但继续维持了支援西北军前线的民夫队伍，还一改刘郁芬控制下乱哄哄毫无秩序输送的情况，分门别类做好规划，把分别到西北军各部的民夫队伍管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让刘郁芬收到了来自前线冯玉祥那里的嘉奖电报。

　　当然，土共这样做也得毫无所求，借助这些民工队伍，土共的人员重新和西北军中倾向革命的人员建立了联系，在西北军中重建了党组织，为后续的兵运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131章

　　从1928年11月开始，土共中央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把召开大会的消息通知到各个根据地和地方党委。到1929年1月11日，随着各地代表的陆续到来，李守常总书记宣布土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耳目，保证会议安全进行，会议地址选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永新县才丰乡。这里交通便利，根据地建设时间长，群众基础好，在方便全国代表们抵达的同时能够有效控制会议消息的传播。

　　相比于原本历史上因为国内恶化的革命形势不得不在苏联召开的土共六大，这个世界线上的土共在八七会议后的整体发展形势非常不错。虽然土共也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挫折，但在李守常总书记对革命全局的把控之下，党内革命路线并没有出现反复，反而是借助两次中心城市起义的失败在党内统一了思想，避免了仿佛在比赛激进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在李守常总书记的强力支持和李德胜同志无可置疑的战绩证明下，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军队改编原则在各地党委的革命实践中推广开来，全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会议一开始，李守常总书记先进行了开幕演讲。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

　　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常凯申所代表的反动派所书写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中国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命运，我们也要把广大被剥削阶级的声音发出来，去书写中国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反动剥削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也还是有以日本为代表的诸多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

　　所以，中国面临着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未来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未来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以常凯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土共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群，壮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打败日本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开幕式由从湖北赶回来的李德胜主持，在李守常总书记发表完开幕词后，中央委员们陆续做了报告。

　　首先发言的是李守常总书记，他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指出，李德胜同志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李德胜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随后，李守常总书记倡议，对苏联的革命方针应采取扬弃的态度，有选择地借鉴其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要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随后，李德胜作《论根据地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进红军建军原则，并判定中国的革命战争会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发生巨大变化。

　　最后，文济民做了《论红色政权》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问题的讲话。

　　李守常总书记“不照搬苏联道路，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说法一出，会场里就仿佛被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代表们纷纷开始了讨论。尽管有“党内留苏派头子”文济民为李守常总书记的这个说法站台，但对于土共党人来说，开辟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还是有些天方夜谭之感。

　　在这样的巨大冲击之下，李守常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李德胜理论的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毕竟，李守常总书记对李德胜同志主张的一贯支持在党内外都是知了名的，就连常凯申对土共“匪首”的通缉都是要捉拿李德胜和文济民，以至于客观上掩护了中央在上海期间的革命活动，倒属于意外之喜了。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遭受了太多的挫折和打击，即便是坚决斗争的土共党人也难免有一大部分要依靠苏联的成功来鼓舞自己，所以，学习苏联在他们的观念里属于无可置疑的“绝对正确”。即便土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李守常总书记的坚决推行，执行了包括工农武装割据路线在内的革命方法，但对他们来说也只是因地制宜的权宜之计，等革命走上正轨，还是要回到“绝对正确”的苏联道路上来。

第132章

　　代表们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多久。

　　虽然还是有不少与会的代表对苏联道路充满幻想，还有此时仍在运作的共产国际对土共持续发挥影响，但坦白说，土共内部的“本土派”从数量上已经超过这些人很多。随着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和发展，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在红军内党组织的帮助下重建，这部分党组织的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土共党员数量能够从1927年7月最低潮时的两万左右迅速上升到此时的约二十四万，根据地内的快速增长的党员规模功不可没。

　　所以，尽管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敌后城市工作的党员对于李守常总书记的提法不甚理解，但因为双方数量级上的差异，这项决议的通过并没有遭遇什么实质性的阻碍。

　　其实，尽管土共七大会议上城市和敌后工作的代表数量少于在根据地工作的农村党代表数量，但这样的比例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按数量在党内的比例，已经是李守常总书记在召开会议前考虑到党内团结的决定结果。倘若真的按照共同的比例来选出代表，这些同志与“本土派”同志的数量差距会更加悬殊。

　　会议议程进行到第二项，也就是军事层面的报告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李德胜的发言一开始并没有引发什么波澜。不论是主力红军数量达到约十五万的发展情况，还是对各根据地红军按战略方向重新整编决定，都是各位代表已经提前知晓的事情。

　　有李德胜战无不胜的战绩和一向正确的战略判断做背书，即便是最反对他的路线的城市代表对这两项内容也挑不出什么刺来，只能为什么时候开始攻打大城市而着急。

　　不过，这样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当李德胜讲到当前国内军事局势和红军下一阶段的战略时，会场就再度起了波澜。

　　李德胜首先向与会的同志讲解了当前局势——国民党新军阀全面内战已成定局，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冯、阎、李、汪四方共抗常凯申的局面已经大致显现。

　　由于王尔琢独立师攻打赣州的行动威胁了国民党江西部分，常凯申不得不分兵两个师驻守南昌，加之李宗仁提前做了准备，常凯申的中央军进攻桂系的速度被拖慢了下来，到此时才刚刚推进到湖南和江西的边界，尚未完全解决桂系。

　　而另一边，常凯申收买阎、冯二人的手段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其与桂系的战争迁延日久，阎锡山与冯玉祥也渐渐反应过来，意识到唇亡齿寒的危险，开始联合行动，调兵遣将准备对常凯申的中央军发起攻击。

　　综合两方面的情况，常凯申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很可能以少部分兵力看住桂系，其连连损兵折将之下部队疲敝，很难抽出向常凯申发动反攻的力量。而常凯申与阎、冯二人的战争则会是整场战争的重头戏，其双方部署如下:

　　阎冯联军方面，在西线的河南战场采取攻势防御，将常凯申的中央中军主力牵制在陇海、京汉两线；在东线的山东战场采取攻势，得手后即全线出击，夺取徐州和武胜关。

　　阎冯联军具体的兵力部署是：

　　鹿钟麟任西线前敌总司令，驻扎在郑州指挥，统管西线的阎冯联军部队。陇海线由徐永昌任总指挥，以晋军为主，附以石友三、刘茂恩、万选才、刘春荣、孙殿英等杂牌军；平汉线由张维玺任总指挥，以西北军为主，附以樊钟秀、任应歧等杂牌军；平汉、陇海路之间的豫东平原，配备孙良诚、孙连仲、宋哲元等冯军主力，三路大军纵深部署；此外还派郑大章指挥骑兵集团军沿陇海路南侧向东运动。

　　联军东线以晋军为主，在津浦路部署了晋军主力十二个军，由傅作义任总指挥，俟攻下济南后即直逼徐州，同时任张荫梧为副总指挥，分兵沿胶济路东进。阎锡山设大本营于晏城，亲自督战。

　　常凯申的中央军方面，派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指挥朱绍良、陈济棠、鲁涤平等三路军及夏斗寅、钱大钧和陈渠珍等几个师负责堵截桂军入湘，同时看住在江西、湖南和湖北兴起的工农红军。为集中主力，常凯申将原本派去南昌增援的顾祝同第二师和蒋鼎文第九师调回中原战场，由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徐州驻扎，亲自指挥对阎、冯作战。

　　常凯申的具体部署是：何成浚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徐源泉、王金钰等杂牌军，布防于驻马店至漯河一线；从西北军叛变而来的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韩部调到津浦路对阎锡山军作战；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统率常军主力，在陇海路对阎、冯两军主力作战。

　　反常联军除阎、冯、李基本部队外，还有樊钟秀、孙殿英、石友三、刘茂恩、万选才、刘春荣、刘桂堂等杂牌军，共约七十余万人，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同时，阎、冯、李基本部队均系久经战阵之师，战斗力甚强。但反常联军各怀鬼胎，且从势力范围上来说分割各处，不但面对常凯申金钱和军事上的双重攻势抵抗力很差，还容易被各个击破。

　　常凯申的中央军方面，即便算上收编的杂牌军，其兵力也只约计近三十万人，数量上居于劣势。但中央军得益于其控制范围为财税重地，拥有大量的精良装备，为常凯申一人所操控，且防守范围相对集中，可以指挥如意。另外，常凯申凭借江浙沪地盘财赋重地的特点，又仰仗洋人掌握了对外关税，惯于挟其雄厚的财力收买手段瓦解对方力量，使其趋于崩溃。

　　整体来说，常凯申与反常联军算得上势均力敌。反常联军空有军事优势，对常凯申却很难直接使出来，甚至因为联军看上去极大的优势，内部勾心斗角之下更难发挥出优势兵力的作用。常凯申虽然有着在军阀战争中无往而不利的金钱攻势，却也需要时间来将其转化为胜利的可能，短期内不得不面临军事上防守的劣势。

　　另外，在关外的奉系军阀张学良与常凯申的联系颇深，在其高位厚禄的诱惑下，极有可能在双方陷入僵持后从阎冯联军背后插一刀，引发联军的崩溃。

　　在这样的国内战争局势下，国民党新军阀全都被迫全力以赴，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我们务必要趁着这几个月的革命有利形势巩固和发展现有革命成果，加强根据地建设，把根据地向敌人薄弱的地方延伸过去。

　　从军事层面来说，在这场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中，取胜方大概率是其中极端反动的常凯申。所以我们务必要做好对冯、阎、李所属部队的兵运工作，以期在其军事失败后势力土崩瓦解的情况下争取总数三到六个师大部起义，根据目前我党同志对西北军、晋绥军和桂系军队的组织发展工作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双方的战争结果走向了另一种可能，反常联军取得最终胜利，这方面的努力也不会白费。作为势力鱼龙混杂的联军，他们即便打败了常凯申的中央军，也必然在后续分赃的过程中矛盾重重，彼此决出一个胜负，而这样的结果也会导向对我党有利的局面。

　　就目前而言，处于优势的反常联军中西北军算得上全力以赴，出动了全部主力部队向中原压过去，产生极大的势力真空区域。这方面我党陕甘宁的党委做了许多努力，在当地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快速接手这片受灾的区域，从而实现快速发展。

第133章

　　“随着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当前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动员程度已经很高，且由于这些根据地大多位于经济条件较差的边界山区地带，人口和自然资源都相对有限。目前的南方各根据地大多已经逼近短期的发展极限，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的数量已经占到了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四，群众的负担很重，而在我党完整取得一省的连片根据地前，此种情况恐怕难以改观。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只局限于当前南方根据地的发展，无疑是自限于无形的牢笼。经过一些发展的红军虽然应对当下的常凯申军并无压力，但一旦常凯申消灭了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控制更多财税和兵员来源、吸纳更多杂牌军以进攻我根据地，红军双拳难敌四手，最终难免会落到失败的境地。

　　相比而言，北方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西北方向，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土地、矿产和人口的基础尚在，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仅就人口一项而言，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加起来就有两千万之众，即便按照目前南方革命根据地动员比例的一半来算，也可以在这组织起近四十万红军和相近数量的地方部队。

　　获得了这些额外兵力来源后，土地革命战争的样式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战争形态从游击战为主转化为运动战为主，工农红军就将真正有实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打大仗，消灭敌人更多有生力量，从而解放更多地区。所以，尽管本就贫瘠又受灾严重的西北几省被冯玉祥的西北军队弃若敝屣，但其对于我党来说还是具有极高的价值。

　　另外，从防守难度和战略安全角度来说，以西北方面为主的北方革命根据地也优于南方根据地。从地理位置来看，南方革命根据地大多位于常凯申南京国民政权的腹心位置，其一旦完成了与其他国民党新军阀的兼并战争，就可以轻易的调集大量军队参与对我根据地的围剿。

　　而北方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当前着重要发展的西北方向，不但远离常凯申政权的控制范围，还具有山河之险，可以用相对较少的兵力抵御可能的进攻。在冯玉祥选择率领西北军倾巢而出与常凯申逐鹿中原后，完全空虚的西北诸省对我党来说更是难得的相对安全的发展方向，只需要应付当地割据一方的小军阀，没有大规模国民党军的威胁。

　　所以，从全局态势上来讲，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党要采取北攻南守的整体战略，依托南方现有主要根据地积蓄实力、防范常凯申的后的续进攻，从西北方向敌实力薄弱的环节入手，实现革命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李德胜讲到这段时，台下的代表们低声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歇。这个判断虽然在党中央和军委已经经过反复讨论并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在场大多数代表来说还是颇为意外。

　　就以负责地方工作的代表们的直观感受而言，只觉得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周围形势前所未有的好，发展势头蒸蒸日上，这些问题和危险却是反直觉的。不过，他们的疑惑随着李德胜逐渐深入的报告得到了解答，关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鲜明的数字最直接地说明了问题。

　　“李德胜同志对战略的判断是精确的。”作为中央总书记的李守常接过了李德胜的话，主动为他背书，跟着赞同道。

　　作为李德胜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的领路人，是他引导李德胜成为马列主义者，他足以被称为李德胜“真正的老师”。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上，李守常也是李德胜的重要思想来源，可以说他是李德胜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重要源头。早在1925年底时，他就在领导农民运动和调查分析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了《土地与农民》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分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不过，从原本历史上的星星点点却也能窥见李守常对于权力和职位的态度。他把党内的职位首先视为工作岗位，并没有当成“荣誉与资本”，更不会看作诸如当今的“级别和待遇”，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看作是青年学生必须经受的历练和考验。

　　相对于早在同盟会时期就深入组织革命活动的党的另一位开创者陈仲甫，李守常则更像一位专心学术的学者，并不恋栈权位，在职位上更为超脱，更倾心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李守常临危受命后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如履薄冰，尽管在参考文济民带来的正确历史判断的情况下，利用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推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促成了革命形势的积极转变，但他个人对于许多中央肩负的职责并没有准确的把握，不敢保证在失去历史参考的情况下能继续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当李德胜等同志在红军和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中脱颖而出时，李守常同志也终于如释重负，可以把相当一部分重要职责交给他们，避免自己的错误判断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引起他在此时做出决定的关键契机，正是文济民汇报给他的在红军编制上出现的问题。

　　李守常总书记因为在革命事业发展上的“一贯正确”，已经产生了资历以外的极高权威，即便他做出的决策出现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不敢擅自修改的——

　　“四四制”这一红军编制太过臃肿的问题在红军中众所周知，但直到李德胜主持军委会议决定改革之前，大家也只是采用临时编制改用“三三制”的变通办法，整体上一直沿用这个不算合理的拍脑袋方案。

　　事实上，按一些同志事后的分析，要实现隐藏红军规模的目的，只要在三三制的基础上在师、团两级多设置一些补充团效果也是一样的，还能够避免作战中指挥失灵的问题。

第134章

　　在李德胜解答了几位同志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后，与会代表剩余的疑问基本得到了解答，李德胜也就继续完成他报告中对发展战略的解释。

　　“所谓北攻南守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即全部控制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力争控制绥远和青海；向南防御，即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采取收缩态势，短期内放弃以主力红军出击扩大根据地，巩固湘赣、鄂豫皖以及东江等南方革命根据地，必要时牵制可能威胁北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国民党军，确保向北发展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随后，文济民开始了他的报告。相比于李守常总书记和李德胜同志的报告，他的报告内容以党建工作、政权组织工作和平衡城市与农村工作三个方面为主，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石破天惊，在会场上没有引发什么波澜，但也都是涉及到土共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巩固党的主要工作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作为干部的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我们党在八七会议以来的革命斗争当中，有了迅速的扩大，新成分涌进，已经由比较小的只有约两万人的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有二十四万党员的党。这二十四万党员里有二十一万多是新加入的，成分相当复杂。虽然新党员里面很多已经成为好的干部，但是，大批新党员现在很还很需要党更多的教育。

　　同时，我们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被分成许多小块的地方坚持斗争，坚持长期的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我们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比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不好的倾向。

　　这些情形也告诉我们党，现在更加需要党员的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我们的内部。我们党的任务是这样的重大，只有我们党员都时刻注意自己的党性，才能使我们党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这个革命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最终走向胜利。

　　具体到党性的问题上，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弄清我们土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并且它本身都具有些什么特征?

　　首先，我们的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就是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这个社会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

　　其次，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原来在经济上多半是独立的、个人的、分散的，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

　　最后，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血统化了的无产阶级那样的集中和受过严格的锻炼。他们自身不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中脱胎出来的，便是刚从破产的小资产者中出身的，甚至自己是产业工人，但同时又与农村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前面所述那些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在我们党内虽然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的部分中确实是严重的，存在着严重危险。

　　那么，为了克服这些倾向和现象，为了增强党性的锻炼，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该在哪些方面修养呢?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

　　要使我们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我们党员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不管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为了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得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然而要成为一个忠实和坚定的真正共产党员，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

　　第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要必须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否则，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

　　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以马列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同时，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党员的利益和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

　　因此，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他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

　　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和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和遵守纪律，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