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8节

　　此次事件后，李守常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虽然他仍未能彻底动摇当时党的错误路线，但借此获得了更多同志的支持，为后来党内格局巨变时的众望所归积累了力量。

　　在土共的路线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党政权终究还是背叛了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了所谓的“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分共”的报告，对土共大肆攻击。

　　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决定同土共决裂，从而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这一次政变的过程中，由于有李守常书记所支持的文济民为土共中央提供的秘密情报，留在武汉坚持斗争的同志中，被捕牺牲的人员大为减少——

　　但依然有很多同志牺牲。

　　于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最终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土共中央在随后的1927年8月7日，于湖北的汉口召开了决定党的命运的中央紧急会议。

　　在这次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以陈乔年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央委员批判和纠正了陈仲甫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李德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也是李德胜与文济民的初次见面，下次相见，就要到上井岗山建立根据地前了。

　　八七会议通过了《土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重新鼓舞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土共指明了新的出路。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李守常、瞿秋白、罗亦农、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为邓中夏、伍豪、李德胜、彭公达、张太雷、文济民、李立三。

　　会后，临时中央局选举李守常、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李守常主持中央工作，暂任土共中央总书记。

　　新的临时中央局决定设立土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瞿秋白任北方局书记，彭公达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文济民任秘书；李德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会议后，李德胜以土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文济民则辅助罗亦农同志重整长江局，在现有基础上重建党的组织，更新组织方法，并推广他经过北京天津和上海同志反复验证行之有效的地下工作经验。

　　对于罗亦农这位曾经的土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文济民作为后来的留苏学生自然早有耳闻，但因为两人留学时间上错开，始终缘锵一面。

第22章

　　时间线回到当下，文济民在汇报完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相关情况和成果后，就得到了去北方的任务。按照本次中央会议的集体决议，这次前往北方开展工作的行程并非是文济民自己单独出发，蔡和森与王荷波两位同志也将带着任务和他共同前往。

　　和文济民作为专门负责组织起义的特派员身份不同，蔡王两个同志去北方工作内容算得上相对稳定。他们将接替回到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彭公达两位同志，负责接管北方的组织工作并建立土共北方局。

　　当然，让这两位和文济民比较熟悉同志接过北方的工作，也是考虑到，尽量给文济民接下来主抓的北方起义工作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毕竟，在革命基础更为薄弱的北方地区，要想成功组织一场大规模军队起义，所要面临的难度是空前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土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决议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暂时行使土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在此之前，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仲甫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他各项错误后，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瞿秋白这位曾在苏联被列宁接见过的同志被历史证明并不适合这个职位，他既没有自己明确的路线，又不能平息党内各种思潮的纷争，致使八七会议后很长时间党的路线始终在左右摇摆，受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影响反而加深了，不少同志各行其是。

　　他终究不能制止党内的政治斗争，甚至自身都在米夫和陈绍禹等人不断搅动的政治风潮中被剥夺政治地位，最终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福建长汀被捕后就义。

　　而原历史上的彭公达一直受李德胜影响颇深，对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阅读很多，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路线。

　　不过，他受苏联革命成功后盛行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很大，在马日事变后与林蔚、刘子刚等人组成土共湖南临时省委，领导湖南革命人民坚持斗争，并提议发动30万的农军围攻长沙，以反击国民党新军阀。

　　彭公达和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反攻长沙的计划，并成立了工农义勇队中路军司令部。

　　会后，他们发动和组织湘潭工农自卫军万余人，集合于姜畲、云湖桥、易家湾一带，准备5月31日和长沙附近的浏(阳)、平(江)、安(源)、醴(陵)、长(沙)等地10万农军总攻长沙。

　　后因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阻止，停止了这次行动。随后，国民党新军阀在湖南对土共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更疯狂的屠杀，土共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

　　在八七会议后，彭公达随李德胜回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负责在省委配合李德胜的工作。

　　但因其注重实际情况，支持李德胜的秋收暴动后的一系列决策，在省委中未采纳国际代表马克夫(即马也尔)不顾当时革命低潮时期的紧迫形势对省委提出的在当晚或次日晨发动长沙暴动的要求，被其告上土共中央。

　　10月24日，他被中央派出的罗亦农和王一飞解除省委职务，改任湘西特委书记，随后又在11月的中央会议上因坚持与李德胜同志相同的路线被开除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并被予以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后来，他在湘西和安源等地坚持斗争，恢复或建立了常德、桃源、汉寿、石门、慈利、澧县、临澧、溆浦、麻阳等县的党组织，但最终于1928年7月在安源不慎暴露后被捕，8月被押送长沙后就义，历史上被杀时年仅25岁。

　　李守常同志在继任土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后，之所以在八七会议上力主选派瞿彭这两位同志首先去组建土共北方局而非王荷波与蔡和森，是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考虑到此前主持土共北方党组织工作的是威望极高的李守常同志自己，继任者只有党内影响力足够才能顺利展开工作。

　　从这方面来说，选派名声在外的瞿秋白同志前去算是人尽其用，利用他的威望，可以更顺利地推动北方的土共党组织向土共北方局改组。

　　而涉及到其所不擅长的组织路线确定和党的工作方法改进等问题，则有文济民在李守常的帮助下于南下前对北方的土共党组织进行过的充分改造，内部路线得到统一，组织方法和地下隐藏技巧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需要他再费什么心思。

　　其次，基于文济民带来的资料，李守常总书记已经下定决心把北方整体的起义暴动尽可能延后到机遇更大的1928年中，在此之前土共北方的党组织应尽量发展各地党委，拓展群众基础，为最终到来的暴动积蓄力量。

　　而这些工作正是彭公达同志的强项，他在湖南的长期工作中展现了非凡的才能，正好可以前往北方局大显身手。

　　至于他在文济民原本世界线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不擅长军事斗争的短板，则因为李守常总书记做出的1928年中旬以前暂不主动在北方发动起义的规划而得以规避。

　　最后，将王荷波与蔡和森同志先留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也是李守常总书记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使他们在中央发挥平衡党内力量和加快党内路线转变的作用。

第23章

　　历史上的八七会议后，苏联共产国际操控土共的影响愈发地凸显了出来，很多斗争的失败都是来自共产国际特派员盲目乐观下的瞎指挥，革命逐渐陷入了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土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这对于土共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特殊的机遇。倘若原本历史上八七会议后几年内的土共中央不那么混乱，而是在一个领导核心的凝聚下大致统一路线。那末，在错误路线导致了巨大损失后召开的八七会议或许能如同遵义会议般，使土共得以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真正地走向独立自主，逐渐走上属于中国的革命道路。

　　而在这个世界线，在坚定地抓住这次机遇后，李守常总书记也不得不把大量的工夫花在了在与苏联特派员斗争和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上来。

　　特别是在土共党的内部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脑海中打着唯苏联是从的思想钢印的情况下，摆脱这种影响和争取斗争的胜利尤其地困难，他也只能努力把苏联的影响控制在中央，以避免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各地的革命形势，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

　　因此，王荷波和蔡和森两位斗争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同志留在中央平衡就很重要了。还是多亏了他们在苏联同志面前的独立性和坚韧，在他们的坚决支持下，李守常总书记才有了足够的时间扭转党内风气和验证工农武装割据路线的正确。

　　在以李德胜和文济民开创的井岗山根据地为代表的诸多南方农村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铺垫下，逐步对土共做出了有效整合，消除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土共过强的干涉力。

　　而如今，在没有了陈绍禹和米夫等为了个人野心里应外合搅动风云的始作俑者的情况下，党内的政治风潮得以渐渐平息，李守常总书记总算实现了对土共中央的有效掌控，他们在中央的使命也算告一段落。

　　在中央目前处于事务运行而非政治斗争场所的情况下，土共党需要他们在更能施展拳脚的地方发挥作用，推动革命的发展。

　　碰巧，此次文济民赴任后，土共北方局在配合他发动暴动上的工作压力很大，正需要蔡王二人来掌控全局。

　　在原历史上的1924年12月，土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决定成立土共中央北方局，李守常任书记、谭平山为副书记，此为土共北方局的第一次设立。北方局负责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满洲等地党的工作。到1925年初，北方局第一次撤销。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决定设立土共中央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工作。

　　9月初，北方局在北京成立，这是北方局的第二次设立。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负责领导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古的党组织，当月下旬，北方局从北京迁驻天津。

　　10月，王荷波在北京被捕，不久牺牲，由蔡和森主持北方局工作。11月，中央正式通报各省取消北方局，这是北方局的第二次撤销。

　　1930年8月，中央临时会议再次提出成立北方局，以贺昌等五人组成北方局，贺昌任书记，这是北方局第三次建立。北方局同时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由贺昌、温裕成、余泽鸿三人组成。

　　这一时期北方局及北方局总行动委员会领导顺直、陕西、山西、山东、河南、陕北以及甘肃省党组织。12月，土共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取消北方局，月底，北方局结束，这是北方局的第三次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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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3月，中央派孔原（代名田夫）以中央驻北方代表名义，主持恢复北方局工作，这是北方局的第四次设立。

　　同年5月，孔原去上海前决定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高文华、柯庆施、李大章三人为主要负责人，高文华任书记，后来十多年间，北方局又经历了多次主要负责领导变动和办公地点改变。北方局领导河北、山东、山西、陕北特委和北平、天津工作。

　　到1945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察冀、晋冀鲁豫中央局，北方局经历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撤销。

　　土共北方局在原历史中经历的反复的设立、撤销和重建与北方复杂而艰苦的危险斗争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土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于北方革命任务安排的变化。

　　其中，王荷波与蔡和森二人正是作为第一次重建北方局的负责人与秘书在八七会议后前往北方工作，但这个世界线里王蔡二人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因为中央工作的需要和革命形势的不同，两位同志没有成为八七会议后主持恢复北方局的人，而是留在了中央工作；

　　另一方面，因为在中央工作期间蔡和森同志的突出贡献和清晰而正确的革命道路认知，反而后来居上，在这次继任北方局的工作中与王荷波同志地位倒转，成为了下一阶段土共北方局的主要负责者。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的变化后，文济民很快和即将旅程同行的蔡王两位同志汇合，带着各自的行李准备登船，从申海直接坐到天津。

第24章

　　“这一次去北平，你们的工作担子很重啊！”走进蔡和森与王荷波的船舱，习惯性地确认了安全后，文济民主动开口。

　　“文特派员可别这么说，谁不知道你向来是哪里革命任务最重往哪里跑呀！

　　我们这次去北平，主要工作是推动北方局的工作重心从暗中发展组织和扩大群众影响转移到为发动起义做好各方面准备上来。

　　具体到发动工运、兵运和农民运动以策动起义等具体的任务，都还是要你在前方来具体主持的，最重的担子落在你的身上，我们在北方局只能算给你做辅助工作咯。”蔡和森主动开口道。

　　作为李德胜同志的至交好友，蔡和森在申海的土共中央工作时，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与李德胜保持偶尔的通讯，在信中很多次见到他谈起文济民。

　　再加上他在中央工作中不断收到的井岗山根据地有关文济民工作成果的汇报，蔡和森想不对文济民印象深刻都难。

　　另外，蔡和森与王荷波两人在土共中央的工作中没少与曾和文济民共事过的同志交流，多少对文济民一贯工作风格略有了解，配合起文济民这个攻坚克难的能手来多少会有一些心得。

　　“行，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我之前在井岗山根据地工作的时候，常常听李德胜同志讲起和你一起求学和参与革命的经历，对你多少算有一些了解。

　　你和荷波同志这次去北方局接管工作毕竟是初来乍到，要注意和同志们一起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要像在井岗山前期的德胜他说话那么直，弄得其他同志们都下不来台咯。

　　毕竟，这次你们到天津去开展工作，那里的同志可没有我这样的厚脸皮，能不怕挨骂在一边打圆场。

　　要充分相信北方局的组织和同志们，虽然他们没经历过南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高潮，对各种革命具体的事务会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我们应当相信同志们的革命觉悟和追求进步的决心。

　　遇到他们的不足和问题要提出来，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一棒子打死。让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觉悟和工作能力，跟上革命脚步就是好同志嘛……”

　　文济民对蔡王二人不厌其烦地说着工作的注意点。他在井岗山做惯了辅助脾气火爆的李德胜同志的工作，一度被同志们戏称为“文妈妈”的绰号可不是白来的，半年多的革命工作做下来算是把他的脾气彻底磨没了。

　　没错，谁让他对李委员有着发自内心尊敬呢。

　　对李德胜这位心中几乎只有人民的同志，任何三观正常的人在了解他的人生事迹后都很难生出恶意，更不要说他在原历史上那无数次正确的战略判断和决策是多么让人震撼。

　　也难怪陈毅同志在私下里对同志说，“李德胜同志总是正确的，凡是我们认为他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走错路了。”

　　在井岗山根据地的长期工作中，文济民把自己摆得很低，面对年轻版李德胜言语锋利的直白批评，往往能够毫不在乎脸面地作出自我批评，在之后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李德胜同志对闻过则喜的搭档文济民实在难以产生什么持久的负面情绪，在他不断旁敲侧击的劝告下终于还是听进去了文济民改善工作方法的话，对同志们的批评多有注意，依旧直指本质且发人深省的情况下语气柔和很多。

　　（当然，这也有根据地发展顺利的缘故。在文济民不断的努力下，终于还是为李德胜的革命实践争取到了足够遮挡来自同志对革命的破坏的政治保护，李德胜不用不断为那些人捅的篓子而焦头烂额，自然不必常常气得大动肝火）。

　　另一方面，有文济民在工作中做示范，作为中央派来的同志能够不顾及脸面地在会议上主动接受李委员的尖锐批评并自我批评，其他同志实在觉得自己受到的批评不算什么了。

　　而李德胜同志指出的工作问题也都确实存在，他们自然从心底里消除了抵触情绪，李委员在同志们中也就受到了更多的欢迎。

　　“文特派员，我们在你来之前就讨论了一段时间。从守常枢机在我们出发前提供的信息来看，我认为这次北方局起义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还是在山东这里。

　　这里敌人的实力更强，虽然我们在山东展开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进展不错，革命的群众基础很好，但在山东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却十分不顺利，就目前而言，在山东地区发动起义后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十分的困难。

　　按照李德胜同志提出的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基础来说，一方面，山东缺少大革命的深入影响，没有革命的传统和群众的组织基础，这一点在过去大半年北方局同志们的艰苦工作中得到了克服；

　　另一方面，在山东发动起义，没有成建制的倾向或同情革命的军队，一旦发起暴动，边界红色政权没有红军的枪杆子的支持很难在反动军队的进犯下保存，革命群众必将遭受残酷的屠杀，革命形势就会转坏，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解决。

　　相比之下，陕西有亲近革命的杨虎城将军所部作为有力支持，暴动发起后就有了保卫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革命形势其实是十分有利的。济民同志去到陕西后，大致只需要详细调查一番，把握兵运和农运的进程后就可以进行起义的准备了。

　　另外，我对济民同志给同志们传授的敌后工作方法和党委组织工作经验早有耳闻，等你到了陕西，就要麻烦你对在陕西工作的同志手把手地引导和示范，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了。

　　等到陕西革命取得进展以后，我们北方局就可以考虑怎么去啃山东这块硬骨头了！到时候，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给山东将要建立的红色政权找到红军的力量。”

　　听罢文济民的工作注意事项讲解，王荷波不免产生了讨论的兴致，主动聊起他们接下来在北方局即将开展的主要工作内容。

　　工人出身的王荷波对工作的困难有着充分的认识，但一向勇于承担重任的他并不为困难所阻扰，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革命的事业解决阻碍。

　　“关于这一点，我在出发前跟李守常总书记和李德胜委员都有过几次交流，我们一致认为当前的起义工作重心是在陕西，那里的条件得天独厚。

　　只要革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就能拥有稳定的后方，这对接下来整体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对杨虎城和其所属部队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的工作也不能放松，兵运的成功与否是根据地前期发展的生命线，有无一支关键武装力量的差异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