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线穿越指南 第9节

　　一旦杨虎城部起义遭遇意外，刚刚建立的根据地很可能无法封闭关口，要与敌人反复拉锯，根据地的发展会减缓，甚至整个北方的起义工作都要延后，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也会造成影响。

　　因此，我们要抓住杨虎城部兵运这个主要矛盾，确保在北方建立第一支党的正规武装。

　　此外，在发动起义后，我们要在这支起义部队打好基础，建立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确保对枪杆子的充分掌握。

　　我们要让起义后的红军真正转化为人民军队，之后的一切工作才有了抓手。

　　要注意，即使我们在发动起义、开创南方根据地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北方的政治形势和各种自然及社会条件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北方的工作上还是新手，不能带有轻视的心理。”文济民先是微微赞同，随后又话锋一转补充说:

　　“尤其是你，和森同志，你的革命理论基础很扎实，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是有信心的。

　　但我们革命的工作需要客观和谨慎的调查才能有效推进，不能因为个人的能力就凭主观想法行事，这样违反客观规律的唯心思想是无法导向成功的。

　　不论我们的心里多推动党的革命事业有多着急，在推动北方革命工作的事情上，还是要回归到唯物主义，要做到在充分的调查后行动。计划落实到行动上也要稳扎稳打，只有这样，革命工作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山东的起义工作……”蔡王两位同志话开了个头，很快就止住。

　　以他们的水平，只要思路正确不难理解文济民的策略，特别是他们在中央工作很久，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了解很深，刚刚也只是暂时一叶障目，忽视了根据地发展的全国联动。

　　事实上，井岗山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对于其他南方根据地压力的缓解和起义条件的改善是肉眼可见的，当北方第一个根据地建立起来后，更多调动敌人的策略就将成为可能，原本暴动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也有机会建成边界红色政权，全国的革命形势又将有大的发展。

　　“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样。”文济民看到迅速领悟的蔡王二人，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近期还是有一些额外的情况。之前在中央会议上提到过，今年各个南方根据地会在几个方向上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发展，有一些是通过对敌人的反复调动和削弱创造反动派势力的空档，从而实现跳跃式地发展新根据地。

　　至于陕西根据地，其一旦建立起来，能够在新的方向上对国民党反动派形成威胁。

　　其对山东的支持并不是直接的，一方面通过与南方根据地的联动打击国民党新军阀，在敌势力薄弱区域建立新根据地，不断吸引国民党军的部队；

　　另一方面建立稳定后方以后，就能发展更大规模的根据地工业，给革命军队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和其他支持……”

　　文济民的话虽说的不够详细，但略一谈及战略，蔡王二人就立刻醒悟这全国一盘棋的策略在局势上的精妙之处。

　　山东的革命局势困局有了更多破解的可能，蔡和森与王荷波算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大的把握。

　　虽然革命工作的关键问题是在其他同志的努力下解决的，但蔡和森与王荷波两位同志心态放的很平，他们在长期的中央工作中，已经养成了甘当革命绿叶的良好心态。这也是他们被选中做文济民北方起义工作后盾的核心原因。

　　谈话告一段落，三人吃过随身携带的食物做晚饭，就各自回到床铺上休息，安静地等待船只抵达目的地。

第25章

　　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19号，一座普通的二层红砖小楼，土共北方局驻地。

　　“根据去年中央在汉口八七会议上的决议，北方区委在重组为北方局后，在白区工作路线和起义工作上都作出了更深入的改变，把李守常总书记离开前就提出的工作方法策略改变贯彻到底，以长期潜伏发展党的地下组织为主，积蓄力量等待革命高潮的起义时机。

　　截止至目前，北方局在北方各省区县的组织力量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增强，成功重建或初建了一大批地方党委，强化了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文济民同志此前传授的工作方法很有参考意义，在北方局改进了工作方法后，北方各地潜伏的同志暴露和被捕的概率大大下降了，而绝大多数营救同志和打击叛徒的活动都进行的非常成功，党稳步地向前组织发展……

　　同时，因为近期国民党新军阀在北方的大发展，借用国民党的外皮，北方各省的同志借机获得了在北方各地自由活动的机会，北方农村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大发展，党组织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

　　此外，同志们在群众工作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虽然因为经验上的缺失和对中央下发的任务理解不够充分而存在许多细节上的问题，但他们的调查已经足够详细和全面，能够给下一阶段开辟北方农村根据地提供决策的依据。”

　　作为即将交接工作回到中央的北方局书记，瞿秋白同志对北方局这大半年的工作热情很高，谈起北方革命工作称得上头头是道。

　　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李守常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北方区委同志的被捕，土共北方党委在随后的反革命政变中不断遭受损失。

　　在大革命失败、北方地区党组织失去领导中心的情况下顺直省委组建的组建了起来，对重建北方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及开展革命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顺直临时省委成员在机关驻地、省委组成人员等问题发生持续的纠纷，致使部分党员对省委不信任。

　　特别是彭述之主持顺直省委工作后，继续坚持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执行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把自己封闭在省委机关里，放弃了党委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使党只有上层机关而无群众工作。在组织上搞家长统治，压制党内民主。

　　8月中旬，顺直省委宣传部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等人被敌杀害后，彭述之更加恐惧，导致党的工作完全停顿，引起广大党员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

　　直到1927年9月，王荷波、蔡和森到达天津后，召开北方区委会议，重建了土共北方局。

　　随后在9月中下旬，又重组了顺直省委，改选李锦堂为书记。执行北方局的任务，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彻底纠正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重新团结党的队伍。

　　但由于北方局过高地估计了接下来的晋奉军阀战争给革命造成的有利条件，匆忙地组织暴动，忽视了秘密工作的原则，特别是在北京进行了“广告暴动”，暴露了党的力量。

　　加之叛徒的出卖，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及北京市委成员等18人于10月18日被捕，后遭敌杀害。随后，北方局、北方局军委和北京市委等秘密机关亦遭敌破坏。

　　因为留苏派的影响，北方局走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不经考验、不加选择地吸收工人入党，甚至盲目地让未经历党务工作的普通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领导层，使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严重对立，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力量。

　　此外，由于一些党内的同志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主观忽视国民党反对派叛变革命的事实，在国民党军打到天津、北京后，竟主动放弃了斗争，认为什么“革命胜利了”，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叛变。

　　相比于北方局历史上到此时的情况，在文静明积极的干预下，这个世界线上北方局的情形大为好转，革命力量得到有效保存，革命组织在敌人的夹缝中蓬勃发展。

　　瞿秋白同志虽然有一些书生气，但是他在北方局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才能，第一次体会到了一展所学的愉悦。

　　而在北方局做这么久的党务工作下来，瞿秋白也有了足够的政治敏感，当然明白土共中央在北方局人事上大动干戈的调动意味着政治上的变动，如果预料不错，北方局的工作重心将会发生大的变化。

　　就瞿秋白所了解的北方当前山雨欲来的局势而言，国民党新军阀对奉系军阀的胜利就在眼前，其内部矛盾的激化也在表面和谐的湖面下酝酿着。

　　反动派内部矛盾的激化就意味着代表着革命工作的机会，北方各地的起义工作恐怕不久就要开始，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在这么久的准备后终于要开始建立了，他的心里难免有些低落。

　　不过，作为参与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他自然能够以党的革命工作为重，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经过这么久的党务工作，瞿秋白同志也多少明白了自己的长处在理论、组织等党务工作上，其他同志们所负责的敌后情报工作和暴动筹备工作等事务工作的统筹实非他所擅长，而这恐怕也是中央在此关键时期临阵换将的原因，想通了这点，他心里最后一块包袱也终于放下。

　　不过，瞿秋白心中仍然存在一些疑惑。他自己确实不擅长发动群众的工作，但对彭公达同样调任回中央这件事却不能理解。

　　于是主动他问道:“彭公达同志在北方局负责的发动群众工作和辅助我进行的恢复各地党委工作都完成的不错，不知道中央这次调公达同志回去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任务吗？”

　　“瞿秋白同志，彭公达同志，你们在北方局的工作是很有效的。刚刚我看了一些文件，北方局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区域的每个县的县委基本都建立起来了，计划中的兵运和工运也都成效显著，甚至有相当范围的农民运动在同志借用白区身份的掩盖下被组织起来了……”

　　蔡和森并没有立刻回答瞿秋白的疑问，而是先表明自己对这两位同志此前负责的北方局工作的完成度十分满意。

　　虽然他和王荷波在申海中央的工作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进的经验，但这一切想要落实还是需要比较良好的党组织基础作为工作抓手，在瞿彭两位同志工作完成到位的情况下，他们后续要做的调整就少了很多。

　　随即话锋一转，隐隐提及了中央在下阶段战略上的计划，在不泄露机密的前提下暗示了他们接下来可能要开展的新工作。

　　“你们这次回到中央，估计能听到很多南方的变动，等你们汇报完毕后差不多就会分派新的艰巨任务。到时候公达可就能再和李德胜一起工作咯！”

　　“这样吗？那太好了！”

　　瞿秋白和彭公达两位同志对视一眼，眼中同样燃烧着兴奋的火焰。

　　自从八七会议后他们就来到了北方，虽然从中央传递的通报里多少了解南方根据地的快速发展，但得知中央选择在南方再有大动作，那一定是大革命后备受打击的南方革命形势走出了低潮！作为革命同志，他们又如何能不为这种振奋的消息而精神鼓舞。

　　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北方局工作的交接进展得很顺利。在翻看文件时，蔡和森不禁轻声地读起了其中几份，里面的消息令人瞩目。

　　“果然是刘志丹同志！他这行动力可够强的呀。”看了看蔡和森刚刚读过的几份文件，文济民毫不意外的在上面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负责党在陕西各项工作的这几位同志主观能动性可谓是无比的充分，文济民此前在营救北平被捕的同志后，给其他暂时安全的北方同志传递消息后，也做了基于他个人所知历史情况的提醒。

　　而从随后的消息反馈来说，陕西省委的同志们充分抓住了情报中的机会，对工作改善的最为立竿见影。

　　“对了，还要和你们说一点。我们在敌后工作中保证对伪装身份所对应的社会生活和工作要充分拟合，才能避免敌人发现的危险。

　　和森同志可不像我这样只要装成个有钱的富家子弟行事就好，你用来掩饰的身份是南开大学新来的教授，可要好好地备课啊。

　　王荷波同志的敌后身份倒不难扮演，工人群众在天津再常见不过，你也有多年的工人经历，只要在生活中注意细节就好。”

　　文济民想起敌后工作的关键注意点，因为蔡王二人要长期在天津这个错综复杂的白区城市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们在当地用作掩护的身份还是要好好维持的。

　　土共中央北方局驻地距离南开大学只有差不多4公里，对蔡和森来说，既能使偶尔上课时不太麻烦，又和学校保持了足够的空间，以免被普通的学生们频繁注意到，进而最大程度降低党组织暴露的风险。

　　而这里距离天津工厂区的距离也不算远，王荷波在定时的中央工作之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深入天津的广大无产阶级中，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也是他在敌后最强的保护色。

　　“和森跟济民同志你一样，可是喝过洋墨水的大才子，只不过你去的是苏联，他参加革命前去的是髮国。这上课的问题可不用我们担心哦。如果他忙于党的工作而实在没有备课，在学校和同学们聊聊天讲讲髮国留学的经验也能过得去嘛！”

　　王荷波笑道。显然，在中央长期的共事使他和蔡和森有了对彼此充分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谁让这个时代影像记录还不够普及呢，即使是以和母亲一起到法国留学而闻名一时的蔡和森，在北方也罕有人能认出来，这给改换身份敌后潜伏的工作降低了不小难度。

　　当然，王荷波表现出来的对蔡和森的高度友好有些出乎文济民一开始的预料。

　　这使文济民大大地松了口气。这两位同志在北方局的工作是他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最大的后盾，两人若是不和，恐怕他得不到北方局的帮助是小事，整个北方革命形势也会发展得更加艰难。

　　此前文济民还担心两人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工人出身会处不到一起去，但显然作为李德胜挚友的蔡和森不会瞧不起工人同志，王荷波在中央的工作里对蔡和森的能力也有了充分的认识。

　　不得不说，在李守常总书记的调整下，这两位搭班的同志磨合得很好，在上任后，确实能够给文济民以最大的支持。

第26章

　　“北方局总部在法租界，人员鱼龙混杂，同志们往来的踪迹比较容易掩盖，确实很适合适合隐藏。

　　不过荷波你跟蔡和森同志选择分开的不同住处这个准备是正确的。你们用来掩护革命工作的身份差别很大，平常住在相邻近的位置很容易被敌人察觉到身份的端倪，你们这一分散开确实能大幅降低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漫步在旧天津意大利租界边缘，心里感慨着这里与百年后作为意大利风情区的城区之间的沧桑变化。文济民同时警戒地暗中观察确保周围安全后，对王荷波同志说道。

　　天津的租界被惯称为“八国租界”，但到1928年其实还剩下英、法、日、意、比五国的租界。

　　其中，美租界在1902年时已并入英租界；一战结束后，当时的战败国德、奥的租界被顺势收回；俄租界则在十月革命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被收回；倘若历史不变，其余几国之租界中，比利时租界在1929年被北京政府废除中比条约收回，至于英、法、日、意四国租界的清理接收，则要等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了。

　　天津租界在面积最大时共占地达23000余亩，是旧天津城的近八倍，这样的天津称得上是租界林立。

　　如果说上海租界被称谓“冒险家的乐园”的话，那么天津的租界则以亡清的王公贵族、下台的军阀官僚政客麋集的庇护所和安乐窝而称著。

　　至于那些流氓赌徒贩毒吸毒、为非作歹的活动，在民国时所有的租界中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也正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一种典型的缩影。

　　穿越前文济民在天津足足读了六年的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这座他又爱又恨的城市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学生里最闲的一种，他反而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那时候，天津主城区的大街小巷都遍布了他的足迹。

　　从滨江道到五大道，再到天津眼、海河游船和天津塔等等，即便是老天津人因为没什么特色留存而都不乐意去的原各国租界变化成的风情街，他也在实在无聊时去其中漫步过几次，排解他那时无病呻吟的小布尔乔亚情绪。

　　“既然我的主要工作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兵运等群众运动，那么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不能脱离广大群众。

　　与工人同志们生活在一起，除了提高敌后工作的安全性，还能够保持我在群众工作上的敏感性，始终和工农群众保持深入的联系。

　　所以，还是在海河边上这个普通工人多的地方适合我，所以我一来就把住处选在了这里。”王荷波对文济民的话坚定地回答道。

　　作为原历史和本世界线中共同的土共中央第一位工人委员，王荷波不同于后来那些在骤登高位后飘飘然不知所以的人，他有很强的群众工作能力，非常善于组织工人运动，能够在工作中快速地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同时，他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始终把完成党给他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想尽一切办法。

　　长期在申海中央的工作并没有使他脱离工人群众，反而使他在不断的工作中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在申海中央时的地下工作中和工人群众联系得更为紧密。

　　此时，到了天津这个目前仅次于申海的中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工人群体同样为数众多，他在这里活动起来自然如鱼得水。

　　“天津的形势太复杂了。”文济民先是点点头，感慨似的叹道，随后驻足眺望远方。

　　民国时代的天津不但没有时代钟、天津眼等地标，就连海河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消失无踪，余下的只有少数肉食者的歌舞升平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苦难生活。

　　思绪万千，但文济民很快收回，转身向着旁边的王荷波继续说道:“奉系军阀、国民党新军阀与英法德意日这些外国势力在天津犬牙交错，他们彼此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这是危险也是机遇，复杂的城市环境客观上有利于北方局在各个反动势力的夹缝中隐藏自己，开展工作时敌人也不易快速发觉，暗中发展党的组织和情报线也更为容易一些。”

　　“没错，反动派的内部矛盾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机会，他们的夹缝就是我们土共发展的空间。

　　国民党新军阀即将取得对奉系军阀的最终胜利，他们内部的矛盾则正在激化，他们矛盾爆发的时刻我们的革命就将迎来高潮，时机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机会在合适的地区发起暴动建立北方根据地。

　　不然，当反动派内部媾和、统治趋于稳定时革命的形势就将趋于停滞，到时候暴动工作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大……时间不等人啊！”

　　王荷波对文济民说道。他知道这几天文济民整个人扑在了北方局的各地资料上，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接下来在陕西发起暴动做准备上，趁着还在北方局这里，尽一切办法了解足够多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