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165节

　　文学，还是应该纯粹一点，不能为了吸引眼球，就什么都往里装，那不成大杂烩了？跟街头说书的有什么区别？”

　　罗老的话一说完，场内的气氛顿时就微妙起来。

　　这是典型的传统文人看法，认为文学应该阳春白雪，泾渭分明。

　　不少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没等陆泽开口，陈思和就忍不住先接了话:“罗老，我不太同意您的看法。

　　您说这是大杂烩，可那年月里老百姓的生活，本身不就是个大杂烩吗？

　　民国那个乱世，官府无能，社会失序，老百姓除了信官，可不就得信神佛、信拳头、信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言嘛。

　　我觉得，陆泽写的不是江湖糟粕，他写的是那个时代民间生态的真实写照。

　　文学的真实，不光是历史事件的真实，也包括民众精神世界的真实啊。”

第二百二十八章 现代性与复旦剧社

　　“你这是强词夺理！”罗老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评论家立刻反驳。

　　“精神世界的真实，和宣扬封建迷信是两码事！

　　《灾异志》里，对那些叫魂人、哭坟女的描写，过于细致，缺乏批判的视角。这会让一些辨别能力不强的年轻读者，产生错误的认知。”

　　“哎，赵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收获》编辑部的青年编辑方岩也加入了战局。

　　他跟陆泽关系好，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经手人之一，自然是坐不住。

　　“读者有没有辨别能力，不是作者该操心的事。

　　作者的责任是把故事写好，把那个时代写活。

　　要是写什么都得先考虑会不会教坏小孩子，那四大名著里，《水浒传》是教人造反，《三国演艺》是教人阴谋诡计，《西游记》是宣传封建迷信，《红楼梦》更是宣扬封建大家族的腐朽生活，那是不是都别看了？”

　　方岩的比喻有些偷换概念的嫌疑，但话糙理不糙，把那个姓赵的中年评论家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扶了扶眼镜，嘴里嘟囔着：“这……这怎么能一概而论……”

　　“就是，方岩编辑这话在理！”后排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年轻老师也跟着喊了一嗓子。

　　“我看陆泽老师写得就很好嘛，写得活灵活现的，我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跟着主角一起走江湖，那才叫过瘾。”

　　“过瘾？文学是让你看着过瘾的吗？”另一头，一个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老作家拍了下桌子，吹胡子瞪眼。

　　“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哪里去了？教育意义哪里去了？都图过瘾，那跟看街头杂耍有什么区别？”

　　眼看场面要变成菜市场，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火药味越来越浓，主持人茹志娟笑着敲了敲桌子：“大家别激动，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今天咱们是座谈会，不是辩论赛，更不是吵架会嘛。”

　　她温和的目光转向一直含笑不语的陆泽。

　　“咱们今天的主角还没说话呢。陆泽，你也别光听着，大家都是冲着你和你的作品来的，你也说说你的想法嘛。”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到了陆泽身上。

　　陆泽笑了笑，拿起桌上的搪瓷茶杯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谢谢各位老师的批评和支持，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他先是客气了一句，把姿态放得很低，然后话锋一转。

　　“关于罗老说的‘纯粹’和‘大杂烩’的问题，我想打个比方。”

　　他环视了一圈，目光在罗老和几位老派作家脸上稍作停留。

　　“咱们今天讨论文学，就像是医生看病。

　　有的医生觉得，治病就得用最纯的药，猛药下沉疴，力求药到病除，这是‘纯粹’。

　　但有的病人，身体虚，吃不了猛药，怎么办？

　　那就得把药混在糖水里，或者做成药丸，外面裹一层糖衣。

　　药还是那个药，但病人能吃下去了。这叫‘大杂烩’吗？我觉得，这叫方法。”

　　他看着罗老，语气很诚恳：“我们民族经历的那些苦难，就是一剂猛药，很苦。

　　如果我把它原封不动地写成一本苦难史，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老师会认可它的深刻。

　　但是，有多少普通的读者，愿意主动去尝这碗苦药呢？

　　我加进去的那些江湖传奇、民间异事，就是一层糖衣。

　　我希望读者能因为这层糖衣，愿意把这碗药喝下去。

　　等他们喝下去了，自然能品出里面的苦，品出那份苦难背后的坚韧和力量。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番“糖衣”的理论一出，场内许多人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连刚才吹胡子瞪眼的罗老，也皱着眉头，没再反驳。

　　这个比喻很通俗，但却很精准地解释了他的创作动机。

　　这时，那个姓赵的中年评论家又开口了，他显然不满足于这种通俗的解释，非要往理论上靠。

　　“陆老师的比喻很生动。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我还有一个困惑。”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学究式的光芒。

　　“您在‘鲁院四讲’里，重点谈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但在我看来，《灾异志》的叙事结构，依然是非常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模式，一个主角，一条主线，串联起各种事件。

　　这种结构，和我们现在提倡的，打破线性叙事、多声部、碎片化的现代主义手法，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您怎么看待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呢？”

　　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尖锐，直接质疑他的理论水平和创作实践的一致性。

　　陈思和在一旁听得直撇嘴，心里嘀咕，这帮人就是喜欢拿着西方的尺子来量中国的衣服，合身才怪了。

　　陆泽闻言，心里暗笑，知道这是碰到学院派的“理论家”了。

　　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坦然地迎向对方：“这位老师的问题，非常好，问到了根子上。

　　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让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一下。

　　“我以为，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不是说你用了意识流、用了蒙太奇，你的小说就‘现代’了。那只是学会了几个新潮的工具。

　　真正的现代性，是一种现代的意识。是用今天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历史、审视人性、审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我在《灾异志》这部小说里，用的确实是传统的壳。

　　为什么？因为我要写的，就是那个年代最底层、最传统的中国人的故事。

　　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生活逻辑，本身就是线性的、朴素的。

　　我如果硬要用一个非常先锋、非常碎片化的形式去写他们，那不是削足适履吗？

　　读者看了，会不会觉得，作者是在卖弄技巧，而不是在真诚地讲述故事？”

　　“所以，”陆泽加重了语气，声音在小礼堂里回响。

　　“我理解的现代性，不是形式的革命，而是精神内核的革命。

　　是用一个传统的、人民群众最熟悉的外壳，包裹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全新的历史反思和人文关怀。

　　这才是我追求的，一种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现代性’。

　　而不是把西方理论的衣服，硬套在中国故事的身上。”

　　这番话说完，全场安静了几秒钟。

　　“啪！啪！啪！”

　　陈思和带头鼓起了掌，紧接着，方岩、李萌，还有许多青年教师、作家和编辑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就连一直没怎么说话，稳坐钓鱼台的王元化和茹志娟两位老前辈，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陆泽的回答，既没有回避问题，更没有陷入纯粹的理论之争。

　　他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义了“现代性”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的实践路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赵姓评论家张了张嘴，还想说些什么，但看着周围的掌声，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座谈会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

　　会议结束后，相关的会议记录很快就整理了出来，在沪上文坛内部传阅。

　　没过几天，又被《文汇报》的记者嗅到了味道，专门写了篇报道，把这场座谈会上的交锋和陆泽的“糖衣论”、“现代性内核论”公之于众。

　　这下子，讨论的范围就更广了，从高校的中文系、历史系，一直蔓延到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

　　陆泽在复旦校园里，也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以前走在路上就会有学生认出他来，多半是文学社的爱好者，上来要个签名，围着他讨论他的小说。

　　现在可不一样了，他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时不时就有学生从旁边窜出来，拦住他。

　　“陆老师！我看了您在作协座谈会上的发言，那个‘糖衣论’确实有道理，但我有些其他的想法……”

　　“陆老师，关于现代性的问题，我还有点不明白，您说的精神内核的革命，具体是指什么？能再给我们讲讲吗？”

　　甚至有一次，他在食堂打饭，一个哲学系的学生端着饭盒就凑了过来，非要跟他讨论《灾异志》里体现的民间信仰与存在主义的内在关联。

　　陆泽哭笑不得，只能草草对付一番，选择拿着饭盒会办公室吃的饭。

　　这天下午没课，陆泽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教案，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敲门走了进来。

　　“请问，是陆泽老师吗？”年轻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机灵劲。

　　“我是，请问你是？”

　　“陆老师您好，我叫张力奋，是新闻系的学生。”年轻人有些激动，但还是努力保持着镇定。

　　“我冒昧来访，是想请您帮个忙。”

　　“哦？新闻系的同学，找我有什么事？”陆泽请他坐下，给他倒了杯水。

　　张力奋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得还很粗糙的样刊，双手递了过来：“陆老师，这是我们新闻系一些同学自己凑钱办的一份刊物，叫《复旦风》。

　　下个月就是咱们复旦八十周年校庆，我们想赶在校庆的时候，把创刊号发出来。”

　　陆桑接过来看了看，虽然排版简单，但里面的文章选题都很大胆，颇有八十年代那种思想活跃的锐气。

　　“我们想把这本刊物办成咱们学校思想最活跃、声音最多元的阵地。”张力奋的眼睛里放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