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65节

　　随公函一起到的还有一份来自时任沪上作协理事长王元化先生的简短信笺。内中诚挚邀请陆泽作为沪上知名作家参会。

　　陆泽对于参加这类社会活动是不太感冒的，他一向认为这类作家交流会很难产生什么真正的思想的碰撞。

　　在未来，很多时候这种场合的社交属性也确实将会远远大过其本身的文化属性。

　　系办的李老师似乎看出了陆泽的不感兴趣，善意提醒道：“陆老师，我说句话你别嫌我多嘴，我知道你深受贾先生影响与教诲，可能更想做一个纯粹的学人。

　　但事实是，当你连续发表三部反响热烈的小说且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以后，就已经与所谓的文化界深深的捆绑在一起了，所以适当参加些活动，多认识点朋友，没有坏处的。”

　　陆泽不置可否，照例递烟感谢这位热心的李老师后，一个人去往图书馆备课去了。

　　新学期以来，陆泽作为助教辅助吴中杰先生教授《写作实践》也已经快两个月。

　　近期却正好赶上吴中杰老师要去南大交流，在其申请后，经校委统同意，下周的课暂由陆泽代教。

　　陆泽没打算标新立异得讲什么出格或者领先时代得内容，因为虽然只有一节大课，但校委已经明确通知这节课将会进行录音，目的是防止陆泽出教学事故，同时也算作对其助教工作的一次考核。

　　但陆泽也没打算照本宣科，如果只是围绕当下的主流写作教学，仍旧强调“主题先行”、“歌颂典型”那套东西，那他自己都会觉得浪费了这难得的授课机会。

　　但要是直接在这堂“公开课”上谈创作中的人性或者西方写作技巧，又很可能造成所谓的“教学事故”。

　　所以他打算折中一下，不谈抽象“人性”，谈具体“人物”，这样既符合现实主义传统，又暗含创新。

　　几天后，陆泽的第一次复旦授课正式开始。

　　提前到达教室的陆泽，看到阶梯教室内的情景后颇为意外。

　　这是一堂大课，中文系这届大二的学生人数在一百出头，但陆泽此时看过去乌泱泱一片，这人数绝对超了，一眼望去至少有小两百人。

　　陆泽甚至在后排看到了陈思和、梁永安等几位寝室老大哥的身影。

　　靠近前门的角落，许德明更是跟个记者似的，胸前挂着他的徕卡相机，在调整着镜头和角度。

　　这是给自己上强度来了啊。

　　陆泽暗自庆幸还好提前有所准备。要是讲的东西太陈旧免不了被眼前这些复旦学子们背后蛐蛐。

　　100分钟的大课，从十点开始一气呵成讲到11点40分结束。

　　整堂课从陆泽在绿色黑板上写下两个作文题目A.《记一个无私奉献的清洁工》B.《清晨四点，南京西路的扫地声》，让学生选择更愿意对哪个题目展开创作并说明各自理由作为导入开始。

　　再到实际案例分析，就鲁迅小说作品中的小人物刻画作为对象展开深入讲解，中间又回归理论，引用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进行理论分析。

　　最后的课堂作业更是赢得全场学生的热烈参与与讨论。

　　陆泽要求学生用十五分钟时间，就中文系大家熟识的几十位教职工展开人物描写和刻画，要求是不写名字，不描写明显特征，仅进行侧面描写，让大家来猜是哪位教职工。

　　陆泽的初次课堂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学生之中虽然不乏较为保守的人，课后还对陆泽展开了询问，但也被其巧妙转移，更遑论有更多的学生是支持他的课堂内容的。

　　陈思和等人更是若有所悟，陆泽整堂课没有任何一处谈及文学创作要触及“人性”，但全程都在教学生如何去刻画“人物”，算是成功地打了个擦边球。

　　关键是其理论分析竟然还是应用的恩格斯的原话，祖师爷都搬出来了，这让任何人来了都挑不出毛病来。

　　陆泽这边正与室友同学们讨论他课上没有讲尽的地方，远远看到许久未见得王安忆同志竟然在不远处向他打招呼。

第九十三章 说客

　　看见这位文艺战线的战友，陆泽颇为惊喜，两人也是挺长时间没见了。

　　陆泽当即上去打招呼：“王安忆同志，好久没见了，侬额小说差不多完成了吧，有样刊的话回头给我一本，也让我学习学习。”

　　对面颇为无语的跟他翻了个白眼：“侬少挖苦我，侬晓得我这次写的只是儿童文学，完成出版社的任务罢了。

　　我也想创作严肃文学，甚至是长篇的嘛，这就不是来复旦跟侬取取经，果然收获很大。”

　　两人玩笑几句后进入正题。王安忆收敛笑容，正色道：“我这次来听你的课属于是赶巧了，主要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的母亲茹志娟女士，侬晓得的咯，她兼着沪上作协的理事和党务工作，怕你收到了作协的邀请函也不来，就让我来做说客，务必要邀请你参加这周日也就是后天作协的交流会。”

　　王安忆这番话，半是玩笑，半是实情。

　　面对茹志娟女士亲自派来的“说客”，陆泽知道，这场交流会自己恐怕是推不掉了。

　　这位不仅是老革命老红军出身，此时还是《上海文学》杂志的编委，在文学领域也是凭借《百合花》等作品影响了一代人的大作家。

　　更何况，这次邀请的主办方，是王元化先生挂帅的上海作协，对面此前也亲笔写信邀请了自己。

　　这两位老先生先后通过写信派说客的方式邀请，自己要是还不去，那一顶“恃才傲物”，甚至是“不近人情”的帽子自己估计是摘不掉了。

　　陆泽苦笑着摇了摇头：“王安忆同志，你这个实在是言重了。这次交流会我肯定参加。”

　　王安忆见他松口，脸上露出笑容：“这还差不多。阿拉姆妈讲了，侬现在是茅奖得主，是上海文学界的牌面，这种场合侬不出现，像啥额样子？讲出去好像阿拉上海作家不团结一样。”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侬也勿要老是觉得这种会没意思。

　　我听姆妈讲，这次除了阿拉上海本地的，BJ、南京那边都会来人，听说还有几个年轻作家，观点蛮尖锐的，到辰光讲不定要吵起来，肯定蛮好白相的。”

　　把作家交流会说成是“蛮好白相的”，也只有王安忆能讲得这么轻松有趣。

　　陆泽被她逗乐了，心里的那点说不清是真不情愿还是假清高的情绪也烟消云散。

　　他想，或许李老师和王安忆说得对，自己不能总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适当地走出去，听听不同的声音，看看这个时代的文坛究竟是何种风貌，未尝不是一件趣事。

　　陆泽再次点头应下，“后天作协那边的洋楼对吧，我一定准时到场。”

　　“对，巨鹿路，侬肯定熟悉。”王安忆见任务完成，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后天上午九点，侬可别迟到。”

　　周日上午，陆泽特地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外面套了件蓝色的确良外套，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体面”衣服之一。

　　从去京城领奖到几天前第一次上台授课他都是这套衣服来着。

　　他到达时作协那栋熟悉的小楼前时，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轿车，其中不乏挂着外地牌照的。

　　陆泽刚走进院子，就被等在门口的王安忆看到了。

　　“陆泽，这边！”王安忆冲他招手，她身边站着一位气质温婉的中年女士，正是茹志娟。

　　“茹编辑好。”陆泽上前问候。

　　“陆泽，好久没见了啊，上次见面还是前年，当时是关于你处女作《匠心》的讨论会上，这都快两年了。”茹志娟微笑着打量着他。

　　“你此后发表的《锦灰》和《春分》，我都细细拜读了。写得很好，一个精致，一个厚重，能在两种风格间切换自如，很厉害。”

　　对面不愧是老作家老编辑了，简单的几句评语，就点出了他两部作品的核心特点。

　　“茹编辑过奖了，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陆泽谦虚地应道。

　　“你这个后生啊，怎么一点年轻人的朝气都没有的。做学问要谦虚，搞创作可不能太谦虚，得有股心气。”茹志娟笑了笑，话锋一转。

　　“走吧，作协的王元化同志和很多朋友都到了，都想见见你这个拿了茅奖的后生。”

　　在茹志娟和王安忆的带领下，陆泽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

　　这里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人，或坐或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和茶香。

　　陆泽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上，正与人谈笑风生的王元化先生。

　　此公虽然年届六十，但看起来精神矍铄，一身中山装穿得一丝不苟，学者风范十足。

　　看到茹志娟领着陆泽进来，他主动站起身，笑着迎了过来。

　　“元化同志，我把我们上海文坛的宝贝疙瘩给你请来了。”茹志娟打趣道。

　　“陆泽同志，欢迎欢迎！”王元化先生热情地与陆泽握手，那手掌温暖而有力。

　　“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了。

　　一部《锦灰》，让多少老上海怀念过去。

　　一部《春分》，又让多少人争论未来。了不起啊！”

　　“王老您好，您过奖了，我就是个初出茅庐的后辈，还需要前辈们多多指教。”礼多人不怪，面对老前辈，陆泽的态度一如既往的礼貌。

　　寒暄过后，王元化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会议室里的众人说：“今天来的，都是朋友。有几位还是特地从BJ和南京赶来的，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青年作家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看法。”

　　陆泽环视一圈，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收获》的李小琳李萌等编辑冲他挤了挤眉毛，也有如古华等此前在京城颁奖时有过一面之缘的作家，还有如程德培等在报刊上经常发表评论的文学批评家。

　　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有白发苍苍的老作家，也有和他年纪相仿、眼神里带着审视和好奇的青年作者。

　　他知道，今天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文坛缩影。

　　交流会很快开始，由担任沪上作协主席的王元化先生简单做了个开场白，定下了“新时期文学的突破与坚守”这个讨论主题。

　　最先发言的是一位来自BJ的评论家，他上来先是肯定了近年来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结果继而又强调新时期文学要继续承担起“时代号角”的责任，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他的发言四平八稳，绝对正确，引来了一片礼貌性的掌声。

第九十四章 人物论

　　紧接着，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作家站了起来，他的观点就尖锐得多。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文学，最大的问题不是讴歌得不够，而是反思得不够！

　　我们不能总是满足于写表面的新生活，更应该深入到人的内心，去挖掘那些被历史压抑、被时代扭曲的人性。

　　在这方面，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这番话立刻引起了骚动，场内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

　　在1983年，公开鼓吹学习“西方现代派”，还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

　　立刻就有一位上海本地的老作家站起来反驳：“小同志，借鉴西方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搞‘全盘西化’嘛。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这是我们的根。

　　丢了根，文学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成了少数人看不懂的文字游戏，那还怎么为人民服务？”

　　双方你来我往，很快就争论起来，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而紧张。

　　陆泽安静地听着，他有些好笑的发现，这些争论的观点，和他毕业论文《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论新时期小说（1978-1982）的主体性转向》中准备的文献综述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理论上的交锋，此刻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

　　就在这时，王元化先生将目光投向了他。

　　“陆泽同志，”他开口道，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

　　“你的新作《春分》最近引发了很大范围的讨论，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不少。

　　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想听听你的想法。

　　作为创作者，你是怎么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