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66节

　　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应该书写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了陆泽身上。

　　这个问题很宏大，也很刁钻，似乎无论怎么回答，都可能开罪一方。

　　陆泽淡定得站起身，先对着众人微微躬身示礼，才不疾不徐地开口说道：“王老，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前辈们，那我就冒昧，粗略谈一些个人感受。

　　关于‘文学应该写什么’，这是个大问题，我一个刚写了几篇小说得年轻人，其实远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先放低姿态，显得十分谦逊。

　　“刚才听了几位同志的争论，我很受启发。

　　我在日常写作与学习过程中也有过相关得思考，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坚持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都只是是方法与工具。

　　而我们文学真正要面对的始终是我们到底要用这些工具去表达什么，书写什么。”

　　“我在自己有限的几次小说创作中，基本不会去考虑我这部小说是属于什么‘主义’，也很少去想它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我想得更多的，其实是‘人’。”

　　“写《锦灰》的时候，我想的是陈景云这个人。

　　在那个家国飘摇的年代，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商人，怎么在夹缝里求生存，怎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摇摆选择，怎么守住他心里那点‘实业兴国’的念头和做人的底线。

　　写《春分》的时候，我想的是陈厚土这个人。

　　他亲手建立起的集体公社，又要在改革的浪潮下，亲手把它分掉。他心里的那种矛盾、不舍和阵痛，是真实的。

　　我相信，在千千万万的农村基层干部身上，都能找到他这种情感的影子。”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应该写什么？

　　我的答案是，写‘真实的人’。写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的坚守和迷茫，写他们的选择和挣扎。

　　把一个‘人’写透了，写活了，那么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

　　我最近在给复旦学生上的《写作实践》课上正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理论。

　　他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认为，这个论断的核心，不在‘典型环境’，而在‘典型人物’。

　　只有人物立住了，环境才有意义。”

　　这番话，巧妙地将他在课堂上讲的“人物论”化用到了这里，并且再次搬出了“祖师爷”恩格斯作为理论依据，既回应了争论，又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还显得根正苗红，无懈可击。

　　“至于读者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或迷茫，还是看到了历史的沉重与感怀，那是读者自己的解读。

　　作者的任务，不是给出标准答案或者时代政策的解读，而是忠实地，把那个时代里，那些活生生的人，呈现出来。

　　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点浅见，大家姑且一听。”

　　说完，他坐了下来。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王元化先生带头鼓掌，脸上满是赞许的笑容。

　　茹志娟看着陆泽，眼神里也充满了欣赏。

　　就连之前争论的双方，此刻也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陆泽的这番话，没有站队，也没有攻击任何人，而是回归到了文学创作的本源——人。

　　这个立足点，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并且赢得了现场绝大多数人的认同。

　　此后交流会的气氛，也因为他这番话，从紧张的对立，转向了更具建设性的探讨。

　　会议结束后，许多人主动过来和陆泽交换联系方式。

　　有报刊的编辑向他约稿，有外地的作家邀请他去采风，还有一位西影厂的编剧，热情地跟他探讨《春分》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

　　陆泽一一应对，他知道，从今天起，他才是真正地，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踏入了这个他此前一直若即若离的圈子。

　　他正被几位热情的文学爱好者围着，就看到李小琳和王安忆联袂走了过来。

　　李小琳一上来就拍了下他的胳膊，“行啊你，陆泽。几句话就把那帮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老夫子们给说服了，水平越来越高了嘛！”

　　王安忆也笑着说：“侬看看，我没说错吧？这种场合还是蛮好白相的。侬今天这番话讲出去，以后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里，侬就是一面旗帜了。”

　　“两位大姐就别那我寻开心了。”陆泽无奈地笑道，“我可不敢做什么旗帜。”

　　正说着，他的目光越过人群，忽然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对上了眼神，此前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署名“方岩”批评《春分》的青年评论家。

　　此人刚才也积极参与了讨论，也因此，陆泽才算是首次认识了自己这个头号“黑子”。

　　对方显然也看到了他，眼神有些复杂，犹豫了一下，还是端着茶杯走了过来。

第九十五章 讲话（求票求收藏）

　　陆泽原本以为，能写出《是“春分”还是“倒春寒”？》那种措辞严厉文章批评自己的人，现实里应该会是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人物。

　　至少刚才在交流会上发表意见的时候，他确实挺符合陆泽的刻板印象的。

　　可当这位名叫方岩的青年评论家真的站到自己面前时，陆泽却有些意外。

　　对方外贸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青年学者，瘦高个，戴着眼镜，神情里带着一丝书卷气，甚至还有些拘谨。

　　“陆泽同志你好，我是方岩，你应该记得我吧。”他端着茶杯，语气有些生硬，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

　　陆泽被他这反差给逗乐了，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

　　他伸出手，和对方握了握：“方岩同志，我很难不记得你，你可是批评我小说的头号先锋。”

　　他这话纯属半开玩笑，想缓和一下气氛。

　　没想到，方岩的脸瞬间就红温了，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连音量都提高了不少：“陆泽同志，我……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个人很敬佩你的才华和创作能力。”

　　他似乎生周遭的人误会，急着解释，但一着急，话语反而就显得更冲了：“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你今天说的‘书写人物’，这没问题，我也完全认同。

　　可天底下能写的人物有千千万，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选旧时代的商人和改革浪潮里思想落后的小农去刻画？这种选题非常不好。

　　严重的话，甚至会让人攻击你立场有问题。”

　　说到最后一句，他大约是意识到场合不对，又猛地压低了声音，神情里带着一种“我这是为你好”的急切。

　　周围的人都被他这番操作搞得有些发愣。

　　李小琳嘴角憋着笑，王安忆则干脆地翻了个白眼，似乎是觉得这人有点拎不清。

　　陆泽却没生气。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那种八十年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执拗和天真。

　　他知道，方岩不是在找茬，而是真的在为一个“理论问题”而较真。

　　“方岩同志，你先别激动。”陆泽示意他稍安勿躁，说道。

　　“你能当面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只在报纸上写文章，我很高兴，这说明我们都是想把问题搞清楚的。

　　你的担忧，我也理解。不如我们借这个机会，把话说开？”

　　“好！”方岩立刻应道，扶了扶眼镜，摆出了一副准备辩论的架势。

　　周围的人见有好戏看，都围了过来，连王元化先生和茹志娟女士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饶有兴致地看着。

　　陆泽不紧不慢地开口，条理清晰地说道：“我们就来谈谈《锦灰》。你认为我不该写旧时代的商人，主要是批评我美化资产阶级，对吧？”

　　方岩用力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选择这个题材，不是心血来潮，主要有三点考虑。”

　　陆泽伸出一根手指，“第一，响应中央‘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号召。

　　历史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来概括。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对民族工商业者这个群体，要么不写，要么就是脸谱化地批判。

　　现在中央提倡解放思想，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就有责任去重新审视、客观呈现这段历史。”

　　他这顶帽子扣得很大，但没人敢出来轻易反驳。

　　“第二，”陆泽伸出第二根手指，“是为了填补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

　　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士兵、有知识分子，但真正深入描写民族工商业者内心世界和时代命运的作品，几乎没有。

　　他们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奋斗、挣扎和爱国情怀，不应该被遗忘。”

　　陆泽的语气变得更加恳切，“第三，我是想通过他们的命运，来折射那个大时代的变迁。

　　《锦灰》里的陈景云，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生意上的成败，还有外敌入侵、家国沦陷的背景。

　　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选择，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这和美化资产阶级，是两码事。”

　　这三点说完，周围已经响起了不少议论声，有人赞同，但也不乏反对声。

　　方岩皱着眉，显然还在思考，但脸上的倔强并没有消散太多。

　　陆泽没给他太多时间去组织语言反驳，紧接着抛出了第二层论据，也是最核心的论据。

　　“当然，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光凭自己的想法，还要有理论依据。”

　　他话锋一转，直接搬出了权威，“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周总在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获取利润的一面，也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还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跟我们走的。”

　　“我的创作，不敢说完全领会了总理讲话的精神，但正是试图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总理所说的这种‘两面性’和复杂性。

　　陈景云他有商人的精明和算计，但他更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民族大义。这恰恰是对总理论断的一种文学实践。”

　　这番话一出口，全场哑然。

　　把周总的讲话搬出来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这一招属于有些超纲了。

　　将普通的文学讨论上升到了路线和理论高度，这谁还敢质疑他的“立场”？

　　方岩张了张嘴，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他可以反驳陆泽的文学观，但他怎么敢反驳总理的论断？

　　陆泽看着他，乘胜追击，抛出了第三层观点，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

　　“方岩同志，我们再往深了说一步。我写《锦灰》，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观照我们眼下的现实。”

　　“现在国家实行什么政策？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