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文豪1980 第76节
告别了校长,陆泽一个人走在返回宿舍的林荫道上,脑子里却翻江倒海。
他想的当然不是明年接待美国总统的事。
说实话,他对这事儿压根提不起半点兴趣。
不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还带着一层厚厚的美化滤镜,他这个从后世来的人,早就对那套“自由灯塔”的说法祛魅了。
他真正思考的,是自己下一部小说的题材。
这次与谢校长的谈话,像是一把钥匙,猛地捅开了一扇他之前没想过的窗户。
自己何必非要把眼光局限在国内的现实主义题材上打转呢?
完全可以把视野再拉高一点,拓展到国际关系这个更宏大的背景下,去写点东西嘛。
而一说起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战争与军事,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主题。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前两年,李存葆先生那部《高山下的花环》横空出世,不光是洛阳纸贵,更是在全社会和军队内部都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性、牺牲和荣誉的大讨论。
据说连最高领导都亲自关注了,可以说是军事题材小说成功的典范。
但陆泽并不想去模仿《花环》,再去拾人牙慧,写一场局部战争中的士兵。
陆泽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搞头,思绪飘飞,有好几次差点跟迎面走来的学生撞个满怀,引得对方一阵侧目,他才赶紧回过神来,尴尬地笑笑。
一时之间,想法如潮水般涌来,但要把这些纷乱的思绪整理成文字,写就一部既精彩又深刻的小说,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光是相关的资料收集,就是个浩大的工程。
陆泽倒也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眼下,《锦灰》的剧本初稿才写了不到三分之一,新学期的教案还没完成,新小说的事,可以先在脑子里慢慢构思着。
然而,他以为能够继续的清净创作和学习生活,并没有到来。
那次偶然参加的校级行政会议,仿佛是打开了一个奇怪的开关。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他原以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会议和培训。
陆泽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年头的新教师入职培训,一点儿也不比后世轻松。
从七月中旬到八月初这半个多月,他跟陈思和梁永安等人,几乎天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学校层面、院系层面,各种名目的学习会、座谈会、培训会,接踵而至,把他们的暑假切割得支离破碎。
陈思和不止一次地跟陆泽抱怨:“陆泽,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当了老师,好像比当学生还忙啊。
我这研究巴金先生的资料才看了个开头,天天就被拉去听报告,脑子都成一团浆糊了。”
抛开那些大同小异的培训和学习不谈,在这期间,陆泽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在七月下旬的某个下午。
彼时,《邓公文选》刚刚在全国发行,复旦宣传部门迅速组织了一场教师学习座谈会,地点就在中文系的会议室。
陆泽作为青年教师和知名作家的双重代表,被系里点了名,要求就“文艺工作与shzy建设”这个主题做个发言。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个文科院系的教授和老师们,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
空气中弥漫着茶叶和烟草混合的气味,头顶的老式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却赶不走夏日的闷热。
讨论开始后,气氛还算热烈。
几位老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谈了对《邓选》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论述的深刻体会。
轮到一位姓钱的老教师发言时,风向却悄然变了。
钱老师是政治系里有名的“老学究”,治学严谨,思想上也相对保守。
他清了清嗓子,扶着老花镜,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腔调说道:“学习《邓选》,最重要的是领会精神,实事求是。
我们文艺战线,当前的大方向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嘛。
有些作品,打着‘思想jf’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宣扬一些西方的、不健康的、腐朽的东西!”
第一百一十一章 80年代的新教师培训
他虽然没点名,但在座的人都听得出来,他这是在影射当时文艺界对“现代派”、“朦胧诗”等新思潮的争议。
“文学,首要的功能是教育功能,是要引导人向善、向上的!”钱老师的声音高了八度。
“现在有些作品,专门去写人性里的阴暗面,写社会的伤痕,把人写得迷茫、颓废。
这是要给我们的年轻人看什么?
难道我们shzy建设的伟大成就,还比不上那些个人的情情爱爱、悲观失望更值得书写吗?
这种风气,必须得到纠正!要保持我们文艺的纯洁性!”
一番话下来,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有些微妙。
几个年轻老师面面相觑,不敢做声。而陆泽则感觉到,好几道目光都若有若无地落在了自己身上。
毕竟,他的《锦灰》和《春分》,写的恰恰就是钱老师口中那种“复杂的人性”和“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主持人是中文系的一位唐姓副主任,他显然也觉得气氛有些僵,便笑着打圆场,然后将目光投向了陆泽:“陆泽同志,你是我们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对创作实践最有发言权。
不如,你也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你的学习体会?”
这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陆泽身上。
陆泽心里明白,这是让他表态呢。
他沉默了片刻,拿起桌上的《邓选》,翻到了其中一页,然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钱老师说得对,学习《邓选》,最重要的是领会‘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忠实地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他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内心世界。”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说,但话里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邓选》里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我想,这个‘解放思想’,也应该包括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
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模子去套生活。生活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复杂的。
一个好人,他可能也会有自私、懦弱的瞬间;一个所谓的‘坏人’,他或许也有自己的苦衷和闪光点。
把这些复杂性写出来,恰恰是对‘人’的尊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新旧观念在碰撞,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有的人坚定了信念,有的人感到了迷茫,这都是真实的。
文艺作品如果回避这种真实,只去写那些高大全的、纯而又纯的人物,那还是‘为人民服务’吗?恐怕人民自己都不会相信吧?
我认为,敢于直面我们时代真实的矛盾和人民内心的挣扎,用笔去记录、去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一番话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钱老师的脸色有点难看,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
因为陆泽全程引经据典,句句不离“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两把“尚方宝剑”,让他根本无从辩驳。
最后,还是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出来和稀泥,笑着说:“今天的讨论很热烈嘛,有争论是好事,说明大家都在认真思考。
钱老师的担忧和陆泽同志的见解,都是从我们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出发的。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嘛。”
这场小小的交锋,让陆泽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思想jf”和“zz边界”之间那种微妙的游走和平衡。
而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则发生在食堂的饭桌上。
整个七月,复旦校园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校长的更迭。
从德高望重的数学家苏步青老先生,交棒给了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女物理学家谢希德。
这天中午,陆泽和陈思和端着饭盘,刚在食堂找了个角落坐下,就听见邻桌几个中年教师在热火朝天地聊着。
“听说了吗?谢校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新兴学科的建设。
昨天开会,已经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微电子和管理科学了!”
一个戴眼镜的老师压低声音说,语气里满是兴奋。
“那肯定的呀!”另一个接茬道。
“苏校长是老前辈,那几年拨乱反正,全靠他老人家坐镇,稳住了咱们复旦的根基,这是天大的功劳。
但现在国家的大方向大政策变了,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了。
谢校长是搞物理的,还是从国外回来的,她的国际视野和对前沿科技的敏感度,正是现在学校最需要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一个看起来年纪稍长的老师,慢悠悠地扒拉着饭。
“但咱们复旦的传统是文史哲和基础数学,这可是苏老校长他们一辈子打下来的深厚基础。
现在一上来就搞那些时髦的、应用性的东西,可别把老本给丢了啊。”
“哎,老王你这思想就跟不上了嘛。时代在发展,大学也得与时俱进。
现在外面都讲究‘产学研结合’,咱们关起门来搞纯理论,早晚要被时代淘汰的!”
陆泽和陈思和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没有插话。
但这些议论,却一字不落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他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关于治校理念的讨论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整个国家战略的巨大转向,从拨乱反正、恢复秩序,转向了全力拥抱世界、拥抱科技、拥抱现代化。
从一场关于《邓选》的文艺思想辩论,到一场关于校长更迭的校园议论,再到那次与谢校长关于美国总统里根访华的谈话……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碎片,在陆泽的脑海中,逐渐拼接成了一幅宏大而清晰的时代图景。
密集的会议和入职培训,像是八月上海午后的一场场雷阵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到了八月中旬,各种官方活动总算是告一段落。
陆泽并没有像室友老大哥几人那样,被连轴的会议搞得晕头转向、叫苦不迭。
来自后世的他早已练就了一项本事,能自动屏蔽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场面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里该想什么还想什么。
在那些冗长沉闷的培训会上,他表面上正襟危坐,手里拿着笔煞有介事地记录着,实际上,脑子里正在给《锦灰》的剧本情节排兵布阵,甚至偶尔还能为下一部小说的构思一些情节。
在这段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时间里,他手头上的工作依旧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锦灰》的电影剧本初稿,已经在他笔下基本成型。
此刻,他正在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和修改。他估摸着,再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可以把这份凝聚了自己大量心血的稿子,正式拿去上影厂,交给吴贻弓导演和徐桑楚厂长过目。
到时候,这部戏能不能尽快立项,能不能为小陶争取到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看这第一炮能否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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