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国维就是大文豪 第118节

　　“中国还有日本人够不着的地方？”

　　“有。”包国维转身。

　　“西南，四川、云南、广西，那里军阀割据，南京政府管不了，日本人手也伸不了那么长。”

　　梁遇春急了：“那边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

　　“正因为人生地不熟，才好做事。”包国维开始收拾文稿。

　　“在北平，我是靶子，在沪上，我是隐患，到了西南，我可以是教师，是记者，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茅盾沉思良久，点点头：“也好，我在西南有些旧识，可以写介绍信，但路上艰险，你们要想清楚。”

　　“想清楚了。”

　　出发前夜，包国维写完最后一篇杂文。

　　这篇不是给学生的，是给所有还在坚持的人。

　　【救国之路，不是一条笔直大道，它有岔路，有曲折，有回头弯，走一段，可能发现走错了，要退回来，退回来不可耻，可耻的是停在原地，再也不走……】

　　【北平的工厂被烧了，但技术革新小组的图纸，有人带出来了，沪上的联盟解散了，但筹集资金的办法，有人记住了，出版社关了，但文章在学生的手抄本里，在教师的讲义里，在工人的口耳相传里，这些东西不死，路就还在，走下去，哪怕慢一点，哪怕绕远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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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之行，走了半个月。

　　从沪上乘船到武汉，再转船到宜昌，之后走旱路，翻山越岭。

　　入川后，景象又不同。

　　这里军阀混战，但战火尚未波及偏远县城。百姓生活困苦，但学堂还在办，县里的图书馆虽然破旧，但居然有《新青年》《东方杂志》这类刊物。

　　十二月底，他们抵达成都。

　　通过茅盾的介绍信，包国维见到了当地教育界的一位老先生，姓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川中办学。

　　徐先生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

　　看了介绍信，他仔细打量包国维：“茅盾说，先生您是做大事的人，让我帮你，可我们这里，做不了什么大事……

　　成都的学校，经费不足，教员薪水拖欠半年了，学生读书，只为识几个字，将来好谋生……”

　　“这就够了。”

　　“能识字，就能读书，能读书，就能独立思考……”

　　“你想做什么？”

　　“办学。”

　　徐先生笑了：“成都的学校不少。”

　　“办不一样的学。”

　　包国维从行李中取出一摞手稿。

　　“不教八股，不教空谈，教实用的东西，比如怎么改良农具，怎么防治瘟疫，怎么记账算账，怎么看懂报纸上的时局……”

　　徐先生翻看手稿。

　　看了很久，他抬头：“这些内容，官府不会批。”

　　“所以不报官。”

　　包国维：“就在现有的学堂里，加开夜校，白天学生上正规课，晚上开夜校，让农夫、工匠、店员来听，免费……”

　　“谁来讲课？”

　　“我。”包国维说。

　　“还有愿意来的先生，学生也可以教学生，识字的教不识字的……”

　　徐先生站起来，在屋里踱步。

　　窗外是成都冬日的阴天，灰蒙蒙的。

　　“这事有风险。”他说。

　　“虽然天高皇帝远，但县衙的眼线还是有的。要是被说成‘聚众滋事’，麻烦就大了……”

　　“那就换个说法。”

　　“不说救国，说‘振兴地方’，不说政治，说‘实用技能’，县太爷也需要政绩，如果夜校能让百姓少闹事、多生产，他也许乐见其成……”

　　徐先生停下脚步。

　　“你打算在哪里开始？”

　　“就从您这所师范学堂开始。”

　　“师范生将来都是要当老师的，让他们学会怎么教百姓，比我自己教更重要……”

　　徐先生终于点头。

　　“好，那我腾出两间杂物房，晚上用，但有一条：夜校不发文凭，不记名册，来去自由，这样万一出事，可以说只是‘临时讲座’……”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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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校在第一场春雨中开学。

　　那晚来了二十多人，大半是学堂附近的摊贩、伙计、黄包车夫，他们拘谨地坐在条凳上，手不知道放哪……

　　年轻的先生包国维，第一堂课，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

　　“米”。

　　“各位，这个字都认得吧？”

　　有人点头。

　　“米多少钱一斤？上个月多少钱？去年这个时候多少钱？”

　　下面议论起来。

　　有人说涨了，有人说跌了，有人说要看米的质量……

第127章 嘉定

　　包国维又写了一个字：

　　“账”

　　他说：“如果每天记下米的价钱，记一个月，就知道米价是涨是跌，什么时候该多买，什么时候该少买，这就是记账的好处……”

　　包国维教了最简单的记账法。

　　如何画表格，如何写日期，如何记收入支出。

　　那晚下课，一个老摊贩留下来，怯生生地问：“先生，记账的本子...贵不贵？”

　　“不贵。”包国维从桌上拿过一个本子。

　　“这种最便宜，如果不想花钱，就找些废纸，自己订一个也行。”

　　老摊贩接过本子，翻来覆去地看。

　　“我卖菜三十年，从来没记过账，哪天赚了，哪天亏了，全凭脑子记，唉，老了，记不住了。”

　　“下个星期来，我教你怎么算一个月总共赚了多少...”

　　老摊贩千恩万谢地走了。

　　梁遇春收拾黑板，低声说：

　　“包先生，教这些，是否离救国太远了...？”

　　“不远。”

　　包国维看着空荡荡的教室，缓缓道：

　　“一个人学会记账，渐渐的，就会知道保护私有财产，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十个人学会，就能商量怎么一起活下去，活下去了，才能想怎么活得更好，这就是根基......”

　　夜校一周开三次课。

　　包国维教记账，教看秤，教简单的算术。

　　徐先生找来一位农科毕业的年轻人，教怎么选种子，怎么除虫。

　　师范学堂的学生也来帮忙，教识字，教写信……

　　来的人渐渐多了。

　　从二十人到五十人，到一百人，教室坐不下，就在院子里，点上汽灯。

　　三月中旬，发生了一件事。

　　那晚包国维正在讲课，外面忽然传来喧哗，几个穿制服的人闯进来，为首的是县教育局的一个科长。

　　“谁让你们办这个的？”

　　徐先生上前解释：“这是课余讲座，不收费，不发文凭，就是教百姓识几个字……”

　　“教什么？”科长拿起桌上的讲义，翻了翻，脸色一变。

　　“这上面写的什么？‘如何看懂报纸’？百姓看什么报纸？”

　　包国维走过来：“科长，看懂报纸，就能知道外面的行情，成都的丝绸卖到重庆什么价，重庆的药材卖到成都什么价，知道了，做生意就不吃亏。”

　　科长盯着他：“你是哪儿来的？”

　　“外地来的教员，在徐先生这里暂住。”

　　“教员的证件我看看。”

　　包国维取出证件，是茅盾提前帮他办好的，身份是“上海师范学校教员”，名字用的是化名。

　　科长看了半天，没看出破绽。

　　“夜校不能这么办。”

　　他把证件扔回来：“要备案，要审批，从今天起，停了，等批文下来再说。”

　　他带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