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国维就是大文豪 第119节
院子里一片沉默。来听课的百姓面面相觑,有人开始悄悄离开。
包国维走到院子中央。
“各位,今晚的课不上了。”
人们露出失望的神色。
“但我想说两句话。”他提高声音:
“记账的本子,还在你们手里,看秤的方法,还在你们脑子里,这些东西,官府禁不了,谁也拿不走。”
一个年轻人问:“先生,以后还教吗?”
“教。”包国维说。
“不让在学堂教,就在茶馆教,在屋檐下教,在任何一个能说话的地方教,想学的人,下个初一,在老南门茶馆见。”
人群慢慢散了。
徐先生忧心忡忡:“茶馆人多眼杂,更危险。”
“所以不在茶馆讲课。”包国维说:
“喝茶,聊天,谁有问题,随口问,我随口答,不算上课,算朋友闲聊。”
“这能行?”
“试试看。”
四月初一,老南门茶馆。
包国维和梁遇春坐在角落,要了一壶茶。
起初没人过来,直到那个卖菜的老摊贩出现,犹犹豫豫地坐在邻桌。
“先生……”
“老伯,喝茶。”包国维给他倒了一杯。
“最近生意怎么样?”
“记账了。”老摊贩从怀里掏出本子,翻开。
“先生您看,我按您教的记的。可这个数,怎么加起来不对?”
包国维拿过本子,仔细看,指出几处错误。
邻桌又过来两个人,是学堂附近的伙计,问怎么看懂布店进货单上的数字。
一壶茶喝完,桌边围了七八个人。
茶馆老板起初紧张,后来见只是说话,也就随他们去。
从那以后,每月初一、十五,老南门茶馆都有这么一场“茶会”。
来的人不固定,问题五花八门:怎么给孩子起学名,怎么写地契,怎么看懂官府告示。
包国维有问必答。
有时答不上来,就记下来,回去查书,下次告诉。
五月,发生了一件意外。
那晚茶会结束,包国维和梁遇春走在回学堂的路上。
经过一条小巷时,暗处突然冲出几个人,蒙着头,拿着棍棒。
梁遇春想喊,被一棍打中肩膀。
混乱中,包国维抓住一根挥来的木棍,用力一拽,把那人拽倒在地。
巷口传来脚步声。
“干什么的!”
是巡夜的警察,那几个人见状,扔下棍棒跑了。
警察过来,举起马灯照了照:“你们没事吧?”
“没事。”包国维扶起梁遇春。
“多谢警官。”
警察看看他们,又看看地上的棍棒:“得罪人了?”
“不知道。”
“最近小心点。”警察意味深长地说。
“县城不大,什么事都传得快,你们在茶馆做的事,有人不高兴。”
回到住处,梁遇春肩膀肿了,包国维后背淤青一片。
徐先生闻讯赶来,看了伤势,脸色凝重。
“是警告。”
“我知道。”包国维说。
“但他们没下死手,说明他们也不确定我们再做什么。”
“下次就不一定了。”徐先生说:
“你们得离开成都。”
“去哪?”
“往下走,去县城,去乡镇。那里天高皇帝远,管得不严。”徐先生说。
“我在嘉定有个学生,在那边办小学,可以接应你们。”
包国维看着窗外夜色。
成都的春天,夜里还有凉意。
“走可以,但这里的事不能断。”他说,“茶馆的茶会,得有人继续。”
“我来。”徐先生道。
“我老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就算敢,我这把年纪,也值了。”
包国维深深鞠躬。
三天后。
他们离开成都,沿岷江南下。
船上,梁遇春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墙,低声说:“先生,我们像逃难的。”
“不是逃难。”
“是播种,在北平种了一次,在沪上种了一次,在成都种了一次。现在去嘉定,再种一次。种子撒出去,总会有一两颗发芽。”
江水东流,青山向后。
船过乐山时,他们看见大佛的头顶。
此佛是唐代修的,一千多年了,还在那里,看着江水,看着人世变迁。
包国维想起《大国崛起论》里写的一句话:
“所有伟大的崛起,都始于微不足道的坚持。”
他打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
“一九三三年春,离北平。经沪上,至成都,现往嘉定。所到之处,工厂可毁,书可焚,人可散。但数人记住了技术,数人抄下了文章,数人学会了识字。此数人,或可再教数人。如此,火种不绝……”
嘉定城比成都小得多。
徐先生的学生姓赵,在城东办了一所小学。
小学只有三间瓦房,六十多个学生。
包国维和梁遇春到的时候,赵先生正在修课桌。
“包先生,久仰。”赵先生放下锤子,搓搓手。
“老师来信说了,你们就在这儿住下,后面有间空屋。”
空屋很简陋,土墙,一张板床,一张旧桌子。
梁遇春打水打扫。
包国维放下行李,就去教室外面看。
孩子们在念书,声音参差不齐。
赵先生走过来。
“这里的孩子,能念完小学的就不多。家里等着干活,能认几个字,会算账,就算没白来。”
包国维点点头。
“夜校还办吗?”
“办。”赵先生说,“这里没人管,县教育局的人,一年也来不了一次,就是地方穷,来听课的人,可能更少。”
“不怕少。”
晚上,夜校开了。
来的只有七八个人,大多是学生的家长,想看看新来的先生什么样。
包国维还是从记账教起。
他注意到一个中年女人,听得很认真,但从不提问。
下课后,别人都走了,她还坐着。
包国维走过去。
“大姐,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女人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先生,记账……能记清楚别人欠我多少钱吗?”
“能。”
上一篇:明末:白天死谏,晚上鉴宝
下一篇:返回列表
